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言

一般来说，当代文学始于1949年末，是社会主义时期的一种汉语书写形态。它是现代文学的一个延续，但格局完全不同于以往，内蕴发生了重要的变化。新中国成立初期，唯一性与纯粹性成了一种标志，作家转向的问题就提出来了。文学由个性的体现变成了载道的工具，于是红色文学一家独唱，灰色的、个人主义的作品均让位于集体主义与社会主义精神，思想愈发明确，精神是高蹈于革命的舞台上的。“五四”时代的奔放之情开始隐退，列宁主义与毛泽东思想的话语方式主宰了大陆的文坛。

有着相当写作经验的人，意识到先前的理念已失去效应。曹禺、沈从文、茅盾、萧军等人已没有了旧日的潇洒。文学被赋予了相当多的使命，消遣与智性的表达让位于现实的体现。文学是听从外在世界的召唤，还是听从内心的召唤，一时成了问题。热爱新社会的知识分子在迅速调整思路，此外别无他路。老舍在新人新事上下功夫，巴金也只好到朝鲜的前线去找新的题材，李劼人下笔犹豫不决，对新生活的扫描远不及对旧日子的勾勒，不久便终止了创作。作家的路，变得不那么容易走，处处有埋伏，路路是陷阱，仿佛蜀道般难矣哉。

但对那些了解百姓生活的作家而言，有另一番体验。他们的生命就顺应在一种历史的进程里。孙犁的小说、赵树理的速写、王愿坚的笔记，都是那时候精神的折射，有了一种纯度。由于社会的变更，旧文人的思路受到限制。在热情的青年作家眼里，这是历史的逻辑，抗拒是不行的。这时候我们看到了许多新的作家，宗璞、王蒙、刘绍棠等都在那时贡献了有热度的作品，革命的必然性在其文字里多少都有些表述。

那时候的小说理念是受苏联影响的，但格式却被延安时代形成的逻辑所限定。苏联的小说有丰厚的传统，到后来托尔斯泰与陀思妥耶夫斯基也被渐渐扬弃了。列宁主义进入文坛后，只有高尔基勉强可以算作革命文学，19世纪之前的许多文章都成了扫除的对象。因为社会革命的到来涉及意识形态的变革，文学被纳入到这样的过程中。个体生命的智性闪烁成了一个消极的问题，小说的题材与表现都受到了限制。后来出现的《青春之歌》《林海雪原》《红旗谱》以及《海岛女民兵》《欧阳海之歌》，乃革命理念与社会道德要求的体现，文学承载的社会使命超过了民国小说的自我中心和写实的向度。

但在港澳台地区、欧美的华人那里，文学的生态是另一种样式，在冷战的影子下，文学书写有了不同于大陆的色调。台静农、张爱玲、陈映真、白先勇以特别的文笔，显示了他们心中的政治。只是旧文人的趣味尤在，没有与民国的心境完全隔绝，在质感上有了很东方的意味。他们中的许多人表面上是一种平静与淡雅，而精神里的苍凉感一时挥之不去。在这些华人写作里，没有政治的政治也成了作品的灵魂。

对比海外与大陆记忆的不同，能够感受到中国文学与社会环境的深切联系。当唯道德化与唯意识形态化成了主导，文学只能成为统治阶级精神的奴仆。“文革”期间文学一片萧条。除了浩然的写作外，可以阅读的小说殊少。那些先验为主的作品，只是泥土气的诗意的点燃，精神是单调和寡趣的。1976年之后，思想渐渐解放，遂有了《班主任》《伤痕》《回答》《致橡树》一类作品。接着我们听到了归来者的歌唱。艾青、巴金、王蒙、汪曾祺、宗璞、张贤亮等都有出人意料的佳作问世。《春之声》《绿化树》《三生石》《受戒》等俘虏了那么多的读者。较之于五六十年代的文学，文人气与精神厚度都不甚相同了。

那时候的作品被政治和历史的责任所包围，还是一种拨乱反正和思想出口的寻找，人们借用小说的形式去思考更为复杂的人生。在小说本体层面探索的人，还不是很多。这里值得一提的是汪曾祺，他第一个从远离流行色的层面，去思考小说的方式；把明清的语言和民国的语言杂糅在一起，便有了异样的声音在。汪曾祺的小说平淡而有内涵，幽默、灵动的愁思与乡土的意象交叉，有田园般宁静的美。他放弃流行了几十年的语言方式，把士大夫的词语和民间的调子引入小说的语境里，味道便非同寻常了。此后一批有潜力的作家，在文体上呈现出一种美质，林斤澜、阿城、高晓声都有不凡的小说为人所喜爱，一时间旧式白话小说复活了。

实在说来，能像汪曾祺那样思考问题的人毕竟很少，因为大家都还不是文章家。吸引人的视野的，还是个性的话题，即沿着“五四”的路前行。80年代是小说自觉成长的时期，乡土的与先锋的、古典的与逍遥的作品都出现了。接着我们看到了域外文学的渗透，许多作家身上都有着他们的影子。巴别尔、马尔克斯、尤瑟纳尔、卡尔维诺、略萨的文本开始吸引着人们。莫言、余华、王小波都流动着他们的血液。那时候涌现出一批先锋派的作家，刘索拉、徐星、马原都有不错的作品问世，精神的跨度已非前代人可相提并论。不久又有寻根文学的出现，他们在故土里提纯意象的努力，寓言里的不可理喻的存在，似乎在暗示多样的可能。

这些新出的作家多多少少有形式主义的痕迹，在谋篇布局上颇为用心。莫言的光彩与声音，王安忆的文体，马原的叙述逻辑，阿城的气韵，都是独步文坛的舞蹈，让人叹之爱之。阎连科的结构方式，格非的哲学气质，王小波的癫狂笑声，给小说注入了异样的血液。较之于民国的小说，这些作品的内蕴和形式都很是不同了。

远离政治的书写，其实是寻找失落的传统。杨绛、张中行、张承志、张炜、韩少功的散文都有难言的隐喻，汪曾祺、孙犁、木心、林斤澜的小说在乡土和怪诞里叙述人间的故事，不少都意味深长。那些作者厌恶虚伪的存在，故在宁静之中表达其对世界的态度。乡土小说与寻根小说，有意以出离现实的笔触写人写事，其实也是苦涩记忆的一部分。他们对世间变故的描述，是有着大的哀凉的。

六十余年间，文学的多种可能已经出现。大致说来，有载道意味的作家，宗璞、王蒙、阿来是其间的代表；有乡土的文人，汪曾祺、孙犁、贾平凹、铁凝可以归为此类；写实的有陈忠实、高晓生、刘震云、王安忆、刘恒、刘庆邦、路遥；写意的有白先勇、阿城、叶广芩、莫言、王小波、格非等。这样的划分未必准确，或者说遗漏了一些人，但大致可以看到风格的多样及其价值。

许多作家给我们带来了惊喜。贾平凹、莫言、王小波、史铁生、阎连科、王安忆、刘震云的笔墨，是一个时代精神的高度呈现。贾平凹的小说有神异的底蕴，说狐谈鬼时，谣俗之调悠然地响着，吟哦着秦地百姓的苦乐。其文字有明清的味道，杂以民国之风，是乡下的晚唱，缠绕着神异之曲。但他并未逃逸出我们的社会，其《秦腔》《带灯》的社会隐含是十分巨大的。而《古炉》明暗交错的存在乃一曲绝唱，诚为近年小说的高峰无疑。贾平凹的文字显示了汉语写作的魅力。他的存在，非寻常人可以比肩，鲁迅、周作人以来的笔触在中断多年后，终于因他的存在，衔接了一条文明的通道。莫言的小说是一个异类，他的想象和力量感，是汉代之后最为迷人的景观。他的作品是鲁迅的底色，服装呢，乃马尔克斯式的，而皮肤则纯然的故土特征。莫言对人间丑陋与美色的描述极具诗意，狂欢的调子和魔幻的舞蹈出现在笔底，巍巍然有高山境界。从《透明的红萝卜》到《檀香刑》，乃乡土的摇滚，唱出了一个世纪的不幸与求索。与他同龄的作家王安忆，一直摸索着一条属于自己的路，自《小鲍庄》到《天香》，跨度很大，幽深的历史灵思在她那里出现了。我们读王安忆，有时候会觉出和张爱玲的联系，虽然她缺少一种冷酷与绝然的笔触，但委婉间的沧桑与悠然之意，在作品里飘来飘去，给读者久久的感念。

文学是一种世界图景的截取，剪裁之刀何处落下，都非随意为之的。我们看刘恒写《伏羲伏羲》，乃人性的歌咏，用意颇深；他在《虚证》里的残忍之笔，分明有了鲁迅的气息。刘震云从《塔铺》《一地鸡毛》到《一句顶一万句》《我不是潘金莲》，把人性世界的复杂与趣事勾勒得栩栩如生，一个民族的不幸和生生不息的存在，被再现出来。阎连科的小说几乎篇篇有挑战性。《日光流年》《受活》《丁庄梦》《四书》，都是向极限挑战的文本。他对现实绝然的态度，和那种常人无法忍受的拷问，我们只有在鲁迅、莫言那里才能够看到。而他把那些不幸的历史更为立体地还原了，有时妙意迭出。这几个作家都非象牙塔中人，精神显得异常幽深。他们的审美，都和故土的经验相关，而文本内在的潜质，似乎还没有全部释放出来。

这里不能不提的是王小波。他的《黄金时代》《青铜时代》等作品，是有很深的历史感与想象力的。这个早逝的作家具有卡尔维诺式不可思议的伟力，其亵渎神灵的笔触令人想起拉伯雷的小说《巨人传》。他写小说是一种美的精神的外溢，其间是自愿与自己的智力结构为敌，超越于想象与词语的维度，向着更高的审美高地挺进。他的随笔也常常石破天惊，不断嘲笑我们历史中的假正经，以及人性里的虚伪。面对那些丑陋的存在的时候，他是笑与癫狂的，以智性的词语述说着我们生活里可怕的一页。这样的超智慧的跳跃，把一个时代的本色点化出来了。他由此成了一个奇特的存在。

小说的地域特征，是被一些作家所注意的。叶广芩的京味儿，从老舍那里出来，又从老舍那里走开，形成了自己的词语链。迟子建的东北风情，阿来的西藏记忆，张炜的山东调子，我们何曾能够忘记？阿来写西藏，真乃神笔也，所歌所舞，天意的雪花与阳光均在，是离太阳最近的童谣，弹奏着高原的神曲。

在众多的小说家被日常生活吸引的时候，精神天空的太阳被漠视了。我们在许多作家的文本里很少看到精妙的形而上的文本，或者说很少有人进入对存在的实有与虚无的拷问。可以提到的作家或许只有史铁生。他是独自沉浸在自我世界的文人的歌咏者，其文本在整个文坛是独特的。史铁生在小说和散文里抒发的情思，由社会命运到个体命运，近乎神学的文本。他在《我与地坛》《务虚笔记》等作品里形成的思路，是对唯物主义理念下的小说时空的颠覆。史铁生对人生的追问，其实是对词语的追问，他对表达的有限性的焦虑，一直让人感到幽玄的美。那些哲学家关注的话题在他笔下获得了一种感性的力量，似乎印有尼采的影子，也有卡夫卡的不安。他由自己的残疾而推向社会的病态，由社会的病态进入对存在的意义的拷问。这种写作，在他是自然的，丝毫没有扭捏别扭的痕迹。在诸多文字里，沉郁而苍凉的气息缭绕着人间的宿命。史铁生恢复了神秘的写作的快慰，为唯心主义作了证明。这个为存在价值而写作的人，把人间虚幻的景观一个个消解掉了。

与史铁生个体受难的感受不同的是那些对历史作还原的作品。刘庆邦、苏童、李佩甫、杨显惠等，记录了人间惨烈的一幕。刘庆邦对煤矿工人的描述，杨显惠笔下的西北的死难者，都是有相当的力度的。这些作家的身上有左翼文化的基因，看人看事不定于一尊，感性的体验是教科书里没有的存在。苏童《河岸》对“文革”生活的奇异描述，是带着痛感的思考的，在灰暗的记忆里保留着爱意。李佩甫《羊的门》所写的社会腐败与官场的沉降之文，都有忧患之闪烁。杨显惠《夹边沟记事》则是一段苦难史的流露，无数冤魂的散落中有人间最为可怕的记忆，作家的良知也历历在目矣。

我们翻看几十年的作品，写实者有之，务虚者偶在，承受沉重者多多，隐逸地自唱自乐亦为数不少。一方面是古小说的影子，孙犁、汪曾祺、阿城、贾平凹流着前人的血液；另一方面有西洋文学的痕迹，莫言、余华、格非等都幻化过洋人的形式，采众长而为己用，成一时气象。近年来小说的数量大增，作家队伍开始分化，流派也出现了多种，笔记体、翻译体、说书体的作品一一展现在读者面前。

诗歌领域也有重要的景观。从艾青到北岛，从穆旦到海子，有着可圈可点的成就。散文、报告文学、科幻小说，都有好的成就在。六十年间的文学，样式由单一到多样，题材也由简单到复杂，可以说有了各类可能性。但中国当代文学最大的问题是人们对母语的感受力下降，作家能够成为文体家者甚少。这与教育里缺乏文章学的理念有关，和社会流行的八股理念也多有牵连。文体表面看是词语的问题，其实是精神境界的问题。好作家未必都是文体家，而文体家一定是好的作家。木心在美国期间写下的作品，都是文体家的笔记，有着与人不同的个性。他写诗、画画，也做小说，都是与国内文坛毫不一样的格式。木心是跳出历史语境，以上帝般的神笔瞭望人间的人。他自己伤痕累累，可我们在文章里却看不到什么，真的奇哉怪矣。在他作品里不仅有生活的记忆，也有文章游戏里的智慧观照，把汉语的潜能袒露出来。文学写作不都是记录生活，还有对精神体操的描述。把写作当成一种精神的攀援，那就比先前的现实主义与浪漫派的文本更有意味了。

文学家的路，难以定位，大家各有所爱，不妨自由放步，各自走去就好。莫言以狂放、魔幻而快意书写，大的自在自不必说。贾平凹在佛音与古韵里出没，且走且喜，于空幻里得大自在，流溢着旧文人的气息。阎连科在幽深的路上独自吟哦，空旷辽阔的夜空有他的灵魂在，思想星光般闪耀，亦可说是一种自我的燃烧。王安忆自变化里与苍生对白，上海气与古典美缓缓而来，有自觉的诗学追求。此外，我们还看到无数更年轻的作家走在小说的路上，词语与情思别有天地，超越前人的态势也渐渐露出端倪。他们在各自的路上前行，也留下了各自的遗产，成了我们这个时代的雕像。说小说家有一个民族心史的隐秘其实是对的，但他们真正的价值或许是在一种幻象里救出自我或救出别人。几代人的写作，留下了这样的痕迹。在枯燥无味的生活里，他们给无意义的生活带来了意义，只是与道学家所讲的价值有所不同罢了。

当代文学令人眼花缭乱，似乎迷津多多，但亦非无迹可求。六十余年的历史，可总结的经验与教训很多。试验与失败，探索与追求，留在无数人有温度的文字里。读诸多作家的文本，深处有一种时代的投影，可以了解几代人的智性过程和趣味的走向，也可以知道我们的母语发展中的明与暗。中华文明的延续，一直涉及母语表达的可能性问题。阅读当代文本，细察其间的急缓、强弱之境，才知道我们今天应做些什么，避免些什么。如是，方能够拓新途于野径，得妙意于笔间，真的“郁郁乎文哉”也。

2013年1月23日

【拓展阅读】

1．洪子城：《中国当代文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2．陈思和：《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3．陈晓明：《中国当代文学主潮（第二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

4．程光炜：《文学讲稿：“八十年代”作为方法》，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