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节
另类现实

虽然几百年来欧洲文学以魔法与幻想为代价特别青睐现实主义，虽然法律理论中实证主义认为可能从法律应该是什么的一类问题中抽象概括出法律是什么，但是无论是法律还是文学中的直接表达也都是一个幻觉，一个傲慢的信念，即认为法律和世界是可知的、可解释的甚至是可以客观表达的。表达显然是个幻觉，因为现实主义和法律实证主义企图拷贝原物的努力从来就没有令人完全信报：差异、隔阂、矛盾、有成见的界定纷纷上演，从而粉碎了他们所声称的客观性。许多当代作家不再视而不见他们虚构世界是人为的或者建构出来的这个事实，而是更加关注这一点：他们因此回应“当代文学艺术的深层需求——承认诡计欺骗这个事实的需求”^[1]。虽然电影和文学长期以来试图打破连续性这个幻觉，打碎观众的自鸣得意，使他们意识到他们所读所观的叙事作品不再是必然的也不再是别无他法的，可是法律仍在学着承认自己人造性这个事实。它旨在保存有序性、一致性以及必然性的幻觉，同时混淆这个事实即它的历史、决定以及故事可以由另一种方式来发展，可以吸收其他经验、其他观点和其他声音。

不过，这个世界及其源起和成因都是无穷的、无法解释的、最终也是无法控制的。诚然，假如不是这样，那么这一切将是多么平淡乏味。因此，企图与这个世界竞争、企图解读或表征甚至整治这个世界都是注定失败的。^[2]艺术没有表征或模仿现实，没有否定或分解神秘，艺术或许暗示了我们认识现实的挫败：艺术不如神话有那么强的模仿力。^[3]的确，正是文学中的现实主义、哲学中的经验主义以及法律理论中的实证主义有能力摧毁我们的体验，它们不仅借助那些可以观察到的一切而且借助杀伤力更强的“这就是一切”来识别那些可以认识的。^[4]被束缚在日常环境中的是贫穷，正如博尔赫斯指出的，“当人们可以无处不在时，当人们可以永恒不朽时！……让我们永无止境”^[5]，他如此乞求。假如我们不再认为理性可以推理一切，那么我们体验赖以扎根安定的概念，比如身份、时间和法律的概念就会呈现为有限的、任意的。另一方面，幻觉可以使我们表达不同体验，表达我们之前已经表达或者没有表达的东西。诚如温尼科特（Winnicot）常常提起的，我们真的很可怜，假如我们仅仅只是心智健全。艺术游戏可以打开世界、法律和语言使其成为一种可能事物而不是一个既定事物。这样做的结果不是否定现实而是在扩展现实。

此类预见从来只有通过语言才会产生，这个语言告诉我们的与我们借助它所说的一样多，为此，语言必须相应地扩展到宣告和暗指不可言喻和无法表征的事物。利奥塔说，我们的任务就是要“让人明白有些事物可以设想，也有些事物既看不见又无法让人看见……不提供现实只暗指那些无法表述却可以设想的事物。”^[6]正如托多罗夫主张的，特别是奇幻文学质疑现实和非现实之间存在的无法简化的对立，这迫使我们想知道是否存在一个主要由文学来表达的外部现实这类东西。我们或许非要习惯于不安分的想法即现实本身就是理性创造出来的小说以及“正常”人本身就是一个奇幻的客体。^[7]这个奇幻客体依靠法律和语言获得安全感、身份感和终结感。

是的，正如布朗肖承认的，文学不是告诉我们如下内容的第一篇“话语”，即我们都上当了，我们生活的世界中法律、行为、思想、词语和梦幻总是已经借来的，总是已经负载着我们无法掌控的价值观和意义。真正马克思主义者警告我们当心假意识，真正的弗洛伊德主义者警告我们当心我们无意识的欲望，法律批评学者警告我们当心法律对我们的身体甚至我们的心灵所掩藏起来的设计。可是我们仍然听而不闻，我们仍然我行我素好像我们就是我们自己真正的唯一的代理人，好像语言任由我们用来表达和实现我们自己的一切愿望。的确，正如布朗肖所指出的，这些话语可能是“伟大骗局的一部分”，掩盖了一个更加危险更加伟大的欺骗。^[8]

由于我们是语言构建出来的，而词语是其唯一的武器，因此诗歌可以谋杀我们的自我感觉、我们的法律甚至我们的词语：诗歌可以谋杀现实本身。有一点不同的是：正如我在本书最后一章指出的，法律的弥诺陶洛斯（Minotaur）杀死受害人弃尸现场，而每当我们阅读和再读这些老故事，每当我们创造和再创造这些旧曲调，阿里阿德涅和文学都一再给他们注入新的生命。正如布朗肖主张的，假如文学成功地制造了谎言、虚假和奸诈，假如文学成功地制造了作者和读者都会相信的世界，那么这个成功“使得虚空这个要素成为这个世界的谎言，什么是最真实的这个问题最终由此映入眼帘”^[9]；布朗肖继续指出，“这个几乎不存在的脆弱的文学”可能看起来就不像是“在与这个伟大骗局斗争中可以值得信赖的东西”。但是，文学让人感知到的脆弱要比骗子认定且不遗余力对抗的强劲对手更能挫败骗子的阴谋诡计。^[10]正如鲍德里亚指出的，强制性机器更容易受到仿生的而不是真正的拦截的扰乱：“因为真正的拦截扰乱的是事物的秩序、财产的权利，而仿生的拦截干扰的却是现实的基本原则。侵权和暴力没有那么可怕，因为他们只是挑战了现实的分布。而仿生却是无比危险，因为它总是超然客体之上提醒，法律和秩序本身只不过也是个仿生而已。”^[11]

我在本书最后一章中指出，依然更加脆弱的阿里阿德涅可以在这些“伟大话语”失足的地方成功，她没有带来这些话语许诺的伟大革命，相反却在服务这个伟大骗局的过程中成为历史遗迹。最后一章是这个序言的续集同时也是另一个开篇，在那一章里我试图通过论述“在法律面前”、在表征面前、在标识语面前找到自我的这个故事和概念来写作另一个续集，创造这样一个现实：这个故事从阿里阿德涅及其成功地商谈了法律企图否定她不同语言的这个视角再述了弥诺陶洛斯神话。在修改这个弥诺陶洛斯神话中同时又为法律和文学带来了另一个生命，标绘了一段旅程，从母亲出发却不是再回到自己或直指死亡而是向外延伸走向他者。阿里阿德涅的她史表明一开始没有标识语只有音乐，没有功利主义词语只有一个意象，没有法律只有一种感觉。这个感觉保证了连续性而不是闭合性，保证了相关性而不是竞争性，保证了永生而不是死亡。

就像本书一样，阿里阿德涅的旅程是循环的而不是线性的，而且一路上暗示了通往法律迷宫的新的入口以及跟或者不跟杀人凶手弥诺陶洛斯共同生活的新方式。她的旅程表明，男人一直躲藏在自己创造出来的且名目繁多的法律、理性、知识、圣灵等迷宫，而女人则从他强加给她的称作“家”的监狱中走出来去周游世界：“带给你”，就像哈维唱道，“我的爱”。

为了进入法律迷宫，阿里阿德涅必须开始创造她自己的法律，也就是不仅要设计出新的规则还要设计出新的语言和新的风格，对此阿里阿德涅十分感激。通过鼓励法律学界扩大什么可以言说的界限，她鼓励扩大语言的界限并且藉此鼓励扩大法律的界限。她没有指望用法律或文学来表征和整治这个世界，她的风格是希望暗示和保留其神秘。同时，她的风格坚持承诺法律和文学共同孕育的孩子、“置身他自己迷宫中的律师”和“从她走向永恒的女性”联姻后诞生的孩子没有必要非得是个男孩；她的风格坚持承诺正是这个孩子，无论是男孩还是女孩，与柏拉图以及千百年来的男性哲学家和法律人不同，不必害怕自己有穿女装的想法，也就是说不必害怕自己有性别角色表演的想法。

阿里阿德涅充分享受自己长期被排斥在外以及她对法律和文学的怀疑和玩世不恭的态度中所获得的自由，这个自由或许指引了另一条道路，这条路上无须遭受真相这个幻觉的困扰，也无须声称传递所有答案，更不必说是所有正确的答案了，换句话说也无须声称最后一个词语。阿里阿德涅的“表演”没有支持法律和文学是两个不同的学科，而是指出了一个既不是创作法律也不是创作文学的方法，是一个创作法律与文学的方法。

[1] John Updike, ‘The Author as Librarian’, New Yorker, 30 October, 1968, at 223; quoted by Martin S. Stabb, Jorge Luis Borges, （Boston: Twayne Publishers, 1970）, at 145.

[2] 正如博尔赫斯所言，“这个世界的机制对于一头简单的野兽而言太复杂了”: Jorge Luis Borges, Labyrinths （ed.） Donald A. Yates and James E. Irby （London: Penguin, 1970）, at 273。

[3] John Sturrock, Paper Tigers: The Ideal Fictions of Jorge Luis Borges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77）, at 127.

[4] J. Agassi, ‘Philosophy as Literature: The Case of Borges’, Mind, April 1970, 287-294, at 291.

[5] Richard Burgin （ed.）, Jorge Luis Borges: Conversations （Jackson: University of Mississippi Press, 1998）, at 196 and 209.

[6] Jean-Francois Lyotard, ‘Answering the Question: What is Postmodernism？’ in Thomas Docherty （ed.）, Postmodernism: A Reader （Hemel Hemsptead: Harvester Wheatsheaf, 1993）, at 43 and 46.

[7] The Fantastic, supra, quoting Jean-Paul Sartre, at 173.

[8] ‘The Great Hoax’ in The Blanchot Reader, supra, at 157.

[9] ‘The Novel is a Work of Bad Faith’ in The Blanchot Reader, supra, at 73.

[10] ‘The Great Hoax’ in The Blanchot Reader, supra, at 166.

[11] ‘Simulacra and Simulations’ supra, at 177 （emphasis in ‘origina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