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军事权重的递减

当代世界政治里，只有长时段才可观测到的一个趋势是：在国际制度的生成演进中，乃至整个国际体系的变迁过程中，经贸、外交、法律各种制度与约定方式的作用逐渐增强，军事制度在保持强势地位的同时，其权重和优先性逐渐下降。

刚刚过去的20世纪是主要国际制度诞生和发生作用的世纪。它的特点之一是，由于两次世界大战和若干重大局部战争的严重后果，战争与和平问题始终是各国决策者和民众关注的首要事项，与此相应的国家中，军事关系保持了在国际制度创造过程中的强大而首要的位置。在几百年国际体系的变迁中，在国家间关系的处理上，在重大争端的解决方面，军方一直是决策圈子的核心成员，军费开支始终占据国家预算的最重要部分，国防和对外军事干预的开支从来是大国（尤其是老牌西方大国及俄罗斯）优先安排的内容，直到二战结束之前在很多国家的对外事务里，尚武都是主导性的社会风气；可以说，军事手段与外交手段或商务手段或其他对外交往工具相比具有明显的支配性。一战后建立的国联和二战后诞生的联合国，作为全球最大最重要的国际组织和法律制度，目标旨在防止类似两次世界大战的悲剧再度发生；联合国系统中的多数国际制度与规章，如国际原子能机构、安全理事会、人权委员会和难民署以及维持和平行动（PKO），占有了大多数国际资源并排在各国政府议事日程的最前面，成了国际社会关注和国际组织活动的绝对重心。从各方面因素综合分析，今天和未来一段时间，在上述逻辑继续有效的同时，有不少新的线索出现和新的要素介入，令国际制度的生成与变迁过程呈现多元、非线性的特点，也令传统的军事、外交、商务等等交往手段的重要性顺序及使用频率发生复杂而重要的改变，出现日益增多的变化与改观。

图6　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与埃及外交部长就调停巴以冲突进行会谈（2012年11月）

来源：中国日报（http://www.chinadaily.com.cn/hqzx/2012-11/21/content_15946485_2.htm）

首先，外交民主化浪潮正在席卷世界各个地区，政府不得不适应社会公众更大知情权的要求并做出一定改变，NGO在国际组织和各种论坛上的发言权得到增强，信息的迅速传播和新媒介的层出不穷削弱了国家权力的某些垄断。因此，可以说，新的社会运动和思潮加入到国际制度制订和修改的有力参与者之中。典型事例如NGO在国际禁雷运动和对中小武器的管制加强过程中的角色。其次，经济全球化和地区经贸一体化的势头日益强劲，世界各国经济贸易和生活方式的联系日益紧密（包括生产过程/消费偏好/融资流动之相似性的增强），从积极意义讲，无形中加大了各国之间尤其是主要国家之间发动战争、以武力解决问题的代价，外溢出政治对话、军事缓和、军备控制的效果。联合国秘书长在解决地区热点事务中调解作用的增强、安理会决议的特定威慑力和道义影响力的提升、各个地区联盟的安全对话与协调的密集化，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世界经济政治化、世界政治经济化的更大互动。再次，由于各种因素的综合作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尤其是冷战终结之后，国际制度乃至总体国际关系的一个进步趋势是，各种武力霸权、政治威权、外交强权虽然没有消失，某些时候甚至强势显现，但它们受到的有形无形的约束在增多，战争使用的禁忌在增多，约束来自更多方向，相对过去而言其权重和便利程度均有所下降。这方面，美国给出了最好的教训：这个超级大国在军事上依然是超群的，它干涉世界各地事务的愿望和能力依然强烈而有力，但美国在军事战场之外的失败到处可见，支撑美军战斗力的财政资源受到更多约束，来自联合国和其他大国的制衡越来越明显，最近半世纪里几乎每隔一二十年美国介入全球大型冲突的能力就要降低一个层次（从宣称“同时在两个半战场作战”，到“同时在两个战场作战”，直至近年所说的“同时在一个半战场作战”）。“软实力”得到更多重视与使用，军事手段只有在外交竭尽所能之后才予以考虑。

军事优先性受到更多约束的预测，可能引起一些质疑，特别是考虑到现今军备竞争依然无休止、某些地区（如东亚和中东）依然存在的军事对峙局面。这里并非否定军事的重要性，以及它在未来很长时期仍将占据的国际事务决策过程的巨大权重。我只是说，从全球社会与国际关系几个世纪的演化看，军事的主导权呈现缓慢下降的趋势，炮舰政策受到多方约束，军费开支总量尽管上升、但它们在各国GDP中的比重保持了相对下降的态势；从另一方向观察，国际法的重要性正在获得更大重视（如遵约程度的提高、国际法的相对增强和覆盖面的扩大），“社会与国家”关系中前者的声音相对逐步提高，公民个体的权利和整体的社会力在国际和平与发展（包括制度演进）的作用在上升。

图7　伊曼努尔·康德

哲学家康德曾经论证过人类向善及国际进步的必然性。在他看来，人作为特殊种类的进化，是一部复杂的历史大书，一个从动物性的低级阶段开始、逐渐引导到人类的较高阶段的进程，其间充满了混乱、野蛮、争斗、蹂躏和反思、克制、摸索、改进；表面上的无目的性、偶然性和频发的灾难汇聚到一起，迫使人类探索保全自我、不被毁灭的各种路径；国家就像微小的物质尘埃一样，通过它们相互之间的偶然碰撞来尝试着各种各样的形态，这些形态又由于新的碰撞而重新解体，直到有一天，最终偶然地形成了一个能够保持住自己的形态。“野蛮人的无目的状态所造成的结果是：这种状态抑制了我们人类的全部自然禀赋，但是，最终又通过这种状态给我们的类所带来的灾难，迫使我们的类超越这种状态，进入公民制度。在公民制度中，所有那些自然禀赋的胚芽都将得到发展。已经形成了的国家的野蛮自由也造成了同样的结果。由于把共同体的全部力量都运用在相互之间的扩充军备之上，由于战争所造成的蹂躏，更多的是由于随时准备扩充军备、进行战争的必然性，虽然完全地发展自然禀赋的进程受到了阻碍，但是，由此产生的灾难却迫使我们的类，为许多国家之间的、产生自这些国家的自由的、本身有益的对抗寻求一种平衡的法律，建立起一种联合起来的、强调平衡的力量，建立起一种国家公共安全的世界公民状态。”^[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