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性别差异伦理
每一个体和群体的人都要确定自己的现实地位，确定自己在社会生活中的角色，身份认同包括自己在社会中的角色定位及其自身的认同，以及他人对自己的承认。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将到哪里去？这些身份问题已经远远超出一个哲学范畴本身，而成为现实政治和权力的标志。早在古希腊神话中，人们便开始思索性别与政治权力的关系，阿里斯托芬的《利西翠坦》曾就此提出一系列的问题：政治在本质上是一项男性专有的，富有男性气概的活动吗？如果由女性来管理世界，政治会有所不同吗？这就提出了男女如何看待世界，如何行动，以及如果男女角色互换，政治将会有何种不同的问题。[1]这也意味着不同的生活体验会产生不同的政治眼光和性别身份。20世纪90年代以来，“性别身份”的概念，性别差异和女性的身份，以及身份政治问题成为女性主义哲学讨论的重要问题。而后现代女性主义哲学对于女性普遍身份的解构似乎预示着女性主义理论和实践已经失去有效基础，这显然不是女性主义哲学发展的目的，因而，女性主义哲学研究亟须以新的方法论阐释女性的性别身份和性别差异问题，而后现代女性主义哲学本身也意识到这一问题的重要性，在解构了性别二元论和形而上学之后，又转过身来建构基于女性身份的性别伦理。
然而，在法国后现代女性主义哲学家中，对这一问题的解释并不一致，西苏通过呼唤“女性写作”来恢复和张扬女性的特殊身份与社会地位，尽管她也强调这是一种不分男女的写作方式，但这一方式无疑是以突出女性为主的，例如她主张“女性必须肯定这种差异，直到自己在这一财产交换制度中的陌生人地位得以呈现。女性必须通过写作标明自己的性别差异来完成推翻父权制历史的任务，女性写作主要是触觉的，身体的和极端内在的——以如同经血和母奶一样泻出的方式”[2]。然而，伊丽格瑞和克里斯蒂娃在说明女性身份方面却有所不同，前者试图建构女性特有的身份，坚持性别差异，后者虽然也被称为“性别差异”女性主义者，但却采取了对于性别身份进行解构的方式。格罗兹曾对二人评价道：“克里斯蒂娃对于性别差异的理解包括对所有性别身份的消解，以及把女性主义为女性建构一种身份的热望转变为一种与两性相关的性别不同的分散过程。不是像伊丽格瑞一样，寻求一种女性自主性和特殊性的概念，克里斯蒂娃意在通过意识到男女‘身份’得以建立的，并使其易受伤害的一种压抑性符号语言，性别能量和驱动力工具来除去女性被压抑的男性气质，以及不被承认的男性的女性气质。在克里斯蒂娃挑战和解构性别身份概念之处，伊丽格瑞则积极肯定一个方案，挑战和解构女性的文化呈现，以便女性能够以自我定义的术语得到呈现和承认。准确地说，她坚持克里斯蒂娃试图取消的女性性别特殊性的概念。”[3]然而，从更宽泛的意义上说，无论后现代女性主义哲学如何解构哲学，从女性主义意义上说，都总要对女性及其性别身份进行说明，以巴特勒为例，尽管她是一个激进的后现代女性主义哲学家，但也不得不强调性别差异或多或少是女性主义的一个永恒追问。因而，西苏对女性写作，伊丽格瑞对女性性别特殊性的说明，以及克里斯蒂娃对性别身份的解构，都可以视为探讨性别差异的不同方式，而且她们也都试图说明性别互动的伦理关系，建立性别差异伦理学。
西苏通过保持和追求性别差异挖掘性别之间有心、有爱和有身的共性，试图在保持个性的同时，建立享有交流快乐的性别伦理关系。她通过谈论男女共同的人性来建构这种关系，承认自己总是由于人性而激动和震撼，尽管人们被区分成不同的性别，但却有着共同的心。“性别之间共同的东西是心。有一种共同的表达，共同的话语，有一种普遍的总可以通过相互交换的，通过心这一器官来穿越的情感。心这一最神秘的器官实际上对于两性是共同的。好似心是两性性别的共同点一样。”[4]而且这种心的沟通是因为有爱，灵魂通过内在狭长的隧道，通过声音和血脉缔造了爱。“爱是一种回归，回到最初的起源，爱属于第一时刻，爱想爱一切东西，想去爱来自母亲子宫的他者。”[5]这种来自心灵的爱还要通过欲望进行身的交换，而“性别差异真正是欲望的女神”。“她给予我们自己身体的快乐（jouissances[6]），我们自己性别的快乐，我们自己的快乐加上另一方的快乐。叠加的混合的快乐。”[7]尽管性别之间可以获得双倍的快乐，但却由于身体的差异而不能还原为一种快乐，这就保持了对于另一种性别的欲望和好奇心，而每一性别都有自己的神秘性。所以对于西苏来说，理想的性别关系就建立在这样一种有心、有爱和有身的平等差异的伦理关系基础上。
同其他当代法国哲学家一样，伊丽格瑞受古希腊哲学方法论的启示，也对他性、神性和伦理学进行探讨。在其颇具影响的《性别差异伦理学》一书中，她从哲学和伦理学角度阐述了释放性别欲望、追求性别平等的社会理想。她的性别差异伦理学意在阐释性别伦理关系问题，主要回答了三个问题：性别相遇的条件、情景和结果。首先，伊丽格瑞认为性别相遇要以保持双方的他异性（alterity）、自主性和主体性为条件。她看到传统性别伦理学之所以不能形成的理想性别关系，关键是身体与灵魂、性别与精神、外在与内在、男性与女性、性别与性行为之间关系的割裂，以及把女性还原为男性的同一性，在空间上成为男性的对象、包裹男性的信封和容器所导致的。因而，她的性别伦理学首先要强调他者的不可还原性、自主性和独立性，认为不能把性别的任何一方归结为与另一方的同一。
“在寻求一种建立在承认他异性，而不是以自我统一为模式的伦理学方面，对伊丽格瑞更有影响的理论来源是犹太学者，现象学和伦理学理论家伊曼纽尔·列维纳斯的理论”[8]。列维纳斯的他异性主要体现出四个特点：1.它是一个外部的形式，与主体分离并且不能为主体所预言。2.它是超越的所在地，是一种不能被吸收、不能被消化的残余，主体不能把它同化为自身。3.它是一个无限的范畴，能够超越所有边界，以及主体试图强加的限制。4.它是一种主动性，在与其关系中，主体被动地被定位。[9]受其影响，伊丽格瑞也强调：既然自我总要与他人相遇，有着不同他异性的他者便必然成为自我主体性的必要条件，性别伦理学也是不同性别的主体之间必要协商的结果。“列维纳斯在爱欲的相遇上不仅以抽象的术语把自己和他者关系进行理论化，而且也把男女的具体关系理论化。他至少捕捉到伊丽格瑞也在寻求的一些相互尊重和不可还原的自主性特性。”[10]其次，伊丽格瑞也描述了性别相遇的情景。她强调为了建构性别伦理学，至少要回到笛卡尔的第一激情：惊讶。这是一种相当于第一时间的激情，在这种状态下，男女好似第一次见面，无论两者之间有多大的相似性，每一方都可以保持自己的欲望而非把彼方还原成此方。“我从不能占据男人的位置，他也从不能占据我的位置。无论具有何种身份证明的可能性，一方都无法准确地占有另一方的位置——他们彼此是不可还原的。”[11]再次，伊丽格瑞也说明了男女相遇的结果，那就是带来关系的新变化、性别之间的富饶性，女性身份的重建和世界观的改变，因为在她看来，今天的性别实践依旧保持着两极世界的对立——男性的世界和女性的世界，而非传统的、两性相遇的富饶关系尚未呈现。因此，要缔造性别之间的这种新的伦理关系，就必须进行思想革命，重新说明主体与话语、主体与世界、主体与宇宙，微观和宏观宇宙之间的关系，而这也是同其他法国后现代女性主义哲学家相比，伊丽格瑞更为重视以性别视角重新对哲学进行系统说明的原因。
尽管克里斯蒂娃挑战和解构了性别身份，但她也对性别之间的伦理关系进行精神分析学和语言符号学的说明。与伊丽格瑞的正面建构不同，克里斯蒂娃的性别理论体现出反面解构的特点，她不仅不想确定女性的身份，也不想给出女性的定义，认为这两者都是父权制所给予的，体现出菲勒斯中心主义把女性置于边缘的立场，因而要解构这一秩序就必须拒绝自己的女性标识。然而，这并不等于说克里斯蒂娃意识不到女性主义运动的宗旨，她只是提醒女性记住自己“不是”什么，拒绝父权制所给予的身份。而且，为了这一运动而对于女性的界定只能是关系方面和策略上的。她采取与其他女性主义者不同的方式说明性别伦理关系，反对通过身份把女性固定在某种特征或模式上，也反对一些女性主义者基于这种身份倡导某种伦理。在讨论斯宾诺莎提出的“女性要服从伦理学”的问题时，克里斯蒂娃强调女性的确不需要服从传统哲学制定的伦理规范，但这并不意味着女性不能参与到如今人们正在体验的、需要新伦理来支持的各种层面的社会激变中来。“如果我们把女性主义想象为与那种正在削弱我们人类自由的，以人类为中心的身份有关的一个思想片刻，一旦这一瞬间即将结束，我们对于这一问题的回答只能是肯定的。”[12]在克里斯蒂娃看来，不同代际的女性主义者都与传统伦理规范有着危险的联系，而且都在不同程度上主张“女性”身份，因而她试图与这些理论保持一定的距离。然而，这并非意味着克里斯蒂娃主张女性不能参与到各种当代的社会变革中来，而是主张不应以固有的女性身份，而应以一个言说的主体来参与。事实上，她的所有理论都体现了一个政治目标：为女性和所有边缘人追求言说主体的地位。
在语言哲学方面，克里斯蒂娃最有影响的贡献是把意义区分为符号的（semiotic）和象征的（symbolic）两个要素，认为所有意义都围绕着这两个要素的变化构成。前者是异质的、不确定的、非决定性的、先于符号的，因为它尚未（如在新生儿那里）和不再（如在精神病人那里）以一种武断的意识关乎一个所指的对象，它类似于婴儿的、精神病人的和诗歌的语言。而且男性的艺术家们也总是在自己的创作中呼唤和回归这种语言。“与符号要素相反，象征要素体现出这种不可避免的意义特征，胡塞尔的超越自我所指的对象——意识。”[13]在克里斯蒂娃看来，科学语言尽可能地还原符号要素，试图成为一种元语言，而诗歌语言尽管也具有象征的约束，但在牺牲自我判断意识的武断性和预定性方面略高一筹。在诗歌中，不仅节律的限制能够起到尽可能违背语法规则，忽视构思意义的组织功能，而且不能被恢复的句法省略也伴随着这些符号要素的限制，使人们不可能再度构造特有的被省略的句法范畴，使表达的意义不可能具有确定性。在精神分析领域，克里斯蒂娃也用这种语言学区分阐释母亲地位。符号语言活动把模糊性、漫游性引入语言之中，从历史同步性来看，它成为一种驱动力的标志，从历史观点来看，它来自古老的符号身体语言。而本能的、母性的和符号的过程也要为一个未来的言说者进入语言的意义与象征层面做好准备。“作为象征功能的语言以压抑本能的驱动力和与母亲关系的延续为代价来构成自身”[14]，而诗歌语言则把过程中的主体安置在古老和本能的母亲领地——前俄狄浦斯阶段领地。那么，如何形成人的个体性和主体性呢？婴儿又是如何进入语言意义系统呢？克里斯蒂娃的回答是：第一步是对母亲身体的厌弃（abjection），由于母亲身体在个体主体形成过程中构成具有威胁性的边界，在母亲没有成为婴儿的对象之前，她便成为厌弃物。不仅个体的发展如此，人类语言、文化和社会的发展也是以压抑母性的权威为代价的，“母亲的身体也是‘自然’面对‘文化’的门槛”[15]。克里斯蒂娃对于女性主义哲学的一个重要贡献是呼唤一种新的母性话语。她对于个体主体以及语言、文化和社会的形成过程中对母性的压抑提出批评，“对西方文化中一些关于母性的传统话语，尤其是关于圣母玛利亚的神话进行批评，因为它们并没有把母亲呈现为一个重要的言说的存在。而没有一种新的话语，我们就不能开始想象伦理学。如果伦理学是我们对于彼此责任的哲学，那么为了把伦理学理论化，我们便需要分析彼此的关系结构”。依据精神分析学，我们与母亲的关系是随后所有关系的样板，所以我们要分析自己与母亲的关系，而“为了想象一种伦理关系，我们必须把与母亲的关系想象为一种社会关系，把母亲看成一种言说的社会存在”[16]。因而，克里斯蒂娃是基于语言哲学和精神分析学等理论，从对母亲的研究入手来建构性别伦理学的。
[1] 〔美〕唐纳德·坦嫩鲍姆、戴维·舒尔茨：《观念的发明者——西方政治哲学导论》，叶颖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42页。
[2] Kelly Oliver ed., French Feminism Reader,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Inc., 2000, p.255.
[3] Elizabeth Grosz, Sexual Subversions: Three French Feminists, Unwin Hyman Inc., 1989, pp.100-101.
[4] Helene Cixous, “Rootprints, ”in Kelly Oliver ed., French Feminism Reader,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Inc., 2000, p.290.
[5] Ibid., p.291.
[6] 法语中jouissance一词对于英美女性主义哲学家来说是难以翻译和准确表达的词语，甚至在美国女性主义哲学家艾利森·贾格尔看来，这个表达快感的词是不可能被翻译过来的。如果翻译，就会难以保持它的殊异性和异域性的特点，而且这个词在某种意义上说承担起作为法国女性理论标志的功能。
[7] Helene Cixous, “Rootprints, ”in Kelly Oliver ed., French Feminism Reader,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Inc., 2000, p.295.
[8] Elizabeth Grosz, Sexual Subversions: Three French Feminists, Unwin Hyman Inc., 1989, p.141.
[9] Ibid., p.142.
[10] Ibid., p.144.
[11] Luce Irigaray, “An Ethics of Sexual Difference, ”in Kelly Oliver ed., French Feminism Reader,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Inc., 2000, p.231.
[12] Julia Kristeva, “Women's Time, ”in Kelly Oliver ed., French Feminism Reader,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Inc., 2000, p.199.
[13] Julia Kristeva, “From One Identity To An Other, ” in Kelly Oliver ed., French Feminism Reader,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Inc., 2000, p.159.
[14] Ibid., p.161.
[15] Julia Kristeva, “Motherhood, ”in Kelly Oliver ed., French Feminism Reader,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Inc., 2000, p.159.
[16] Kelly Oliver ed., French Feminism Reader,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Inc., 2000, p.1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