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后现代女性主义哲学

在当代哲学领域，女性主义与后现代主义之间呈现出复杂的关系，一方面与其结为盟友，一起解构现代主义哲学的男性中心主义，反对它的二元论、本质论以及一元论体系，强调差异、多元性和非线性。另一方面，女性主义也与后现代主义的对手——现代主义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甚至女性主义本身也被喻为“最后的现代主义”。而且对于后现代主义来说，本身也未必是父权制的掘墓人，因为在批评解构这一制度的同时，它依旧怀有一种乡愁和不甘。女性主义文论家简·盖洛普（Jane Gallop）把这种现象概括为女性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的“双重错位”：“后现代主义思想家挽救父权制度沦落的方式是力图改变自己的男性特征。他们穿上女性的服装，模仿女性的特征，而不再去想自己作为男性在一个行将过时的父权制社会中的地位。女性主义后现代主义思想家发觉自己处在一种两难困境之中，即她们想要的是像父亲那样，而父亲却又想要像一位妇女一样了。这种双重错位既让人好奇，又让人觉得好笑，不过，假如有人怀疑这是父亲既要诱惑女儿，又要保持她对自己尊敬的最后一条诡计的话，那倒也是让人烦恼的。”^[1]因此，男女两性、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双方都试图寻找错位的身份，而对于女性主义者来说，更重要的是避免“穿上男人们留下的、并不合身的旧衣服”。因而，审视后现代主义哲学中的“性别差异”是一项颇为困难的工作，为此，本章以当代法国女性主义哲学为例分析后现代女性主义哲学，探讨女性主义哲学在后现代主义时代的生存。

后现代主义哲学的灵魂是解构，不仅要对作为传统哲学支柱的形而上学和二元对立结构进行解构，也要对构成传统哲学认识论的基础主义进行解构。而后现代女性主义在这一基础上又加入了性别思考的成分，不仅对传统哲学中的男性/菲勒斯中心主义进行解构，也对传统哲学中的女性、男性和性别概念，以及性别关系进行解构。同时试图重新说明女性身份及其性别差异，阐释性别的伦理关系。当代法国女性主义哲学是后现代女性主义哲学的重要代表，因而有必要以前者为例阐释后现代女性主义的主题。

当代法国女性主义哲学在时间上大体分为有所交叉的三个主题：其一是波伏瓦以《第二性》和《模糊伦理学》等著作对父权制哲学进行批评，通过对父权制社会女性生存发展的历史条件的分析来倡导男女平等和女性解放。这一主题可以被定义为个体自由责任。其二是20世纪60—70年代以来的“解构主义女性主义”，主要代表有西苏、伊丽格瑞和克里斯蒂娃等人，她们借鉴德里达和福柯等人的理论对菲勒斯中心主义提出批评，解构传统哲学的二元论思维模式，试图颠覆传统哲学的理论基础。这一主题可以说是“对性别形而上学的解构”。其三是指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法国女性主义者更多地注重对哲学的建构，而这一工作多半从女性身份和性别伦理的建构入手，主要代表有伊丽格瑞和克里斯蒂娃等人，例如克里斯蒂娃跳出传统哲学二元论的形而上学模式，把女性主义思想纳入人类文化与思想史的框架中，对于女性身份及其历史贡献进行探讨，从人的个体性入手说明人本身的多元异质性，反抗社会的一致性标准和语言霸权。^[2]法国女性主义哲学家还试图借助大陆哲学的资源，如存在主义、现象学、符号学、精神分析和结构主义、解构主义等理论探讨女性受压迫的本质、女性的自由与主体性、性别差异的构成以及女性写作等问题。同美国同行相比，法国女性主义哲学家更喜欢以文学的形式探讨哲学理论，并把诗歌、文本、语言、符号学和精神分析理论结合起来，以一种充满激情的、智慧的和玄妙的超越性思维为哲学赋予新的疆界与活力。

[1] 〔美〕简·盖洛普：《通过身体思考》，杨莉馨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56—157页。

[2] 这三个阶段的划分参见高宣扬：《论克里斯蒂娃的新女性主义》，载《同济大学学报》2009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