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与文学:从她走向永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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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节
母与子

命名、语言、法律和文化都已经介入让我们得到知识的幻想。然而,此类语言、法律和文化都不如它们声称给予的知识那般中立、自然或显而易见。在弗洛伊德、列维-施特劳斯和拉康对《俄狄浦斯王》解读的时候,此类知识恬不知耻地都是父权式的,妄图设计据说适用于普遍人性的法律和模式。在此过程中他们创造了自己的新神话,声称找到了他们想要寻找的东西,而他们所发现的也就披上了法律的外衣。父亲的名称就是这样一个法律虚构,它把父亲确立为超验能指以及欲望和法律的源泉。俄狄浦斯这个神话人物成了警告不要冒犯父亲的道德代言人。[1]拉康坚持认为阴茎代表了超验能指保证了符号秩序世界里的其他意义,可是他忽视了语言符号的不稳定性以及它们可以灵活适用于其他相关利益方。他的这一观点还忽视了女性性行为不是固定的、统一的或可表示的而是捉摸不定的、多样的和不固定的,永远处在变化之中因而超出或者逃避那些企图与男性理论家设计出来的法律和模式相一致的表征。[2]男性精神分析学家们试图处理这个问题,正如弗洛伊德格言“生理就是命运”或者将之抹去,也正如拉康断言“女人不存在”,这一说法本身就是试图宣称他们不能理解的东西不存在而且不可知或者不值得知晓。与此同时,这些解析都给他们的理论戴上了一个中立、永恒和普遍的面具,藉此抑制和抹去母亲身份以及她的知识、法律和文化的物质事实。因此,努力降解神话,那些隐秘的、未被表征的神话返回来溶解父亲、起源与法律之间的简易身份。简言之,被压抑的母亲和女儿返回来扰乱男性文化与法律以及男性身份,要求把黑暗大陆归还给黑暗大陆。

的确,正是身世起源这个想法以及“孩子从哪里来”这个问题更多意义上是男性话题而不是女性话题:西克苏认为困扰俄狄浦斯及其男性读者的查明身世之旅不是一个折磨女性想象力的问题。[3]是否可以进一步认为自我认知的探索不仅是虚幻的而且还是虚荣的、自负的?责令“认识你自己”难道不也是自爱和自我吸收吗?而且,这是男人的虚荣,回到自我的旅程以及认识自己的欲望是男人企图认为自己是自力更生自我创造的同时企图抑制对母亲的亏欠,是不是这样?正如伊利格瑞主张的,对上帝的信仰也是男人抑制文化对母亲的亏欠而采取的一种策略。[4]

伊俄卡斯忒是标记俄狄浦斯命运的女人,首先给了他生命然后意识到了对他的所谓欲望。可是,伊俄卡斯忒的欲望却被男性精神分析学家们忽视了。伊俄卡斯忒是一个立场模糊不清的女人,既是母亲又是她自己欲望的主体。然而,伊俄卡斯忒的欲望要么是不可知的要么至少对于男性评论家们是不可知的。弗洛伊德在1932年的一次讲座中承认,尽管研究了三十年,“女人欲望是什么”这个问题他还没有找到答案:“古往今来,女人的问题一直困扰着所有的人……只要你是男人你也思考过这个问题。在你身边的女性看来这是不必考虑的,因为她本身就是个谜……现在你已经准备好了接受这个结论即心理学无法解决女性这个谜”。[5]梦之谜的解析者和知识的追求者都害怕自己不知道的东西:女性性生活的黑暗大陆。为了掩饰这个害怕,他把小女孩和小男孩同化,认为两者之间相对称。就像克里斯汀安·奥利维尔(Chritiane Olivier)指出的,同一性的假定不是索福克勒斯提出的,他的俄狄浦斯力求克瑞翁照料他的妹妹们,但是“男孩至少不会给你自己太多压力。”(《俄狄浦斯王》,1599—6000) 伊俄卡斯忒不仅表明了文化要求女人要么是母亲要么是性主体的双重标准而且还要打破这个标准,她为了自身而对身边男性提出的要求所付出的代价就是死亡。就像黑色电影中的不详女人一样,她充斥着欺骗与不敬,男性评论家们对她望而却步,于是通过结束她的性命而骄傲地完全接受她的命运,更重要的是她自寻短见排除了她的存在给男权世界带来的威胁。死了,她过度的、易变的、不可知的性行为也不再是个威胁,反而有助于社会秩序的恢复。

弗洛伊德的分析忽视了女性的差异性并且导致了从模式和法律的角度来理解戏剧和文化起源,而那些模式和法律把女性降解为男人的镜子。女权主义精神分析学家们的作品凸显了需要对戏剧作不同的理解,这些理解承认需要“不同游戏以及不同规则;在这些游戏中男人的阴茎并不一定就是奖赏。”[6]最理想的是,这些游戏不是围绕着父子之间的竞争,而且也不关注毁灭与死亡,却是关于生命与爱的游戏。与拉伊俄斯和俄狄浦斯不同,伊俄卡斯忒没有开启自己的旅程因而没有机会遇见她自己。然而,在他们企图逃避对母亲的欲望的过程中,父子二人都遭遇了死亡。这个旅程能够引起不是竞争与死亡而是沟通与爱等其他东西吗?女性的旅程经常是在固定不变的地方即她的家里进行的,这不仅让她认识了自己而且还认识了他人。女性没有走回到起点,西克苏写道,“男孩的旅途是返回故土即弗洛伊德所说的思乡病(Heimweh),思乡之情使得男人往往回到出发起点感怀人世、叶落归根、老死故土。女孩的旅途就是认识父亲、走向未知、创造未来。”[7]她在旅途中使用的语言相应地是另一种语言,不是理性或逻辑而是情感、欲望、爱和肉体。不管心智与肉体的区别,她放弃那种在地狱即他人之间建起围墙拉开距离的语言,而她使用的语言旨在与他人沟通联系并保持接触。

俄狄浦斯企图发现自己的身世并且借助语言号令天下或许也是企图回避女人问题,因为女人的欲望是不可知的,她的语言无法用他的词语包含或界定。伊俄卡斯忒的语言是嬉戏的、引诱的还是欺骗的,对此人们看法五花八门,该语言就像本书最后一章中论述的阿里阿德涅一样宣告了一个不一样的真理,一个不一样的律法,俄狄浦斯以及其他男性评论家们对此难以理解。正如俄狄浦斯表明的,有些东西无法在语言上加以了解,即它们根本就不可知。

[1] Freud, ‘Dostoevsky and Parricide’ in The Standard Edition of the Complete Psychological Works of Sigmund Freud, ed. James Stratchey, (London: Hogarth Press, 1961), Vol. 21, at 188.

[2] See Luce Irigaray, This Sex Which Is Not One, supra, at 28-9:“她的性行为总是至少加倍的甚至是多方面的……更不用提她的语言了,在语言世界里‘她’从各个方向出发让‘他’无法识别任何连贯的意义。”Also, Hélène Cixous, ‘The Laugh of the Medusa’ in Isabelle de Courtivron and Elaine Marks (eds.), New French Feminisms (Brighton: Harvester Press, 1981), at 246:“你很难谈论一个女性性行为、统一制服、同类东西或者可以按编码分类的东西——就像你无法谈论一个无意识地像另一个人一样。女人的想象力是无穷无尽的,就像音乐、绘画和写作一样:她们大量的一连串幻想令人难以置信。”

[3] Hēlène Cixous, ‘Castration or Decapitation?’ Signs, 7, trans. Annette Kuhn, (Autumn 1981), at 41-55.

[4] See Luce Irigaray, Speculum of the Other Woman, supra, at 330-9.

[5] ‘New Introductory Lectures on Psychoanalysis’ in The Major Works of Sigmund Freud, at 853-5.

[6] Christiane Olivier, Jocasta's Children, supra, at 29.

[7] ‘Sorties’ in The Newly-Born Woman, supra, at 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