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性别形而上学解构
《周易·系辞》有言云：“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形而上学可以说是对于“形而上”，或者说是关于“形而上”的研究。当代法国后结构主义哲学家福柯和解构主义哲学家德里达为法国后现代女性主义哲学对性别形而上学的解构奠定了基础。福柯选择了一种不同于传统哲学的病态语言进行哲学思考，形成了自己的理论，而德里达则对形而上的大文本进行了解构。
福柯对于性别持一种现实主义态度，这既是分析的，也是描述性的。对他来说，在纯粹陈述意义上，性别并不存在，它总是被置于历史之中，而历史则以各种方式构造着性别，而且性别也总是以各种方式与家庭联系在一起。他所要做的是揭示这种历史和文化形式，包括如何把性别建构成某种令人欲望的东西。在福柯看来，性别总是根据理论和实践话语来构造的，话语之间是可以相互取代的，这一观点让女性主义哲学意识到无论性别话语如何被解构，都不是话语的废除，而是要找寻可以相互替代的新话语。
德里达的主要工作是剖析传统哲学的认识本体，揭示思想的本质特性和局限性。在他看来，读者与文本，说者与听者，以及文字表达与实存之间存在着不可跨越的差异。首先，一部作品总能逃避全面阐述，总有不可解析性，这些都妨碍我们理解作者的真实意思。其次，在说者与听者之间也存在不可避免的差异（在过去的经验中，在期望中，在个人习语中），这将导致永恒的误解可能性。再次，一个人对于自我思想的内在表述也是不充分的，因为人们总要用语言来表述自己，而语言是一般性的，不能表述思想中直接的、先于语言而存在的恰当性和完美性，以及情感本身的细微差异，因而人们的表述永远都达不到全面和清晰，在被思考的（被体验的、被说的和被写的）对象与纯粹理念——自我等同的意义之间总是存在着差异。[1]德里达试图说明哲学领域的差异是永远不可避免的，文字既是表述工具，也能把我们引向歧途。然而，西方传统哲学却基于三个中心原则假设哲学思想和语言能够达到完美的程度，成为颠扑不破的真理。这三个中心原则都围绕着特有的逻辑建立起来，其一为对立原则，意指思想与语言由一对对相对对立的概念构成，例如在场/不在场、真理/谬误、阳性/阴性等。其二为逻辑排他性原则，意指一对相互对立的概念被认为是相互排斥的，受同一律和不矛盾律制约，例如存在排除了非存在，存在是它所是，而不是它所不是。其三为优先性原则，每一对基本概念在意义上都是不对称的，总有一方要优于另一方，这一方不仅更为基本和真实，在道德上也更为优越。而德里达的解构试图表明：任何文本中的这种二元对立都是不能成立的，因为二元对立的文本本身都既违背了排他性原则，也违背了优先性原则，任何具有优先性的存在一方总要依赖非存在一方而存在，被理解为某种东西的对立方，而这种东西是否定的、不完整的、复杂的和派生的，例如物质、动物和现象等，所以存在的纯洁性和优先性受到了玷污，无法得到证实，结果形而上学的存在结构被自身所否定。在认识论领域也是如此，基础主义相信可以把一切知识建构在某些基本的确定性上面，例如理性或者感觉经验，但这种确定性也必须包括自身要否定的非确定性，因而这种被确定的基本要素本身被它们意在克服的认识论局限性所腐蚀，绝对正确的理性自身中包括有问题的假定，而且纯粹的感觉也包括在文化上相对的解释框架。而在伦理学上，解构主义也揭示出所谓的永恒真理价值不过是特殊文化历史发展的产物。[2]
福柯和德里达的这些观点直接为法国后现代女性主义哲学解构性别形而上学所用，后者不仅接受福柯关于性别的话语理论，也借用了德里达对理性/逻各斯/男性中心主义的批评。这里的性别形而上学主要体现为父权制哲学中的性别二元论结构。在这方面，西苏、伊丽格瑞和克里斯蒂娃都作出过重要贡献。女性主义哲学家南希·杰（Nancy Jay）曾对这种形而上学二元论/性别二元论作出解释：“1.在二元对立中的两个术语是矛盾的，因而是相互排斥的。它们之间没有调停的可能性，因为它们是严重断裂的。2.这两个术语是相互耗尽的，没有第三个术语，它们之间没有中间基础，两个对立的术语包括每一种情形和可能性。3.在二元对立的结构中，只有一个术语具有积极价值，第二个术语是根据对于第一个术语的否定来界定的。它只是第一个界定性术语特性的缺乏或丧失。因此它自身不能被承认为有任何特性或者价值。4.尽管第一个术语乐于澄清和准确地提出自己的否定方面，但第二个术语也是无所遁形的，包括并非第一术语的一切内容。”[3]女性主义哲学认为，在父权制哲学中，这两个术语之间的对立也可以被视为性别之间的二元对立，男性无疑属于第一个术语，女性属于第二个术语，所以对于父权制哲学的批评需要打破这种性别形而上学的二元对立结构。
西苏试图从女性写作的角度借鉴德里达的差异和解构理论，对传统文本和哲学进行解构，她认为女性文本就是研究差异的文本，它朝着差异的方向努力，去颠覆菲勒斯中心的主宰逻辑，打开二元对立的封闭结构，沉浸在敞开文本的快乐之中。她也看到，“对于弗洛伊德和拉康来说，女性被置于符号系统之外：这也意味着在语言和法律之外，被排除了与文化和文化秩序之间发生任何关系的可能性。她之所以被置于符号系统之外，是因为缺少任何与菲勒斯的关系，因为她并不能享有男性的秩序——阉割的情结”[4]。所以西苏以充满激情的语言呼唤着“女性写作”，因为只有通过这一方式，女性才能表达出自己的欲望，解构男性话语中的霸权和性别形而上学结构，解构男性性别“债务”（debt）经济学，建立起女性性别“礼物”（gift）经济学。在建构性别差异过程中，她首先把差异区分为两种类型：不同（difference）中的差异和对立（opposition）中的差异。前者是她试图倡导的差异，而后者是她和德里达等人批评的形而上学的男性中心主义观点。她“相信性别差异就是意识到差异是不同的。准确地说是美妙的，至少有两个源泉才能构成的差异。这种差异是一种运动，总是在穿越之中，在两者之间穿越。而在差异呈现出对立时，则是只有一种源泉存在的可怕事情。而且只有一种的话，它便可以说什么都不是”[5]。男性性别经济学把压抑女性永久化，是一种体现出父权制交换和菲勒斯中心的债务经济学，没有任何慷慨的动机，所有的付出都要求回报。而女性性别经济学则是欲望付出的经济学，它是流动的、敞开的和多元的，具有纯粹的丰富性。女性写作是创造这种女性性别经济学的方式，它不仅具有巨大的颠覆父权制文化的力量，也以一种类似于火山爆发的大笑撼动古老的逻辑基础，推翻理性的堆积，把父权制的法规摧毁成碎片。严格地说，西苏的“女性写作”并不仅仅意味着女性的写作，它实际上是一种写作方式，体现出给予和不求回报的特点，而不是如同父权制文学、哲学和历史所描述的男性面临被阉割，而女性面临被砍头的风险。而且，作为“另一种元语言，女性写作是难以遵循的，因为它并不是线性的，而是同时从各个方向开始的，允许有一个新的历史出发点，在不为人知的领地四处徘徊，超越分离和边界，跨越不同的范畴，面对某种笑声敞开”[6]。女性写作能让人进入到超越和穿行的风景地，找到出入对方的通道，在彼此的运动中，性别差异交融在一起。
同西苏相比，伊丽格瑞则从语言和本体论方面解构父权制哲学。在她看来，父权制哲学把所有东西都简化为同一的经济权力，这种简化的结果是消除了两性之间的差异，所采取的主要方式是精神分析。她联系女性解剖学、神秘主义、癔症和潜意识研究女性，不仅揭露哲学中的男性偏见，还试图寻求一种话语来论述女性，解决女性在“话语中的明确表达问题”。性别差异是伊丽格瑞哲学的主题，她与德里达等解构哲学家一道，为破除“同一性形而上学”而努力，因为她认为西方哲学正是凭借着这种同一性排除了作为女性的“他者”。[7]伊丽格瑞首先强调当代哲学必须讨论性别差异，认为这一问题即便不是我们时代的问题，也是重要的哲学问题之一，然而，在当代的哲学、科学和宗教理论中，依旧没有对这一问题给予足够的重视，事实上，如果我们深入地思考这一问题，就可以审视今天破坏世界的各种形式，以及为什么会出现词语的失信、哲学的终结和宗教的失望等问题。性别差异可以缔造一个新的世界，而不是把我们的生活和生命还原为身体和生育。性别差异“也将带来一个思考、艺术，诗歌和语言的新时代：新的诗学时代的创造”[8]。其次，伊丽格瑞也试图系统建构性别差异哲学，不仅从本体论和认识论意义上讨论时间与空间，主体与话语，以及认识的途径和方式，从精神分析学阐释主体的形成过程，也从伦理学和宗教学意义说明理想的性别关系，试图对于人与神、人与人、人与世界和性别关系作出新的解释。再次，为了说明和确定性别差异，伊丽格瑞还试图通过确定女性特质来证明性别差异的存在，让女性重建自我，而不是消解在男性的同一性之中，“女性应当能在其他事物中找到自己——通过在现存历史中的自我想象，以及通过男性创造生产的条件，而不是基于他的工作和他对系谱的阐述”[9]。伊丽格瑞也以这种女性的特质来强调性别差异，并以这种性别差异来解构性别二元对立和同一性形而上学，试图在这些工作基础上建构性别差异伦理学。
克里斯蒂娃的工作集中在语言知识领域，她也以精神分析学和符号学、历史学和文化学等学科为工具揭示潜意识中的主体结构。格罗兹分析说，法国哲学的特点是解释语言和主体性的关系，而法国女性主义者则致力于深入分析被视为菲勒斯中心的语言与特有性别主体类型之间的互动，她们并非像英美女性主义者那样把语言作为经验研究的对象，关注性别歧视的语言，对于词语、语法、造句法规则及传统进行探讨，研究性别歧视短语的使用，而是对于话语的基础结构和普遍形式提出质疑。语言不仅是命名、标示或交流的系统，也是所有可能含义与价值的入口。[10]雪莉·克里默（Cheris Kramer）等人也认为[11]，英美女性主义语言学关注的领域是：“1.在语言使用、说话和非词语交流中的性别差异与相似性；2.在语言中，尤其是在语言结构与内容中的性别歧视；3.语言结构与其使用之间的关系；4.改变的努力和方案。”[12]与其不同的是，法国女性主义者更关心对于语言本身的讨论，对于克里斯蒂娃来说，语言是语言学家所选择去界定作为自己研究对象的东西，而这种选择和界定无疑具有深刻的政治和伦理含义，她把言说的主体（speaking subject）作为研究的突破点，试图把原有的单调和同一的语言学系统扭转为差异的不同的过程。因而，“作为一种不同的在言说主体之间确定意义表达过程，克里斯蒂娃的语言学理论强调一种不同的选择：在特有情境中研究特有语言的策略”[13]。她要突出的是特有的话语而不是普遍性的语言，与伊丽格瑞不同，克里斯蒂娃并不认为女性具有特殊身份，因而不可避免地存在性别差异，并用它来解构性别形而上学及其二元论，而是采取反对对性别差异进行普遍概括的做法，进而强调不同人作为主体在不同情境言说时有话语差异的过程和变化。在她看来，任何强调男女具有某种稳定和不变差异的观点都是一种性别本质论，即便是强调这种差异来自社会历史和文化的塑造也是如此，而且这种差异观也无法排除贬低和压迫女性的可能性。克里斯蒂娃的这一观点也在其对于性别身份和伦理的研究中得以深化。
[1] 〔美〕加里·古廷：《20世纪法国哲学》，辛言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358页。
[2] 同上书，第360—362页。
[3] Elizabeth Grosz, Sexual Subversions: Three French Feminists, Unwin Hyman Inc., 1989, p.106.
[4] Helene Cixous, “Castration or Decapitation, ”in Kelly Olivered., French Feminism Reader,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Inc., 2000, p.280.
[5] Helene Cixous, “Rootprints, ”in Kelly Olivered., French Feminism Reader,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Inc., 2000, p.294.
[6] Kelly Olivered., French Feminism Reader,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Inc., 2000, p.256.
[7] 〔美〕加里·古廷：《20世纪法国哲学》，辛言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429页。
[8] Luce Irigaray, “An Ethics of Sexual Difference, ”in Kelly Oliver ed., French Feminism Reader,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Inc., 2000, p.227.
[9] Luce Irigaray, “An Ethics of Sexual Difference, ”in Kelly Oliver ed., French Feminism Reader,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Inc., 2000, p.229.
[10] Elizabeth Grosz, Sexual Subversions: Three French Feminists, Unwin Hyman Inc., 1989, p.39.
[11] 雪莉还总结出女性语言的特点：“絮絮闲聊、柔声轻语、彬彬有礼、热情洋溢、斟酌词句，有时候莫名其妙，令人不得要领。”而男性的语言的特点则是：“傲慢自负、使用咒语俚语、盛气凌人、气粗声大、言语有力、直来直往、敢说敢道和不容置疑。”http://www.xl360.com/reading/1/287, 2010/11/05。
[12] Toril Moi, Sexual/Textual Politics, Routledge, 2001, p.150.
[13] Toril Moi, Sexual/Textual Politics, Routledge, 2001, p.1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