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第一次出现亏损

1977年，铜山制药厂迎来了第一个亏损财年——当年亏损1．49万元，企业连工资都发不出来了。

四句顺口溜道出药厂的尴尬.6415部队撤走后，居然濒临绝境、面临倒闭。

1976年6月5日，铜山制药厂正式告别部队管制划归地方，没有想到的是，药厂的好日子也快要到头了。

6月28日，洞头县内务局第一次向药厂派遣领导干部，退役军人洪求忠同志成了铜山制药厂的革委会主任。

出于“快速发展”的打算，新班子在进人上打开了大门。厂员工从1975年的36人剧增到了98人，次年又增到了109人。

6415部队撤离的第一年，还能勉强吃老本。第二年——1977年初，各种矛盾迅速爆发：

先是煤炭供应跟不上。厂领导缺乏计划，造成一个月中有十多天停工停产。

省市的生产计划指标（也就是销售渠道）原先是部队的同志打下，现在，缺少拓展而坐等计划指标上门，以至于出现“断炊”。

人员的急速膨胀，停工停产过长，人浮于事的状况也出现了。

管理松懈，质量意识欠缺，员工上岗前没有培训，质量事件频频出现：包装箱里压箱的石头没有拿出；针剂玻璃管里有了蚊子，等等。退货积压如山。

从江苏换防过来的一名姓孙的部队军医，编了一则顺口溜，道出当时的种种尴尬：

七点上班八点到，

穿着白大褂到处跑。

生产的药品往山上倒，

不是吵来就是闹。

一些不明真相的群众想到药厂出现坏局面一定是有人搞破坏。那就要捉拿“元凶”。“元凶”是谁？

有人想到了颜贻意。

于是，颜贻意就成了“破坏生产的坏分子”而被厂里的革命群众拴起来，开批斗会。

仅仅批斗还不够，还要彻底挖出他的“反革命思想根源”，大字报便铺天盖地的从药厂蔓延到了洞头县城主要大街上——

“孔老二（孔子）的孝子贤孙。”

“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路线在洞头的反动代表。”

“林彪修正主义路线在铜山制药厂的代理人。”

“出勤不出力的反革命两面派。”

每一顶大帽都可以压死颜贻意。

颜贻意从药厂的红人一下子变成了罪人。他每天低着头，沉默不语。看着褚福德和胡志群同志交到自己手上的药厂变成这番模样，颜贻意和一大批正直的伙伴们既着急又痛心。

粉碎“四人帮”之后，批斗颜贻意和贴他大字报的恶作剧算是减少了，可药厂的流动资金到了临界点——连员工的工资都发不出来了。

领导班子想到了颜贻意。

“小颜，看来还是要你出面去干一件事。”临近春节的一天清晨，洪求忠来到颜贻意跟前，诚恳地说：“批斗你的事情请你理解，这些都是‘四人帮’的反动影响，你不要往心里去。我也被一些群众贴过大字报呢。”

“嗯。是不是厂里没有钱了？”

“你说对了。昨天财务告诉我，我们的账户上只剩下几百元了。”

“我知道了，我去想想办法吧。”

颜贻意能到哪里去想办法呢？

他还是想到了组织——多年来，铜山制药厂和它的直接上司——洞头县南塘公社工业办公室相处得十分融洽。就是这个（“公社”于1983年10月改名为“乡镇”）“工业办公室”（办厂的人和乡里乡亲，都会简称之为“工办”），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为培育乡镇工业和乡村经济，为培养乡镇企业家，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离大年三十仅有一周，为了完成领导交付的任务，也为了稳定军心，颜贻意硬着头皮，来找“工办”的陈小珍。

同为小朴人的陈小珍，与颜贻意一向交情甚好，看出颜贻意的来意之后，小珍关切地问：“小颜，有什么好事情要交给我来办？”

“小珍，你说话太客气了，哪是什么好事情。你也知道，我们厂里的户头开在公社的信用社（见延伸阅读），户头上只剩下不到50元，发工资都有困难了。”

“你要借多少钱？借太多，我没有这个权力。”

“就借个2000元吧。一要发工资，二也需要生产资金。”

“我就知道你不会为难我。”陈小珍深知颜贻意的为人，领来收款收据后，请颜贻意填写好，自己就“先斩后奏”批了“同意”二字。

“还要请公社书记签字。这个估计不会有大问题，你们药厂毕竟是第一次向我们借钱，书记会批的。不过你还要等一两天。什么时候批好了，我通知你。”

“那太好了。”颜贻意十分感激。但他的内心忐忑不安,2000元在当时可是一笔巨款，要是还不了怎么办？

颜贻意不敢往深处想。

第二天下午四点左右，“工办”陈小珍打来电话说，书记也签字同意了,2000元已经到你们信用社的账户了，请你们的财务赶紧到信用社领现金发工资，让大家过个安心年。

借钱的事情办妥之后，颜贻意立刻向洪求忠书记汇报。这位从军营里出来的硬汉，眼眶有些湿润了。

领到了2000元，还是无法足额给职工们发放工资。从此开始，药厂便进入“吃了上顿没有下顿”的苦日子。“工资发不出来”“厂里流动资金不够”的情况一直伴随了三年。

1977年的统计报表出来了：生产针剂65万支，销售额25．4万元，实现产值27．45万元。一合计，还是亏损1．49万元。

铜山制药厂出现了第一个“亏损的财年”。事实上，一直到第二年、第三年还是亏损。

为什么出现连续三年的亏损?1976年底入厂的元老张孚甫的讲述，找到了问题的症结。

我是1976年11月，从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南海舰队航空兵高炮8团复员后入厂的。在部队里，我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应该说，政治觉悟还是很高的。我们这个团曾经参加“西沙保卫战”，得到了中央军委的嘉奖，是一支英雄部队。

入厂后，我看到不少同志是奋力拼搏的。可惜的是,1977年前后，厂里的产品十分单调，主打产品仅有两个。这些产品的附加值都很低。在计划经济时代里，企业根本没有对产品进行定价的权力。比如，两个主打产品，黄连素注射液卖4分钱一支，原料就要3分了；穿心莲注射液卖5分钱一支，原料将近4分钱，留给企业的，能有多少？

再加上那时候，班子意见不统一，质量意识欠缺，就造成了连年亏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