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出狱人社会保护在我国的现状分析

我国现代意义上的出狱人保护工作产生于20世纪80年代，随着我国社会政治经济形势的发展，出狱人保护纳入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系统，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绩。在法律保障层面，特别是随着《监狱法》的出台，有关部委配合《监狱法》中的相关规定先后以“意见”“决定”“通知”等形式下发了一系列法规及文件，对这项工作的性质、目标、措施等事项作出了具体规定，使出狱人保护的发展逐步走上了依法实施的轨道；从政策保障层面，党中央及中央综治委先后多次以“意见”等形式下发了一系列政策性文件，尤其是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出台，有效地发挥了政策的保障力量；在制度保障层面，逐步建立健全了出狱人保护工作机构和由省到村（居）五级工作网络，同时建立了以安置就业和社会帮教为主要形式的出狱人保护制度，使出狱人社会保护工作逐步走上规范化的轨道。

但不容忽视的是，面对新的形势的发展，特别是社会管理创新的要求，我国的出狱人社会保护工作还有不少值得改进之处。在以下几个方面尤为突出：

一是出狱人社会保护立法滞后。我国至今还没有一部专门、系统的规范出狱人社会保护的法律，尽管监狱法等法律规定了涉及出狱人社会保护的个别条款，但也仅仅停留在原则性的规定。另外，关于出狱人安置帮教工作的有关内容只规定在部门规章中，法律层次较低，这使得出狱人的某些权利缺乏法律性保障，有关的保护措施难以落实。二是出狱人社会保护的社会化程度不够高。目前，我国出狱人社会保护还是以国家为主导，并大范围动员国家机构参与。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各地成立了由政府发动的动员其他国家机构充分参与的“安置帮教组织”（各地名称不一，有的叫“刑释人员帮助安置协调领导小组”，有的叫“刑释解教人员安置帮教领导协调小组”等等）。从目前出狱人社会保护的工作机构看，工作机构归属不畅。以往出狱人社会保护工作多放在司法局基层工作处，现在一般放在社区矫正机构，多是代管，即使成立一个下属机构，往往人员配备专职不多。出狱人社会保护需要全社会齐抓共管，尤其是相关部门的配合，但现实工作中，却成了司法行政部门的事，相关成员单位也就是每年几次联席会议上见面谈谈，至于如何相互配合缺少落实。民间参与程度不高，真正中立的民间团体发挥的作用还不大。这种由国家来承担出狱人社会保护的主要工作，使政府自身承受着巨大的社会压力。三是出狱人社会保护的内容不够全面。在当下，对出狱人社会保护的主要内容是安置帮教。所谓安置，出于“花钱买平安”的考虑，主要精力放在以政府为主导，调动社会各方面的力量，为出狱人提供帮助，解决其落户、就业、就学等问题，这一工作思路还是建立在计划经济体制的基础上。安置一词本身就体现了强烈的行政色彩，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成熟，经济结构日益多元化，由政府出面的各种安置就业的途径大大减少。^[14]再就帮教而言，更多的是沿用“管控”的思路，强化监控、跟踪的职能，甚至将出狱人与社区服刑人员同等对待，有意无意地侵害了出狱人的合法权利特别是出狱人不受歧视的权利。在法律制度上的一项重要体现就是前科消灭制度，而这一点在我国出狱人社会保护工作中没有很好体现出来，即使在法律中也没有关于前科消灭的规定。四是出狱人社会保护的渠道还不够宽。如对于特困出狱人过渡性生活救助的渠道极为狭窄，出狱人家庭的作用发挥不够，推动公益宣传消除社会歧视的办法不多，给出狱人融入社会带来较大障碍。五是出狱人社会保护理论研究欠缺。西方国家对出狱人社会保护的研究已有二百多年历史，有深厚的理论基础，而我国在这个方面的理论研究却显得单薄。特别是在新形势下，从社会管理创新视角研究出狱人社会保护创新问题更少，更谈不上见到相对独立的、体现新形势下出狱人社会保护创新与发展特色的、较为完整的研究体系，对不少与实践密切相关的问题缺少有说服力的回答，这样势必会影响到出狱人的社会保护理论研究的深化和创新。同时，没有相应的理论指导，必然会不利于出狱人社会保护工作的健康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