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个体自由责任
在一些人看来,波伏瓦对于女性主义哲学的贡献主要体现在她的文学作品中,而她的经典著作《第二性》并不是一部哲学著作。从严格意义上说,波伏瓦只有一部哲学著作,就是她在1948年完成的《模糊伦理学》。波伏瓦也曾明确表示自己并不是一位哲学家:“对我来说,一位哲学家是某个像斯宾诺莎、黑格尔之类的人物,或是像萨特那样的人物;是某个建立伟大体系的人……而我并没有建构起一个哲学。”[1]但是,在另一些人看来,波伏瓦不仅是一位伟大的哲学家,而且对存在主义伦理学作出了重要贡献,她启发了一代又一代女性主义哲学家。在评价她的《第二性》所作的哲学贡献时,巴特勒强调过两点:首先,“它作为一本奠基性或者原创性著作争辩女性实际上是受压迫的,通过跨学科的方法,求助于文学想象、生物学和心理学理论,以及历史和人类学证据,《第二性》使这种压迫得以呈现”。其次,这本著作也“提供一个基础对于身体体验进行明确的女性主义说明,对女性主义理论作出不同的哲学贡献”[2]。巴特勒还强调,事实上,《第二性》的哲学贡献体现在波伏瓦所提供的具体的、跨学科的分析之中。也有人认为,波伏瓦的《第二性》以“一种非常有力而有独创的男女平等主义表述展开和改写了存在主义范畴”[3]。因而,可以肯定的是,波伏瓦对于法国后现代女性主义哲学和当代世界女性主义哲学都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早在童年时代,波伏瓦便从交友的体验中提出“如何爱一个人而又不失去自己独立性”的问题,这后来成为她探讨一生的主题:“一种意识怎样与另一种意识可靠地联系起来?”她的哲学和伦理学理论最终要解决的问题是“最初分离的人怎样才能结合在一起”,这与当代女性主义伦理学,尤其是关怀伦理学的研究宗旨不谋而合,因为在关怀伦理学家吉利根看来,关怀伦理学关注的核心是人与人之间的联系和关系问题。
存在主义是一种探讨个体以及个体生命意义的哲学,其核心思想在于否定人的普遍本性,主张个体的自由选择,因为在存在主义者那里,事物的存在被称为“自在的本质”,而意识的存在才被称为“自为的本质”。每一个个体的人都是具有自我意识的存在,必须通过自由选择建立起一种价值体系,对自我和世界负起责任,在对目标的追求中不断地实现自我的意义,并为生活和世界提供意义。萨特在批评胡塞尔关于意识是一种超验的自我活动时强调,自我是存在的,但它与意识并不等同,“‘自我’既非形式地、也非物质地存在于意识之中:它在世界中,是外在的;它是世界的一种存在,就像他人的‘自我’一样”[4]。因而,这样的自我能够成为他人意识的对象,而两种意识和自我主体之间产生的对抗及其解决便是存在主义思考的重要问题。
波伏瓦也相信个体,尤其是女性个体的自由选择,认为现存的每一个个体都有责任为自身和世界的存在提供意义。同时她从本体论和伦理学角度对存在主义作出四点强调:首先强调个体与社会之间的不可分离性和依赖性。一方面,个体必须在社会中生存,实现自身的意义与价值。另一方面,社会必须尊重每一个成员自身的具体性和特殊性,把其当成个体和主体来尊重。在批评黑格尔试图消解个体性存在意义的观点时,波伏瓦看到,对于黑格尔来说,个体仅仅是绝对精神历史发展中的一个抽象时刻,此时的个体实际上成了整体的绝对精神的牺牲品,绝对精神成为了主体,但根据笛卡尔以来的哲学传统,人们必须探讨究竟谁是主体的问题,如果个体是虚无的,整体和社会就不会存在。相反,“只有主体能够证明自身存在的合理性;不是外在的主体,不是客体,才能把他从外部世界中拯救出来。既然所有事物的意识都集于他一身,他就不能被当成一种虚无”[5]。而且,“为了使这个世界具有意义,为了使我们承担起一种意义和值得作出牺牲,我们必须肯定这个世界的具体性和特殊性,以及我们的方案和自身的个体现实性,这便是民主社会所理解的东西,社会努力确实使公民感觉到个体存在的价值……各种公正的仪式寻求表现的是社会对其被视为具有特殊性的每个成员的尊重”[6]。
其次,强调他人意识的存在是存在主义要解决的核心问题。萨特等存在主义哲学家非常关注其他人心灵的本体论问题。而波伏瓦的贡献在于不仅意识到他人意识的存在,也主张与他者建立联合的互惠关系。萨特认为,当自我意识与他者意识相遇时,会出现三种存在状态:一是自为的存在,把自我看成一种意识;二是自在的存在,把自我看成反思意识的一个客体;三是为他之存在,自我成为“为他者存在”的自我和“为他之存在”的意识。而第三种存在的特点在于:我本身成为“为他之存在”的意识,其他人把我视为一个客体,具有固定的特性,而不是把我视为一个自为存在的透明意识。我对于其他人来说是一个自在的存在。此外,我也意识到其他人把我视为客体的那种意识,但这并不意味着我正以其他人的方式“从内部”体验到其他人的意识,我并不以其他人的方式看待世界,但我却意识到其他人是与我不同的自由,由于这种自由可以为世界赋予意义,所以其他人的自由对我的世界霸权提出挑战。同时,我既无法对他人的体验和自由进行控制,也无法破坏他对我的解释,也包括他对我如何看待自身的解释。所以,我便会与其他人产生冲突,这就是我的为“我之存在”与“为他之存在”的冲突,“冲突是为他之存在的原意”。[7]但是,萨特在这里仅仅以形而上学的方式描述了这种冲突,而波伏瓦却试图探讨各种解决冲突的途径。事实上,黑格尔已经提出一种解决问题方案,强调在个体意识发生冲突时消灭一种意识,因为每时每刻其他人都有可能从我身边把世界偷走,所以“每一人的意识都在寻找他人意识的灭亡”。而波伏瓦却试图以一种与他人联合的互惠关系来解决这一冲突。她认为“意欲存在的‘存在’也是意欲人的存在,通过和为了人的世界才被赋予意义。一个人只能在其他人揭示的基础上获得对世界的了解。……要使得存在‘存在’就要通过存在的手段与其他人交流。”“只有他人的自由才能使我们中的每一个人摆脱现实荒谬中的冷酷。”[8]只有两个具体意识在承认和尊重对方自由的前提下相互作用才能产生一种互惠关系,并使每一个人都能在这种关系中实现自身的自由。
再次,波伏瓦也意识到自由的相对性和反对压迫的必然性。对于存在主义来说,不论是世界还是人类本身都不具有固定本性,这种不确定使世界和人类,以及个体的未来呈现出开放的状态。波伏瓦之所以用“模糊”来称呼自己的伦理学理论,也意欲说明存在本身的不确定性。她把“模糊”和“荒谬”进行对比,“模糊的概念不必与荒谬的概念混淆起来。宣称存在是荒谬的是否认它在任何时候都能被赋予一种意义;说存在是模糊的就是断言它的意义是从未被固定的,它必须不断地被赢得。荒谬对一切伦理学提出挑战,但也由于结束了使现实合理化的进程而没有为伦理学探讨保留空间;而正是因为人的条件是模糊的,他才历经失败和疯狂挽救自己的存在”[9]。对于波伏瓦来说,自由是选择自由的自由,而不是不选择自由的自由,每一个人都必须是自由的,这种自由是一个人的责任,它赋予个体和世界以意义,如果一个人放弃自由,便是放弃责任和道德。但是,她也看到,无论在社会中还是历史上,并非每一个人都能够自由,这是因为自由是相对的,受制于个体所处的历史和社会环境,自由是“以社会为中介的”。压迫来源于压迫者以强制和暴力手段中断了个体的自由和选择,来自种族、阶级和性别的压迫便是如此。然而,既然存在和自由都要通过个体努力来赢得,那么被压迫者就应当起来反抗压迫,而不应当以沉默和忍受成为被压迫者的同谋。如果忍受压迫,那么和压迫者一样,被压迫者也应当受到道德谴责。存在主义是突出个体性和个体自由的学说,把道德看成个体意识的产物,强调个体通过主观选择来建立自身和世界的意义,这就产生了一个被压迫者是否可以形成一个群体共同反对压迫的问题,也就是基于个体的主观选择能否形成群体革命价值观和行为的问题。萨特曾认为,作为客观社会结构的群体是诸多个人选择的结果,但并没有回答主观自由如何达到客观结构的问题,而波伏瓦力图让个体意识和自由携手社会和他人,她认为个人的社会处境会决定群体行为,“斯多葛派怀疑家庭、友谊和国家的维系力,他们只意识到普遍形式的人。但人之为人仅在于生活在各种境遇之中,境遇的特殊性准确地说是一个事实。”黑人之所以帮助黑人,犹太人帮助犹太人都是由于特殊的境遇,“但是这种特殊的团结断言并不必然与普遍的团结意志相矛盾,每一个有限的承担也必然开放了人的整体性。”[10]
此外,波伏瓦也以存在主义分析女性问题,“以独创的男女平等主义表述展开和改写了存在主义的范畴”。在她看来,女性一直被当成男人的他者来建构,这就否定了她的主体性和自由,她用黑格尔的“超越性”和“固有性”分析女性处境,意识到男性可以自由地谋划和行为,从事对于历史有影响的超越性工作,而女性则被剥夺了这种权利,日复一日地从事固有性的家务劳动。[11]这种区分不仅主宰了社会生活,也建构起社会和政治结构。用萨特的术语分析,女性是“为他之存在”。然而,波伏瓦并不否认每一个人都能处于“为我之存在”和“为他之存在”的状态,如同她认为每一个人都应当同时具有超越性和固有性一样,但她要思考的问题是:为什么父权制社会总要把女性固定在固有性方面,阻碍其超越性行为,从而成为男性的附庸,而不能在性别之间产生互惠关系呢?她认为其原因不仅在于男性通过各种意识形态保持自己的主人地位,也在于女性对压迫的认同。在波伏瓦看来,作为被压迫者的女性如果不起来反对压迫、争取自由权,就应当受到道德谴责,她试图以这种方式唤醒女性的革命意识,而事实证明,《第二性》已经成为引发第二次女性主义运动浪潮的理论巨著。
波伏瓦的理论对后来的法国后现代女性主义哲学产生了巨大影响,例如她对女性处境的存在主义现象学分析,关于他者的理论,关于主体和女性主体性的讨论,对于性别解放和自由的追求等都得到继承和发展。波伏瓦的思想不仅深受萨特等人的影响,还深受黑格尔、胡塞尔、马克思、恩格斯、弗洛伊德和卢梭等人的影响。“从黑格尔那里,她学会将辩证法作为一种分析工具,并将主奴之间的对立当作自我—他者之间对立的一种模式;从胡塞尔那里,她借用了现象学方法,这是一种描述性分析的形式;从马克思和恩格斯那里,她援用了对历史的一种既辩证又唯物的分析,并对社会主义持乐观态度;弗洛伊德和其他心理分析学家提供了一种将人看作生物个体的观念,而波伏瓦则把人看作意识的具体化,以此来反对弗洛伊德学派的宿命论。最后,从卢梭那儿,她获得了对于社会对在孩童期个体自由产生影响的正确评价。”[12]因而,波伏瓦的存在主义和女性主义思想事实上是在借鉴大量传统哲学,以及她所处时代的思想资源的基础上形成和发展的,这也表明女性主义哲学与不同时代哲学发展的密切关联,在她之后的法国后现代女性主义哲学家不仅借鉴了波伏瓦的理论,也汲取自己所处时代的哲学资源,例如精神分析学、符号学、解构主义和语言学等,从而对女性主义哲学作出了新的贡献。
[1] 〔美〕加里·古廷:《20世纪法国哲学》,辛言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97页。
[2] Judice Butler, “Gendering the Body: Beauvoir's Philosophical Contribution, ”in Ann Garry Marilyn Pearsall ed., Women, Knowledge, and Reality: Explorations in Feminist Philosophy, Routledge, 1992, p.253.
[3] 〔美〕加里·古廷:《20世纪法国哲学》,辛言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97页。
[4] 〔法〕让·保尔·萨特:《自我的超越性——一种现象学描述初探》,杜小真译,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第3页。
[5] Simone de Beauvoir, The Ethics of Ambiguity, Kensington Publishing Corp, 1976, p.106.
[6] Ibid., pp.106-107.
[7] 〔美〕加里·古廷:《20世纪法国哲学》,辛言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76—177页。
[8] Simone de Beauvoir, The Ethics of Ambiguity, Kensington Publishing Corp, 1976, p.71.
[9] Simone de Beauvoir, The Ethics of Ambiguity, Kensington Publishing Corp, 1976, p.129.
[10] Ibid., p.144.
[11] 〔美〕萨莉·J.肖尔茨:《波伏瓦》,龚晓京译,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5页。
[12] 同上书,第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