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温州：挺进资本市场

温州的企业在产权上向来喜欢封闭，与资本市场格格不入。

为了“破壁”，温州市政府改变“无为而治”的思维,2012年以来，强力推动产权制度改革。

时针拨到了2015年9月22日。

温州市委副书记、代市长徐立毅调研温州市金融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如果从温州金融集团的成立回溯近三十年来温州走向资本市场的艰难道路，你会发现，一向标榜自己在全国率先打开市场经济之门的温州，在资本市场上，却乏善可陈。

在此，如意君关注的是，类似于铜山制药厂那样，有国资背景或集体企业，是如何通过一步步的改革，甩开膀子，走向新生的。

从浙江省内来看，走得较远、较稳步的是绍兴市.1998年上半年，绍兴在全县掀起乡镇企业产权改革的高潮（王云帆：«长三角大悬念»，浙江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产权改革的模式有三：公司制、股份合作制、零资产转让制。操作办法是：“经营者持大股，经营层控股。”到2000年，国内企业掀起上市的高潮，绍兴县杨汛桥镇采取“集体股退出，坐享企业上市之后的税收”的原则，杨汛桥一举成为中国上市公司第一乡镇。

在台州，一家与铜山制药厂同年成立的乡镇企业的发迹，就很有说服力。

1966年，温岭青年陈华根发起创办牧屿工艺美术厂。为了合法经营，便千方百计戴上了“集体企业”的红帽子。到1993年，这家企业想摘去帽子。报告递交到有关部门，政府官员认为，当初企业创办以来，政府没有投入一分钱，现在人家要摘帽，为什么不允许呢？

于是，就批准这家企业改制为“股份合作企业”。到2002年，这家最初只有12名员工的家庭作坊，已演变为产值2．4亿元的宝利特股份有限公司。

2003年，温州市的GDP增速全省排名倒数第二。学界对“温州模式”开始反思。浙江大学教授史晋川认为，温州人从事市场交易时，一直无法脱离“人格化交易方式”的羁绊。所谓人格化交易方式，指的是温州人依照人情和亲情关系构成的商业和贸易关系网。

网内，生龙活虎；网外，死气沉沉。这被认为是温州生意人的局限性。

温州政府官员的分析是：“温州民营企业的产权相对封闭，导致对外要素整合比较困难，与现代资本市场不对接，从而制约了企业做大做强和转型升级。”

为了突破这种局限性，破除“温州人才短缺，信息相对匮乏，科技相对落后，地理位置偏僻”，“不适合大企业建立研发部门”等障碍，以正泰集团为代表的温州企业，决定将研发中心搬到上海，利用上海的科技、人才、信息等优势和国际大都市的辐射能力，建立国家级技术研发中心、物流中心和信息中心。

紧跟正泰实现“资本外流和企业外迁”的温州企业，有上千家之多。其中，不乏一些较大规模的集团干脆整体外迁。

温州市政府以怎样的手腕，来遏制资本的外流和企业的外迁？

这就需要破除向来自傲的“无为而治”，上升到更高的层面，去思考和谋划温州今后三十年、五十年甚至更长时间的发展大计。

2012年3月28日，国务院批准温州设立“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温州再一次亮相于中国区域金融改革的第一线和主战场。

尽管仅仅是一次“试验”或者“实验”。

借力于金融综合改革试验，温州市委、市政府于2013年初，强力推动企业开展股份制改造，建立和完善现代企业制度，促使中小民营企业有效对接资本市场，提升直接融资能力。在发展区域资本市场方面，温州不愿再“屈居人后”。

如意君了解到：此后，温州的民营企业加速进军资本市场。到2015年底，“温州板块”的外延不断扩展，形成了层次分明的梯队：龙头企业IPO上主板，中型企业到新三板挂牌，小型企业到区域性市场培育。截至2015年底，全市共有23家企业挂牌新三板，当年新增16家;65家小微企业在区域性股权交易平台各板块挂牌。此外，八十余家企业分别进入新三板挂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