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结构经济学的诞生

“新结构经济学”这个名词第一次被正式提出来，发生在林毅夫老师到世界银行担任首席经济学家一周年之际。更确切地说，是在2009年6月2日举行的世界银行发展经济学部第四次高级经济学研讨会期间，林老师作题为“新结构经济学：重构发展经济学的框架”的报告时首次明确提出的。后来该文的英文稿于2011年发表于World Bank Research Observer的第26卷第2期，成为新结构经济学的纲领性奠基之作。新结构经济学运用的是现代经济学的方法，主要研究的是经济结构的决定因素、动态内生变化以及对经济发展的各种含义，被认为是发展经济学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作为独立领域诞生以来逐渐兴起的第三波发展经济学的思潮。

新结构经济学诞生的时代背景是2008年国际金融与经济危机，这是继1929—1933年大萧条以来最为严重的一次经济危机。20世纪的那次大萧条催生了强调“有效需求”不足的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学，对传统的市场理论提出了尖锐的质疑与挑战。而2008年的这一次危机，也迫使整个学术界对现有的主流理论进行反思，尤其是对20世纪七八十年代兴起并至今仍旧占据学术主导地位的新自由主义学术思潮的反思。比如，我们认识到，在过去的宏观经济学的研究中，对金融问题在整体经济运行中的重要性认识不足，对其系统性风险的研究也不够充分。在经济增长与发展经济学中，面对“中等收入陷阱”问题，面对拉美与东欧改革的失败，面对中国经济的强势崛起，现实的发展与主流的理论之间的背离与矛盾越来越突出。譬如，2008年世界银行花费600万美元历时两年形成一份《经济增长与发展报告》，全面回顾与评价了现代主流经济增长理论在过去半个多世纪对于帮助我们理解并促进世界上各个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增长绩效方面所起到的指导作用。联合撰写这份报告的有三类专家：一类是包括罗伯特·索洛、保罗·罗默等人在内的经济增长理论的权威学者，一类是包括周小川在内的各国从事政策制定的财经高官，另一类是多位著名跨国企业的老总。由学、政、商这三界的国际精英得出的最终结论是：我们知道得太少了，现有经济增长理论的作用太有限了。

2008年6月，林毅夫老师正式到华盛顿特区的世界银行总部报到，担任高级副行长与首席经济学家，成为第一位担此要职的来自第三世界国家的学者。很快，林老师眷顾，邀请我2008年暑假到世界银行去实习，与他一起合作写论文。当时，我还在芝加哥大学经济系读博士，当年秋天就要上市场找工作，所以正在紧张地修改自己的求职论文。但我还是当年暑假就来到了世行。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幕式的第二天美国NBC做了转播，而我和李志赟师兄就是在世行一起看的电视转播，觉得开幕式整体非常惊艳。那个暑假，我开始与林老师和短期到访的鞠建东老师一起合作酝酿一个具有多个产业（部门）的经济增长模型的研究。这个研究与我的求职论文虽然都是关于经济增长与发展，但却是完全不同的模型。当我开始着手建立修改这个模型的时候，特别是有了林毅夫老师和鞠建东老师的指点，我就发现自己已经停不下来了，因为实在太有意思了。我不断地推迟返回芝加哥大学的日期，尽管理智告诉自己其实应该早点回去继续认真修改我的求职论文并准备走向市场了。

这篇与鞠建东、林毅夫两位老师合作的文章，最后几经曲折终于发表于2015年的《货币经济学杂志》（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题为“Endowment Structures, Industrial Dynamics and Economic Growth”，讨论了在经济增长过程中，资本积累本身如何推动产业不断升级、结构不断变迁。它提供了一个刻画要素禀赋结构如何在静态和动态上决定产业结构及其演化的增长理论模型，应该说这是新结构经济学领域中比较重要的一篇文章。为了将林老师之前一直所说的比较优势发展理论与国际贸易理论中的H-O模型更好地区分开来，我们这篇文章里特意考虑了封闭经济，从而关闭了H-O模型中依赖于国际分工的机制。

虽然我从很早开始就一直将经济增长理论作为自己的主要学习和研究领域，但是经济增长理论包罗万象，其中我对结构变迁（structural change），或者有时又称为结构转型（structuraltransformation）这一经济增长理论中的主流分支的文献理解与学习，最初却是从写这篇论文才真正开始深入的，因为都是关于多部门非均衡增长的动态分析。在与林老师的讨论中，我也反复不断地提起经济增长理论中关于结构转型与结构变迁的文献，反复讨论我们的文章机制与现有结构转型文献的区别，不知这是否对林老师最后决定选择“新结构经济学”这个名称在潜移默化中也有一丝丝边际影响呢？

当然，林老师提出新结构经济学这个分析框架和基本理念，绝对不是偶然的、突发的，而是建立在他之前就有的长期的现实观察与理论思考之上的。我个人认为，要理解新结构经济学的前世，有三本（篇）著作必须读。

第一本是由林毅夫、蔡昉、李周三位合著的《中国的奇迹：经济改革与发展战略》，由上海三联出版社于1994年出版。在这本书中，林老师与两位合作者首次系统地提出了比较优势发展战略，以此重点解释了中国经济改革前后为何经济绩效如此不同。林老师并不满足于当时绝大多数主流学者所提出的这只是由“计划与市场”“国有与民营”的差别所导致的这个标准解释，而是更进一步，分析了“计划与市场”“国有与民营”这些制度差别本身是如何内生出来的，它们之间的经济绩效之所以有差别本身又是如何内生出来的，从而将理论分析进一步推进到了要素禀赋结构与发展战略的层面上。

第二篇是林毅夫老师以2001年在芝加哥大学的D.盖尔·约翰逊（D. Gale Johnson）首场年度讲座为基础，于2003年发表在国际学术杂志《经济发展与文化变迁》（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Change）上的文章“Development Strategy, Viability and Economic Convergence”，中文版以“发展战略、自生能力和经济收敛”为题发表于《经济学季刊》2002年第2期。在这篇文章中，林老师首度提出了自生能力（viability）这个概念，指的是企业所生产的产品或者所使用的技术的资本密集度是否与整个经济体的要素禀赋结构相匹配。如果宏观上政府推行重工业优先发展的赶超战略，那么在微观上就会建立、扶持与补贴那些不具备自生能力的企业，包括大量的国有企业。这就为以前的比较优势发展理论提供了一个在企业微观基础层面的对应理论概念。这个概念非常有用，因为它能够更好地帮助我们理解在不同的宏观发展战略下，企业行为与政府对企业的相关干预行为是如何内生、如何不同的。

第三本是林毅夫老师以2007年在剑桥大学所做的久负盛名的马歇尔讲座为基础，后来由剑桥大学出版社于2009年出版的著作《经济发展与转型：思潮、战略与自生能力》（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Transition: Thought, Strategy and Viability）。中文版由北京大学出版社于2008年出版。在这本书中，林老师进一步将视野从中国扩展到了全球，从理论和实证上进一步讨论了在不同时期，不同的发展经济学国际思潮如何影响各个国家的政策选择、制度安排与微观企业行为，从而导致宏观发展上的不同绩效。我觉得，写作这本书的思考过程也为林老师2008年6月担任世行首席经济学家，更系统地思考国际层面的经济发展与政策问题提供了很好的理论准备。

当然，肯定有不少读者觉得时间宝贵，希望更直接地了解新结构经济学。如果想从总体上比较深入地了解新结构经济学，并且是接受过经济学硕士以上课程专业训练的读者朋友，那么我建议可以先从林毅夫老师的《新结构经济学：反思经济发展与政策的理论框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增订版）一书开始读起。2011年的英文版可以从世界银行网站上免费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