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多元协调共治”

21世纪初期的国际关系，正在由过去的多极冷战式共存，朝着新的多元协调共治的方向，缓慢却有力地实现过渡转换。

它首先是基于西方的乏力这样一个重大现实，其次受到新兴的非西方力量不断崛起的推动。国际力量发展不平衡的局面，在资本主义列强统治世界的几百年间一直存在，主要表现为主要西方国家之间争夺市场和资源、控制资本流动和收益、掠夺殖民地和落后国家的彼此实力的消长与斗争。然而，在新的时期和背景下，“新老竞争”和权势转换的命题，具备了更加积极的内涵。非西方世界的一批大国（典型的如“金砖五国”），凭借自身综合国力的稳步提升，力图向国际政治舞台的中心逼近，逐步改变传统西方国家长期主宰各种重大国际制度的局面。这是一个全球力量和思想再平衡的进程，是少数国家主宰而多数民族沉默受抑之时代的校正。在此意义上，新兴国家崛起的历史作用怎么讲都不为过。

但应当清醒地认识到，传统西方霸权国家（欧美日等国居于核心位置）并不会坐视主导权的旁落，而将会千方百计维持旧的格局并打压竞争者。器物和数量层面的大小及竞赛，与制度层面的强弱优劣并不能等同。新兴的非西方大国目前充其量只是在诸如制造业产能、GDP总量、公路和高铁里程这样一些领域有超越和领先势头，但在生活质量、价值观的吸引力、生态与人权保护、国际话语权和公共产品供应等方面，仍处在相当落后的位置。这里还没有提新兴国家之间的战略猜忌和利害冲突，没有细究这些发展中大国自身存在的制度弊端和社会政治危机。考虑到新兴国家崛起过程的诸多不确定因素，新旧不同势力此消彼长的摩擦会不断加剧，取代过程肯定漫长曲折。中期观察，不能排除一些新兴大国中途受挫、停滞不前的可能，也不排除传统西方强国重振强势、引领下一轮世界潮流的情景。

从主要领域观察，在全球层次上，将会缓慢出现“多极多元、协调共治”的局面。它包括了中国人常说的“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或“一超多强的新力量格局”，有着比它们更加复杂的样式。比如，从新旧交替方式看，一种可能是形成各种新的区域性力量中心，这些同时包含西方强国和新兴大国的力量中心，在某些地区强国（中东欧的波兰、西亚的土耳其、南部非洲的南非、中南美洲的巴西和墨西哥）的强力引导下，将依托本区域的经贸一体化和文化向心力，建立和发展一批区域性国际标准和制度框架（如欧盟法律框架、东盟安全共同体、西非国家货币同盟、拉美能源合作机制等），对原先国际制度规范形成挑战或加以修正；另一种方式，是在全球范围调整原有国际制度的结构，重新分配投票权、资金存留比例、领导人国别来源或其他决策份额，经过长期而艰难的斗争较量，包括各种结盟与分化的手段，逐步使各种全球性国际组织和规范适应新的力量格局。在政治和安全领域，联合国机制的变化，特别是安理会结构的改革，以及安理会所决定的集体解决国际冲突与维持和平的方式，将成为未来十年不同力量和声音较量的一大平台。在经贸和环境领域，以8国集团和20国集团为主要象征的传统西方大国和新老国家并存的两类国际机制，包括受到它们左右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世界贸易组织等国际机制，将以互补、合作和竞争、超越的双重博弈，通过复杂的磨合进程，在长期的此消彼长中，共同制约全球的可持续发展进程。在文化与社会领域，以联合国宪章和“人权公约”、经社理事会与教科文组织为主要体现的国际文明制度及其规范，在被各国越来越多地利用来解释本国的政治制度、文化战略、外交方针合法性的同时，自身也将不断地得到各种充实、修正和完善，成为更加显著的全球性伦理价值与国际法来源，或有形或无形地制约着世界范围新生态政治和重大社会思潮的起落。

图5　2014年G20峰会领导人合影（2014年11月）

来源：环球网（http://world.huanqiu.com/photo/2014-11/2752528_7.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