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研究概述

产业政策研究的出发点是市场失灵。关于市场失灵的理论分析和实证证据在经济学的教材上都有，产业发展停滞与经济落后在很多国家更是活生生的事实。现实中也存在着政府的各种干预和产业政策，但遗憾的是，虽有不少产业政策成功的案例，但更多的则是失败的情形。面对这些，“华盛顿共识”的支持者主张先把市场尽快完备起来，把政府干预尽快全部取消掉，这样，我们就可以逼近满足福利经济学第一定理的新古典环境，剩下的就交给市场了，因为理论上产业升级与经济增长将会自然地出现。

但是中国过去三十多年改革与发展的实践并未遵照“华盛顿共识”的“疗方”，而是采用了更加实用主义的实验和试错的渐进方式，一方面以改革启动发展，另一方面又在发展过程中逐一地将每一阶段最直接遏制经济继续增长的瓶颈约束暴露出来，并通过及时的改革依次放松这些最紧迫的约束，从而维持经济的高速增长。正如前文提到的土豆产业问题所揭示的那样（Wang, 2015）。这种策略不仅在政治上更容易获得每一步改革方向的民意支持，而且对政府的信息处理和执行能力的要求也相对较低，因为不需要政府事前就制订一份长期详细的针对各种可能性的改革计划，同时在财政上也可以平滑改革成本，可进可退。

我认为，中国的产业政策也应该继续以这种非教条主义的方式进行，在绝大部分情况下都应该采取“市场主导加上政府因势利导”的策略。因为只有让“市场主导”才能最大限度地利用好分散在各经济决策者头脑中的零散信息，才能对当时的市场机会充分摸索，毕竟商人们对商机的捕捉能力要远高于政府；另外价格信号和市场的充分竞争也是大规模经济资源优化配置的根本性机制。但与此同时，政府也应充分听取广泛的商界意见和国内外专家学者的意见，并试图找出最为集中的遏制产业升级而市场本身又无法及时有效解决的瓶颈约束，然后就可以在充分研究的基础上，提供政策扶持或者制度改革，将这些瓶颈约束放松，给这些产业更大的生存可能性和成长的空间。特别是当经济中的产业发展趋于停缓时，政府的适当作为就显得尤为必要。

更具体地，我们将简要介绍两篇新结构经济学视角下的产业政策的学术论文，以进一步阐述我们的观点。

第一篇论文是我和林毅夫教授、鞠建东教授的一项合作研究（Ju et al.，2011）。我们讨论了为什么产业政策在某些国家成功了，但在很多国家却失败了。我们对已有的关于产业政策的研究文献作了回顾，发现现有的模型基本上都忽略了最重要的一点，那就是如何帮助政府有效甄别具有潜在比较优势的产业（如Murphy et al., 1989；Harrison and Rodriguez-Clare, 2009）。常见的关于产业政策的理论模型都是作如下假设：存在一个传统产业，另外还有一个新产业具有马歇尔外部性，但由于协调失灵，市场无法自动升级到新的产业，所以需要政府干预。在那些模型中，哪个产业需要扶持被直接假设为共同知识，所以“目标产业如何甄别”这个最重要的问题就被直接抽象掉了。但事实上，具有马歇尔外部性的产业有很多，而且它并非具有潜在比较优势的充分条件。比如苏联的航空航天产业，这是一个需要大量配套产业提供中间产品和服务的庞大产业，其显然具有很强的马歇尔外部性，按照现有理论，这样的产业就应该被扶持。事实上苏联也的确这样做了，该产业也建成了。但由于该产业资本非常密集，并不符合苏联当时要素禀赋结构的比较优势，因此在扶持过程中造成了很多资源配置的扭曲，轻工业被过分遏制而整体经济效率低下，经济增长缓慢，所以这种产业政策是以拖垮整体经济为代价的。现实中还有很多这样的产业政策失败的例子。归根结底这是因为“产业甄别”的失败，失败在目标产业违背了该经济的要素禀赋结构的比较优势。

基于上述认识，我们构建了一个新的产业政策的理论模型，明确地引入了要素禀赋结构，重点强调了在不同发展阶段如何去甄别当时具有潜在比较优势的产业。我们认为，要素市场的价格信号本身就会对如何甄别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在一个资本相对稀缺的经济体中，劳动力成本比较便宜而资本比较昂贵，所以具有潜在比较优势的产业就应该是那些相对劳动密集型的，但是由于交易费用过高或者马歇尔外部性等原因尚未充分发展甚至是尚未出现的产业。随着经济的增长以及要素禀赋结构的变化，产业目标也会随之变化。我们证明了正确的产业甄别再辅之以产业政策的因势利导，就可以使得经济效率高于完全自由放任的市场均衡，而错误的产业政策，尤其是违背要素禀赋结构比较优势的产业甄别，则还不如政府无为而治的市场均衡。遗憾的是，现有相关理论模型大都假设劳动力是唯一的生产要素，工资提高对于所有产业的影响是中性的，因此要素市场无法帮助甄别正确的产业目标。而我们的模型则强调一种“市场主导、政府扶持”的理论机制，强调在甄别目标产业时，需要充分利用相对要素市场的价格信号，并在升级过程中政府积极扶持。这既不同于旧结构主义的“市场失败论”，也不同于新自由主义的“政府无用论”。

第二篇论文是我与林毅夫教授的一项合作研究（Lin and Wang, 2016），我们讨论了结构转型、产业升级和“中等收入陷阱”问题。我们分析的是中等收入国家的经济增长问题，所以强调制造业内部的产业升级以及从制造业向服务业的结构转型，并将农业问题简化掉了。在那篇文章里面，我们采用的也是新结构经济学的方法，将制造业分成了低端制造业和高端制造业，将服务业分成了生产型服务业、消费型服务业与社会型服务业。这些产业部门之间通过投入产出表的结构互相联系。我们构建了一个数学模型，试图说明由于存在企业间的协调失灵以及多重均衡，所以政府可以有所作为。同时，由于跨部门的投入产出表存在外部效应，所以如果单纯依赖市场，那么制造业内部的产业升级以及从制造业向服务业的结构转型都有可能出现过早或者过晚的情形，所以需要政府的适当干预才能达到帕累托有效的配置，跨越“中等收入陷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