一个主义，两种模式——从毛泽东到邓小平中国社会主义的飞跃
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同毛泽东的社会主义思想、观念是什么关系？搞清楚这个问题对于全面正确认识中国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对于不断认清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根本性问题，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
这个问题现在表面上并没有什么争论，实际上多年来一直或明或暗地存着明显的分歧。在国内外学术界中，时隐时现地存在一种倾向，夸大邓小平理论同毛泽东思想的差异，甚至把二者完全对立起来，否认前者是对后者的继承和发展。毋庸讳言，在这种倾向中，既有褒毛贬邓的，也有褒邓贬毛的。
这些年也出现不少高质量的研究成果。龚育之认为，“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的关系，概括起来就是八个字：一脉相承，两个阶段”，邓小平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不是枝节的发展和补充，而是开创了新时期、开辟了新道路、开拓了新局面”。[1]山东大学的一项研究成果认为，“毛泽东、邓小平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是同一个历史过程的两个不同阶段”，“邓小平的社会主义思想与毛泽东的社会主义思想是一种继承、纠正和发展的关系，其中继承是前提，纠正是契机，发展是主体”[2]。这些成果都既强调邓小平理论与毛泽东思想是一脉相承的关系，又指出其差异性。其正确性是不必否认的，但也确实使人产生一种不满足感。如何更鲜明和准确地概括邓小平理论与毛泽东的社会主义思想二者的关系呢？笔者经过初步研究，把它概括为“一个主义，两种模式”。
一
先讲“两种模式”。
邓小平理论与毛泽东的社会主义思想是中国共产党人领导中国人民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整个历史发展进程中的两个不同阶段，在他们的理论指导下产生的是两种不同的社会主义模式。
何谓社会模式？我们这里指的是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体制，社会组织形式，社会发展道路、运转机制，而主要是指体制。
中国在改革开放以前，毛泽东领导时期的中国的社会主义模式，总体上说是搬用了苏联模式。
这种照抄照搬苏联模式问题，在经济体制和经济文化建设上表现尤为突出。如在经济管理体制上建立了以指令性的计划管理为主要特征、以行政方法为主要管理手段的体制。正如毛泽东后来总结的，“那时候有这样一种情况，因为我们没有经验，在经济建设方面，我们只得照抄苏联，特别是在重工业方面，几乎一切都抄苏联，自己的创造性很少”[3]。在文化教育体制上，也存在这种情况。甚至因为某些具体的管理机构设置不同于苏联而自责犯了原则性错误，毛泽东曾举一例说，“过去有人因为苏联是设电影部、文化局，我们是设文化部、电影局，就说我们犯了原则错误。他们没有料到，苏联不久也改设文化部，和我们一样”[4]。这完全是把苏联具体的管理体制神圣化了。
仿照苏联模式表现在经济发展战略上是采取苏联的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方针；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追求“一大二公三纯”；在政治体制上，如干部管理体制和党委对政府部门的直接对口领导体制，以及权力过于集中的弊端，都是模仿苏联体制的表现和后果。
诚然，在讲到照搬苏联模式时，必须同时作如下说明：
第一，我国在20世纪50年代“学习苏联”的口号下，仿照苏联模式当时是收到了积极效果、取得了重大成果的。
第二，我们在体制建设上并非一切都照搬苏联模式。特别是在政治体制和政治建设上，毛泽东同志根据中国国情，吸取了苏联模式的某些经验教训，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体制。这个体制同苏联政治体制的区别有四个方面：其一是没有照搬苏联模式的无产阶级专政，而是建立了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后者同前者的突出区别是，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属于人民的范围，而俄国资产阶级在十月革命后是被剥夺了选举权的。其二是我们没有沿用苏联的苏维埃政权构成形式，而采取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其三，我国形成了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主党派的存在、各级人民政协的建立，是我国政治体制与苏联的共产党一党独存、一党执政的体制的重大区别，也是前者优于后者的重要表现。其四，我们没有搬用苏联的联邦制的国家机构形式，而是建立了单一制的国家，在少数民族地区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等等。
第三，1956年苏共二十大尖锐揭露斯大林的严重错误及其造成的严重后果。这一年我国基本上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中国共产党又面临着社会主义建设如何发展的新课题。在这种形势下，毛泽东对苏联模式的认识发生了重要的变化，这集中表现在《论十大关系》的重要报告中。这个报告以苏联的经验为鉴戒，在重、轻、农三者关系、中央与地方关系、民族关系、党和非党、革命和反革命、中国和外国等关系问题上，初步提出了我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建设的若干新方针，这实际上也是提出了探索有别于苏联模式的、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模式。邓小平同志后来创立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同毛泽东同志这个时期的探索是一脉相承的。
可惜毛泽东同志的这种探索在1957年很快就中断了。“文化大革命”前的十年中，尽管毛泽东领导我们党又积累了领导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建设和体制建设的许多经验，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也出现了严重失误。1957年反右派斗争、1958年发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1959年庐山会议对彭德怀的批判、开展“反右倾”斗争、1962年重提阶级斗争、1963年中苏大论战、1964年开始农村社教运动、1965年提出重点整“党内走资派”……这些使得“文化大革命”十年的全局性、长时间的“左”倾严重错误“水到渠成”。
虽然毛泽东的晚年错误不是照搬苏联模式的问题[5]，但与苏联模式和他对苏联模式认识的历史局限性都有一定关系。1956年前后，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对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体制开始进行了某些探索，但此后反复性很大。因此直至改革开放前，我国的体制始终未能真正革除苏联模式的弊端。“文化大革命”的左倾严重错误，既是这种弊端的表现，也是以它为背景、为根源的。把阶级斗争问题当成我党的基本理论和基本实践，提出“以阶级斗争为纲”，形成“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不仅同斯大林的阶级斗争越来越尖锐的理论没有什么区别，而且理论形态更加完备了。个人集权、个人崇拜是苏联体制的突出特点和弊病，毛泽东不仅对此缺乏正确认识，而且提出存在正确的和必要的个人崇拜的问题，终于重犯斯大林晚年的削弱和破坏党的集体领导原则和民主集中制、个人专断和个人崇拜的那种严重错误。
综上所述，毛泽东领导时期的中国社会主义模式，从总体上说是搬用了苏联模式。这一点，邓小平同志有过一系列的明确论断。1986年，他同雅鲁泽尔斯基谈话时就指出，“我们两国原来的政治体制都是从苏联模式来的”[6]。1987年，在会见南共联盟领导人时他又说，“过去我们搬用了别国的模式”[7]，1988年，他在会见莫桑比克总统时再次说，“我们过去照搬苏联搞社会主义的模式，带来诸多问题。我们很早就发现了，但没有解决好。我们现在要解决好这个问题，我们要建设的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8]。这里邓小平同志讲得十分清楚，改革开放以后要建设的社会主义模式是不同于改革前的模式的。
这也可以说，中国的改革开放就是要革除苏联模式的弊端。但这个改革并不是对体制的修修补补，而是体制的革命性变革，是模式的转换。邓小平说，“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9]
从邓小平理论与毛泽东的社会主义理论的关系来说，在一定意义上，改革就是在继承被实践证明是正确的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原则和基本经验的基础上，纠正被实践证明是不正确的理论观点及其指导下的影响生产力发展和社会进步的体制、道路和方法，纠正毛泽东的晚年错误，在这个“纠正”中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即形成新的社会主义模式。
这是中国社会主义的历史性飞跃。
二
这种模式的历史性转变具体表现为：
——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而且常常是以巩固权力为工作中心，转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是在什么是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问题上的两种不同思路，也是对什么是社会主义、贫穷是不是社会主义和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不同回答，是对是脱离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基础、通过抓阶级斗争来推动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还是把生产力的发展当成社会发展的最根本的决定性因素这样一些社会主义观中的重大问题的不同回答。
——从单一公有制，甚至把微乎其微的农民家庭副业当成“资本主义尾巴”加以割除，到主张和实行包括个体和私营经济等各种形式的非公有制在内的多种经济成分相互促进、共同发展，这是在基本经济制度和经济结构上的重大差别，它构成了两种不同社会主义模式的两种有差别的经济基础。
——从以指令性计划经济为主要特征、以行政手段为主来运转经济的管理体制转向市场经济的管理体制，这是区别两种不同的社会主义经济模式的中心之点。由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是对传统的社会主义模式的历史性突破，它同时也打开了我国社会、经济和文化发展的新局面。这个转变今天尚未完成。
——从平均主义、吃“大锅饭”，到主张并实行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承认差别，“效率优先、兼顾公平”，促进发展，带动越来越多的人富起来，达到共同富裕的目标。分配上的不同观点和制度也是两种不同模式的一个重要区别，也是关于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中的一个影响全局的问题。从平均主义到承认差别、允许先富的政策转变也是吸收历史教训的结果。正如邓小平所指出的，“过去搞平均主义，吃‘大锅饭’，实际上是共同落后，共同贫穷，我们就是吃了这个亏”[10]。自然，在这个关于社会发展、人民福祉和社会主义社会性质的问题上，如何正确处理公平与效率的关系仍然是个问题。现在公平被置于“兼顾”的地位。二者的最佳结合点在哪里？是一个有待实践进一步作出回答的问题。
——从基本上是封闭和半封闭经济、甚至是闭关锁国到全方位对外开放，同世界经济接轨，这个转变不仅在中国，而且在世界社会主义发展史上都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常说过去社会主义理论中存在某些空想成分，其实最突出的“空想成分”就在于想在与世隔绝的条件下，在孤立的“岛国”上建成社会主义乃至共产主义。这个转变从经济体系上突破，接着不可避免发生全方位影响，包括思想文化。我们现在已经开始从凡是西方的就是“姓资”的、凡是“姓资”的就是腐朽落后的这种观念的束缚中解放出来，真心实意地主张并吸取国外、包括西方国家的优秀文明成果。然而，什么是“西方国家的优秀文明成果”还有待进一步认识。
——从权力过分集中、民主严重不足、法制极不健全，转到提出建立和健全社会主义的民主法制国家。我们在这一方面已取得巨大的进展，造成了在改革开放以前难以想象的政治环境和政治局面，但政治体制如何同经济模式的转换相适应，如何建立一个有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有现代的政治文明的社会主义性质的权力制衡体系，仍然面临艰难而巨大的改革和建设任务。
三
从体制和运行机制、建设社会主义的具体道路和方法看，两种社会主义模式的各个方面都是很不相同的，用哲学的语言，甚至可以说是“对立”的。但必须看到，邓小平理论与毛泽东的社会主义理论是一脉相承的，邓小平理论是对毛泽东社会主义理论的继承和发展。
这里说的“一个主义”，是指它们都是坚持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解决中国社会发展进程中所面临的重大问题；它们是不同的社会模式，但都属于社会主义的。
从世界观来说，它们都坚持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灵魂和精髓，一切从实际出发，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结合起来，强调实事求是、反对教条主义和本本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和发展，毛泽东同志在全党领导地位的确立，正是在同党内和国际共运中的教条主义、本本主义的斗争中取得的。毛泽东的晚年错误，正是因为离开了他自己制定的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正确方法和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而邓小平拨乱反正、纠正毛泽东的晚年错误，正是从批判“两个凡是”、批判盛行一时的个人崇拜和教条主义，重新确立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即恢复毛泽东同志曾长期倡导的思想路线开始的，也可以说是继续了毛泽东同志开始的、又由他中断了长达20年的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探索。
从价值观上来说，毛泽东、邓小平都把为中国人民谋利益、社会公正和社会公平作为自己的社会价值取向，把消灭剥削、共同富裕作为追求的目标。只是他们在对达到这个目标的手段和方法上，存在以阶级斗争为纲还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把公平还是把效率放在优先地位的区别。
从制度和体制的方面看，他们都坚持社会主义的原则和基本制度。毛泽东同志领导创建了中国的人民民主专政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邓小平则始终不渝地致力于坚持和完善这些基本制度，一再旗帜鲜明地批评在中国搞多党竞选、三权分立、两院制的自由化言论。毛泽东同志领导在中国实行了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建立了公有制，实行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政策，邓小平把这种制度作为社会主义原则加以坚持。在这方面，两种模式不同点在于是把公有制和按劳分配当成“唯一”还是“为主”，是一元还是多元。
改革开放之前和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实行的都是社会主义制度。即使改革以前，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在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也是取得了伟大的成就的。这么说似乎无的放矢，其实不然。二十年来，不同政治思想倾向的一些人，从不同的角度否认或怀疑这一点，有的把毛泽东的社会主义观看成是“农业社会主义”或“封建社会主义”，有的则声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搞的是资本主义。[11]
为什么会产生这些观点和疑问呢？问题可能出在把社会主义标准化或理想化。“标准化”是指以社会主义经典作家的设想作为标准，或者以苏联模式作为标准去衡量两个阶段的中国社会主义。“理想化”是指要求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纯粹又纯粹，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局部失误和偏离，如毛泽东领导时期的平均主义、吃“大锅饭”、个人专断和党的集体领导、民主集中制的削弱和破坏，改革开放以来贫富悬殊、腐败的蔓延等否定基本制度。
笔者认为，在什么是社会主义的问题上，我们宁可把标准放得宽一些，看得活一些。马克思也好，列宁也好，从来就没有给后来人留下什么固定的模式和必须固守的教条。社会主义怎么搞，需要不断探索，这是一个漫长和曲折的发展过程，纯之又纯的社会从来就没有过。当然，社会主义是有根本原则和基本标准的。它的根本原则是什么？这里不妨引用邓小平的几次论述。邓小平说，“社会主义有两个非常重要的方面，一是以公有制为主体，二是不搞两极分化”，照这个方向走，就是坚持社会主义。[12]“在改革中，我们始终坚持两条根本原则，一是以社会主义公有经济为主体，一是共同富裕。”[13]“我们在改革中坚持了两条，一条是公有制经济始终占主体地位，一条是发展经济要走共同富裕的道路，始终避免两极分化。”[14]“社会主义原则，第一是发展生产，第二是共同富裕。”[15]这里不厌其烦地重复引用，是要说明邓小平的这个观点不是偶然提到，而是一直坚持的。
四
在中国社会主义发展过程中，在“一个主义”指导下的社会主义实践，为什么会形成两种不同的社会主义模式呢？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前为什么会形成那种存在严重弊端的模式？原因是多方面的，主要有：
第一，毛泽东的社会主义理论和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产生于不同的时代和不同的国际环境。一个是革命与战争年代，一个是和平和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年代，这种不同的时代和国际环境不能不给社会主义模式打上烙印。以对外关系为例，建国初期，帝国主义政治上孤立、军事上包围、经济上封锁我们，这是当时我们闭关自守的客观的、也是主要的原因。正如邓小平所说的，“我们建国以来长期处在于同世界隔绝的状态。这在相当长一个时期不是我们自己的原因，国际上反对中国的势力，反对中国社会主义的势力，迫使我们处于隔绝、孤立状态”[16]。当然也有主观原因，这时我们对对外开放、学习西方文明成果缺乏认识，以至于到20世纪60年代有条件加强国际的交往和合作时仍然自己孤立自己。把对外开放作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项基本国策确定下来，正是在经济全球化迅猛推进、民主化潮流势不可挡的新的国际环境中，总结了闭关锁国造成中国长期落后的深刻历史教训的结果，所以不能脱离时代条件和国际背景来比较不同的社会主义模式。
第二，经验和认识问题。在中国搞社会主义是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只有在实践中不断总结经验教训才能向前推进。建国初期，没有其他的经验可以借鉴，唯一的榜样就是曾经给苏联带来巨大发展的苏联社会主义模式，于是学习苏联、甚至照搬照抄也就不难理解。人们有理由抱怨和指责曾经给中国带来灾难的失误，但平心而论，没有曲折、没有教训人们也很难聪明起来。没有超阶段、搞“大跃进”、刮共产风的教训，就不能深刻认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重要性；没有“以阶级斗争为纲”、进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历史教训，就不易提出要紧紧扭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不放；没有在长期实践中体验指令性的计划经济体制的弊病，就不能有那么大的理论勇气去突破传统的社会主义理论的框架，建立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体系。曾经是毛泽东时代党的领导核心成员、多次坦率地承认对改革开放以前党的失误也负有责任的邓小平同志，后来成了中国改革的总设计师，也说明这个道理。毛泽东时代积累的建设社会主义的丰富经验，包括十年“文化大革命”的反面教训，以及后来苏东共产党人丧权亡党的惨痛历史教训，都是形成邓小平理论和新的社会主义模式的极其重要的条件。后人在前人积累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突破前人，又为其后人突破自己奠定基础，实践无止境，创新也无止境，这是社会前进的一般规律。当然这一切并非自然发生。历史的停滞甚至倒退也是常有的事，重要的是能否正确总结和汲取历史经验教训。
第三，建立社会主义是一项十分复杂的系统工程，要解决好一系列的矛盾关系，难度极大。许多事情都不是简单的姓“马”还是姓“修”，是“左”还是右，姓“社”还是姓“资”等非此即彼的问题，而是要在解决这些矛盾、推进发展中寻求一个合理的“度”。真理多走了一步便成了谬误，难就难在如何做到“适度”。不加分析，简单地指责前人是无济于事的。比如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问题，难道像毛泽东这样伟大的历史人物也不懂吗？建国初期，确实存在着巩固政权的严重的政治任务，即使在平常的经济建设中也存在端正政治方向的问题，但把政治的作用夸大到高于一切、压倒一切的中心地位，把政治问题集中到就是巩固权力，在剥削阶级消灭以后还把阶级斗争问题作为党的工作的纲，这就由过“度”导致谬误。再如坚持党的领导与人民群众当家作主的关系、既要吸取国外优秀文明成果又要拒绝和抵制西方的落后和腐朽文化的关系问题、公平与效率的关系问题，如何找到其最佳的结合点，即做到“适度”，原则上规定、理论上说清楚就不易，做起来、操作起来就更难了。稍微偏一点就会出问题，问题多了就会成为倾向性的错误，成为体制性的错误，我们对待这些错误，只有放到当时的具体历史条件下去分析和评价。
其他方面的原因，比如，主要领导的个人经历、经验、素质和品格，对体制和模式的形成也有一定的影响。如邓小平理论的形成、他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设计和成功指导，就同他在半个多世纪波澜壮阔的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积累起来的丰富经验，在几起几落的坎坷经历中长期磨炼而造就的刚毅性格、务实求真的风格、敏锐的政治洞察力、驾驭复杂局势的能力有密切关系。
（原文载《北京大学学报》2003年第1期。）
[1] 龚育之：《总结历史，开拓未来》，《光明日报》2001年6月29日。
[2] 樊瑞平、张乐岭：《毛泽东邓小平社会主义思想比较研究》，《光明日报》2001年10月23日。
[3] 《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831页。
[4]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285—286页。
[5]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37页。
[6]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78页。
[7] 同上书，第237页。
[8] 同上书，第261页。
[9] 同上书，第113页。
[10]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55页。
[11]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58页。
[12] 同上书，第137—138页。
[13] 同上书，第142页。
[14] 同上书，第149页。
[15] 同上书，第172页。
[16] 《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学习纲要》，学习出版社1995年版，第4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