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妇女哲学
妇女哲学是否存在？应当如何对妇女哲学做出界定？女性是否具有成为哲学家的身份？这些是讨论妇女哲学首先要面临的问题。
（一）“妇女哲学”是否存在？
“妇女哲学”是否存在？即便在女性和女性主义学者之中，对于这一问题的回答也不同。一种观点认为，从哲学史上考察，至少在近代之前，妇女哲学似乎是不存在的。而另一种观点不仅承认妇女哲学是存在的，而且花大气力去挖掘妇女在哲学上的贡献，重新发现妇女哲学家，书写妇女哲学史。
作为第一种观点的主要代表，当代女性主义哲学家南希·霍兰德（Nancy Holland）认为，妇女哲学不同于妇女艺术和妇女音乐，对于这一问题的讨论必须对妇女体验作出说明。而大陆哲学，尤其是英国经验主义则一直忽视或无视妇女的体验，因而可以得出结论说，在英国经验主义哲学传统中并不存在“妇女哲学”。而且，如果男性哲学都是对男性体验的反映，那么以往的所有哲学都是男性哲学。[1]但她并不否认近代之后的女性主义学者有可能建构妇女哲学。无独有偶，当代英国女哲学家玛丽·沃诺克（Mary Warnock）也认为，在17和18世纪，很少有女性，甚至可以说没有一位女性能够在哲学上做些什么，直至大学能够把哲学作为一门专业课时，这种局面才有所改变。她曾应邀编辑一本文集《妇女哲学家》，她说自己在完成这项工作时注意到，一些“妇女哲学家”的著作实际上充满了宗教信条，以致无法把它们同正规哲学著作等同起来，而且“对于女性而言，写一些带有宗教性的、虔诚的小册子是一件完全可以接受的事情，因为这是女性表达思想与感受的一种可以接受的方式，而且在我看来，由于她们早期并没有把哲学当作一门独立的学科来学习，因而一旦她们有了一些哲学思想，就会倾向于将这些思想以宗教的方式详细地写下来”[2]。她还强调，即便后来女性进入哲学领域，她们也更多地关注道德哲学，而且越发地趋于实际。显然，沃诺克本人对妇女哲学并不感兴趣，也不愿意把自己的哲学生涯描述成一位女性对父权制的反抗，因而有评论家认为，她已经“间接地表明了女权主义对于女性处境与体验的关注不过是一个错误”[3]。一些后现代主义哲学家也相信，妇女哲学是不可能存在的，因为在一个可以解构哲学的时代，妇女都不存在，何来妇女哲学？我们“已经不再可能去寻找妇女，或者是寻找作为妇女的女性和女性的性别。充其量它们不能以任何熟悉的思维方式被发现，或者被认识——即便人们不能停止寻找她们”。
然而，另一种看法的学者不仅承认妇女哲学的存在，还试图以弘扬妇女哲学为使命从事大量的挖掘和梳理工作，并已有一批重要的成果问世，从不同角度证明女性的哲学贡献，例如吉恩·格里姆肖（Jean Grimshaw）的《女性主义哲学家：哲学传统的妇女视角》（1986年）、玛丽·艾伦·韦特（Mary Ellen Waithe）四卷本的《妇女哲学家史》（1987年），以及凯瑟琳·维拉纽瓦·加德纳（Catherine Villanueva Gardner）的《重新发现妇女哲学家——哲学风格与哲学边界》（2000年）等。美国纽约圣玛丽山大学退休女教授凯特·林德曼也建立了一个妇女哲学网站，专门收集介绍妇女哲学家的理论和思想。林德曼在自己网站的主页上曾提醒人们注意这样几个问题：1.在哲学之父毕达哥拉斯出现之前，就有一位妇女——公元前13世纪的赫杜安娜（En Hedu'Anna）已经在从事哲学研究[4]，她生活在目前属于叙利亚和/或伊拉克的地区。2.在罗马皇帝尼禄杀害或驱逐所有思想激进的哲学家之后，是一位罗马帝国的皇后在罗马复兴了哲学。3.欧洲的女修道院是许多妇女哲学家的乐园。4.一位伟大的日本史诗作家也是女哲学家。5.有一位英国女哲学家作出哲学与经验科学的区分，这被当代西方大学普遍地接受下来。[5]
在古希腊，也有一些当时著名但今天却鲜为人知的妇女哲学家，如举世闻名的古希腊神殿——特尔菲神殿的女祭司、公元前6世纪的希腊女哲学家米斯托克亚（Themistoclea），据说她是毕达哥拉斯的老师，为其讲授道德理论，也被视为欧洲社会的第一位妇女哲学家。而毕达哥拉斯的妻子——克托那的特阿诺（Theano of Crotona）和三个女儿——达诺（Dano）、格里诺特（Grignote）和梅丽（Myia）也都是自己时代的著名哲学家。特阿诺对于数学和形而上学作出过重要贡献，她所论述的“黄金分割”概念对于后来的数学、艺术和建筑学都产生过深远的影响，毕达哥拉斯辞世之后，特阿诺同自己的女儿们一道主持毕达哥拉斯学院的工作，在传播毕达哥拉斯学说过程中也不断地进行理论创新。有评论家认为，如果没有她们的努力，毕达哥拉斯思想不会在环绕地中海的古代世界产生如此重要的影响。在此后的哲学思想史上，也出现过众多妇女哲学家，如柏拉图《会饮篇》中的重要人物，曼提尼亚的女祭司第俄提玛（Diotima）。而且，即便在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代，也出现过许多妇女哲学家，如中世纪的雷德格恩德（Radegund）、圣伊尔达（Saint Hilda）和埃洛伊丝（Heloise），以及文艺复兴时代瑞典的布丽奇特（Brigitta of Sweden）、诺里奇的朱利安（Julian of Norwich）、克里丝汀·德·皮桑（Christine de Pisan）等。从近代至今，妇女哲学家更是不胜枚举，这无疑地证明了妇女哲学的存在，而传统哲学教科书却对这一历史事实视而不见，这正如玛丽·艾伦·韦特所言：“我已经得出结论——大约一百名，或者更多的妇女哲学家的成就一直被标准的哲学参考书和哲学史所忽略。”[6]或许，人们对于“妇女哲学是否存在”问题的回答最终要取决对于妇女哲学的界定。
（二）“妇女哲学”的界定
在古今中外的学术殿堂上和大学哲学课程的设计中，人们很难发现“妇女哲学”课程，因为通常在人们看来，妇女哲学根本就不存在。纵然在东西方哲学思想史上，不乏对妇女的哲学解说，但那些可以说成是“关于妇女的哲学”，而不是“妇女哲学”本身。然而，一些哲学家在著书立说时，常常把这两者混淆起来，如玛丽·布里戴·马奥沃尔德（Mary Briody Mahowald）编辑的《妇女哲学：从经典到当代概念选集》以“妇女哲学”来命名，但书中却收录许多古今哲学家对于妇女的论述，这就要求人们在阅读时有必要把“关于妇女的哲学”与“妇女哲学”和区分开来。
在当代妇女哲学家中，对于什么是“妇女哲学”也有不同的理解。一种看法认为，妇女哲学意指说明妇女体验的哲学，例如霍兰德认为“我所指的妇女哲学著作的含义是（例如对于传统哲学问题的讨论）来自于并明确地涉及妇女的体验，而且试图对于这些体验进行说明”[7]。她还看到，男女的体验都是某种社会、经济、政治、宗教和哲学模式的产物，以往男性哲学的错误并不在于说明男性的体验，而在于试图以男性体验来代替人类体验，忽视女性的体验，并使这种哲学成为白人中产阶级男性的哲学。尽管在哲学传统上妇女哲学并不存在，但我们可以创造这样的理论，而“为了创立妇女哲学，我们中的那些在欧美哲学领域工作的人至少应当重新从头开始思考哲学，重新思考哲学提出的问题，重新思考什么可以算成是对于这些问题的回答”[8]。另一种看法则是，只要是由妇女完成的讨论哲学问题、体现哲学观点和思想的作品便是妇女哲学。例如在加德纳看来，传统道德哲学强调公平、理性和普遍性，而妇女哲学则是通过小说、书信和诗歌体现出来的。由于女性受教育和发表论著机会受到限制，并且得不到公众承认，女性不得不采取偏离的方式来写作哲学，而这也从另一个角度证明性别实际上是社会的产物，在一个女性始终被限制发展空间的社会里，女性的哲学写作形式也必然受到影响。她也强调自己“重新发现妇女哲学家”的兴趣并不在于说明哲学史如何排斥了女性，也不想论述如何重写这部历史，以便把妇女的哲学论著包括进来，而是力图说明这些妇女哲学家的著作如何能为当代伦理学，特别是女性主义伦理学理论提供资源，成为当代哲学对话的组成部分。
这里，我们可以借鉴弗吉尼亚·伍尔夫对妇女小说的理解来解释妇女哲学的概念。在论及《妇女与小说》时，伍尔夫强调对于“妇女小说”可以有两种理解：一是为妇女写的小说；二是关于妇女的小说。依据这种区分，妇女哲学不是关于妇女的哲学，而是由妇女完成的哲学工作，因而妇女哲学可以简单地定义为由女性完成的，表达出自身哲学思想和观点的哲学。
而对于这一定义，我们还可以进行一些说明：其一，尽管妇女哲学与女性主义哲学呈现出一种交叉的、相互包含的关系，但妇女哲学未必是女性主义哲学，如果一种妇女哲学试图成为女性主义哲学，就必须以女性主义方法论为指导，对写作提出体现女性主体性别意识及其价值观的要求。其二，女性主义哲学家未必都是女性。只要男性哲学家依据女性主义方法论来提出和发展哲学，也可以被称为女性主义哲学家。其三，女性的体验是多元而具体的，体验永远都不是铁板一块的，因为妇女之间存在着阶级、种族、文化和社会地位等多重差异，但这些体验的基础是社会、历史和文化，而非妇女的生物学功能。其四，在研究妇女哲学时，必须关注每一位妇女哲学家的具体存在。根据描述现象学理论，在说明人对世界的体验时，必须首先对这些体验得以形成的社会历史条件进行本体论的说明。海德格尔也持一种类似的看法，认为存在中的人们总能理解自身，但却不能进行直接的说明，而必须通过其存在来说明。妇女哲学与女性本人生活的历史和社会、社会的意识形态密切相关。当代法国文学评论家罗兰·巴特在谈论意识形态对文本的影响时曾把那些与意识形态没有联系的文本比喻为没有影子的、没有生育功能的，没有创造力的贫瘠文本，认为它们如同一个失去生育能力的女性一样不令人期待。[9]在这里，尽管他把女性等同于文本，等同于客观对象而不是主体，等同于生育功能的看法是值得商榷的，但他对于文本与意识形态关系的说明却是可以借鉴的。其五，妇女哲学也是一种“不同声音”的哲学。吉利根通过对人们道德声音的考察得出一个令人耳目一新的结论：“在过去十余年来，我一直在倾听人们谈论道德和自我。在这一过程中，我开始听出这些声音中的差别——谈论道德问题的两种方式，描述自我与他人关系两种方式。”[10]她也正是循着这种声音建立起与公正伦理不同的关怀伦理。同样，妇女哲学也是哲学中的一种不同的声音。这种声音亦可以如同人们道德发展中不同的声音一样来源于性别而又不拘泥于性别。既然吉利根能从传统上被认为是妇女的美德——关怀、关心、注重关系、情感中观察到关怀伦理的存在，人们也可以从传统上被归结为女性的哲学特征中看到哲学中“不同的声音”的发展脉络。这种声音无疑多与情感/感性/身体/物质/性/欲望/内在性/私人领域/具体/特殊性/自然一类的概念相联系。盖洛普在分析19世纪初法国作家德·萨德的作品《卧室里的哲学》时看到，萨德的作品“要将身体、性、欲望和无秩序状态纳入到哲学和思想的明晰类别中去。但是，某些无秩序的特殊性却又始终存在着，它们超越于系统化了的话语之上，因而使得另一种意义上的哲学具有了必要性”[11]。这种被萨德强拉硬拽到他所理解的哲学中而未能获得成功的“身体、性、欲望和无秩序状态”与其说是一种“非哲学”，不如说是一种“不同的哲学”，抑或说是“另一种意义上的哲学”，而对于哲学的这种理解也适用于“妇女哲学”。其六，妇女哲学也未必需要以传统哲学的方式和面目出现，女性通过文学作品表述的哲学思想也是妇女哲学。妇女哲学的写作形式更善于描述具体、特殊的人类情感的本质和日常生活，而不是对抽象和普遍的真理给予说明。即便是以往的女性在写作哲学著作时多采取小说、书信和诗歌等方式，也不能由此断定性别与写作方式之间存在着本质联系。事实上，通过文学作品来阐释哲学思想的做法并非是女性的专利，也是许多男性哲学大师惯用的写作方法，例如萨特在哲学与文学领域都作出了不朽的贡献，在青年时代，他曾谈到哲学与文学对自己的意义，认为哲学是一种对人的内在状态的有条理的描述，而这些描述是他进行文学创作的方法和工具。梅洛·庞蒂在评价波伏瓦小说时也指出：“当一个现象学的或存在的哲学指定给它自己的任务不是解释世界或发现其‘可能性的条件’，而是阐述关于这一世界的经验、与这一先于关于世界的所有思想的世界进行接触的时候，所有事物都发生了变化……从现在起，文学与哲学的任务再也不相互分离了。”[12]巴特勒也揭示过这样一个事实：“当前，欧陆哲学传统中很大一部分工作是在哲学系以外开展的。有时，这些工作是通过文学阅读，以极为丰富、惊人的方式展开的。具有悖论意义的是，哲学一方面在当代文化研究和对政治的文化研究中获得了新生，另一方面，哲学概念同时又丰富了社会和文学文本。这些文本本来并不属于哲学范围，但这样做就使得文化研究成了在人文领域内进行哲学思考的极具生命力的场所。”[13]因而，哲学与文学、文化和社会政治相互渗透，相互促进的发展不仅意味着哲学领地的扩展，也预示着哲学在人文社会科学中的新生。因而，当人们对于妇女哲学采取更为宽泛的理解时，便会发现它几乎同人类哲学思想发展的历史一样由来已久。
（三）妇女哲学是哲学吗？
即便我们已经断定妇女哲学的存在，并对这一概念作出界定，还会有人提出一个更为基础的问题：妇女哲学是哲学吗？而对于这一问题的思考有必要重温“哲学”的含义。
如果从其起源上解释，哲学就是“爱智慧”的话，那它无疑属于所有爱智慧的人们。几乎在一切有人类思维存在的时空里，都有哲学存在，能够进行思维的人就有自己的哲学，哲学并非仅仅掌握在一些特权者手中，也就是说，当一些权威和特权者定义自己的理论是哲学，而其他人不能，也不配从事哲学研究时，我们始终可以提出这种看法是否公正的伦理追问。也就是说，那种由哲学专家来判定“谁做的工作是哲学？”或者“谁的工作不是哲学”的做法本身便是受到女性主义批评的观点，女性主义不仅要提出应当以什么原则来界定哲学的问题，也会提出“谁赋予这些人以专家身份？以及他们代表谁来说话？这样做的目的何在？”等问题。其次，人们也应当意识到，无论多么高深的哲学理论，都有其社会生活源泉。只要人类的社会生活有妇女参与，她们就能够对于哲学作出贡献。玛丽·艾伦·韦特发现，在毕达哥拉斯学派的妇女哲学家中，便已经开始探讨应用伦理学，“这些哲学家分析毕达哥拉斯的‘和谐’概念如何应用到国家的建构和运作中，以及如何应用到家庭——它被看成是微观的国家。她们讨论女性如何以这一原则来教育子女，使其成为公正、和谐的个人，讨论女性如何把这一原则应用到自己日常生活的其他领域。这并不是家庭经济学，而是应用伦理学理论，需要通过道德发展心理学来完成，这也是一种关于家庭责任的理论以及具有更丰富内容的东西”[14]。再次，如前所述，人们应当承认哲学上有无数“不同的声音”，古往今来被主流哲学界承认的哲学是哲学，那些不被承认的哲学也是哲学；古往今来被承认的哲学写作方式是哲学写作方式，而不被承认的写作方式也可能是另外的、不同的哲学写作方式。哲学不是一片有疆界的固有领土，需要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人们不断地进行“保家卫国”的战斗。相反，哲学是人类的一种自然天赋，是一种宇宙的资源。它同自然、大地、月亮和太阳一样属于每一个人。从这一意义上说，宣布“妇女哲学”存在的意义仅仅是作为一个榜样向世人告知哲学中“不同声音”的存在，而且随着社会和时代的发展，人类精神的进步和道德伦理胸襟的宽阔，必定会有更多不同的声音的哲学出现，例如“种族哲学”“黑人哲学”“老人哲学”“病患哲学”和“打工妹哲学”等。最后，许久以来，哲学也一直被看成是关于思考的思考，它依赖于理性、系统的思考和争辩来追求诸如真理、知识和存在一类的概念。[15]而且在一些哲学家眼中，“哲学是一门形成、发明和制造概念的艺术”。“哲学是一门创造概念的学科。”因为概念是一种内在于思维的存在，一个使得思维本身成为可能的条件，哲学通过概念来获得知识。[16]如果女性能够进行理性思维，并能够就一个问题进行系统的思索，通过内在的和外在的争辩来获得认识，就不能说她们不具有哲学思维，即便没有经过哲学训练的普通女性也能够以自己独特的概念来思考，只不过不能明晰地表述出来罢了。女性的哲学思考使用的是另一套完全不同于柏拉图的“理念”，亚里士多德的“形式”，或者莱布尼兹的“单子”，以及康德的“善良意志”一类的概念，但她们肯定也是有概念的。尽管这些概念是破碎的、零散的、模糊的、层出不穷的和短暂的，甚至是平淡无奇和无法登上大雅之堂的，但却是关于她们生命和思维的写照。正如我们无法准确地把握儿童和原始人的思维一样，我们也无法全面真实地把握在人类思想史中女性的哲学思考，不过这并不意味着女性没有哲学，或者其哲学不是哲学，女性实际上一直在以自己的方式进行哲学思考，“始于女性的视角，哲学不再需要一针见血，而在于通过经验的遮掩进行思考的漫步。不是为了使事实昭然若揭，而是为了揭示它们模糊的边缘”[17]。冯友兰先生也曾经强调：“哲学是人类精神的反思”，其“大用”在于“提高人的精神境界”。从这一意义上说，任何以理性或理性之外的其他方式所从事的“人类精神的反思”，就其反映人类精神本真的样式来说都属于哲学领域，这其中当然也包括女性所从事的哲学研究和女性主义哲学。基于上述理解，人们对于妇女哲学探讨的重心似乎不应置于诸如“妇女哲学是哲学吗？”一类的问题，而应换一种思路来梳理和挖掘女性对于人类哲学思想史的贡献。
（四）女哲学家身份
古往今来，女性的性别身份一直都是一个敏感而复杂的问题。据考察，只是到了17世纪妇女才正式进入大学学习哲学。[18]尽管此后有无数女性在这一学科做出了骄人的成绩，但许多妇女哲学家依旧在自己性别身份和女性主义立场确认方面采取了不同的态度。
一些著名妇女哲学家公开否认自己的“女性”身份，并对女性主义哲学突出女性体验的主张持反对态度，例如前面提到的英国当代著名女哲学家沃诺克不仅否认自己的性别身份在哲学事业成功中的意义，也对女性主义哲学家提出的诸多观点提出质疑。首先，她对于女性思想家一直被边缘化提出质疑：“我并不认为曾有大批的女性哲学家受到过忽视。”哲学在17和18世纪时，“无论如何都是一门独特的学科。它在很大程度上依赖各门科学，而当时并没有太多的女性——事实上没有一位女性——除了能表达对于各门科学的兴趣之外，还可以做些什么，而且显而易见，她们更没有机会去追寻科学的基本原理，或者以男性的方式来探究科学中正在发生的种种变革。因此在我看来，将不少甚至任何一位曾遭到过度忽视的女性哲学家重新挖掘出来都绝非是易事。这之后，哲学就开始成为大学的一门专业课，并且在一段漫长的时间内，女性显然都无法涉足这一领域”[19]。其次，她也反对女性主义哲学家所讨论的哲学中的“性别差异”，认为那种相信哲学论证本质上存在着“性别差异”的看法是不成立的，“是一种典型的后现代主义观点，它如同一切后现代主义观点一样，都是难以证明和反证的”。“无论对男性，还是女性而言，重要的是他们都在寻求事物的真相。而另外一些置于事外的人，如一名社会学家或女权主义者，或许他们本可以找到一种截然不同的理解方式，但他们却刻意去制造一些女性所独有的东西，这在我看来完全是一种理智上的骄横跋扈。”[20]此外，她还批评女性主义哲学家关于哲学领域存在性别歧视的主张，认为女哲学家为数很少并不是性别歧视的结果，而是因为她们本身人数太少，所以不为人知，也由于女性的生活通常是支离破碎的，要同时忙碌许多事情，因此无法专注哲学思考，学有所长。
另一些妇女哲学家，例如波伏瓦和英国女性主义哲学家珍妮特·拉德克利夫·理查兹（Janet Radcliffe Richards）等人都经历过一个从不承认自己性别身份到公开坚持妇女身份和女性主义立场的转变过程。波伏瓦曾对自己的这一转变过程总结道：“在《第二性》的结尾处，我说过自己不是一个女性主义者，因为我相信女性问题将在社会主义发展的背景之下自动地得到解决。女性主义者对我来说意味着独立于阶级斗争，专门为解决女性问题而斗争的人们。我今天仍旧坚持同样的看法。按照我的定义，女性主义者是女性——或者甚至也有男性——他们正在联系阶级斗争为改变女性的处境而斗争，但这一改变女性处境的斗争也独立于阶级斗争之外，在没有发生女性主义者全力奋斗的，依赖于社会整体变化的变化下进行。我要强调的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今天是一个女性主义者，因为我意识到，我们必须从现在起，在我们的社会主义梦想成为现实之前，就必须为女性的状况而斗争。”[21]而理查兹1980年出版的著名处女作《怀疑的女性主义者》（The Skeptical Feminist）则成为她承认自己的性别身份，向女性主义者转变的标志。她把这本出于一个意外邀请完成的著作看成自己生命中的一个转折点。“当时我还在从事形而上学和科学哲学研究，几乎从未涉足女性主义领域”，“但写这本书确实改变了我对女性主义的看法”，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它使我的目光转向了哲学在道德育实践问题上的应用，自此以后，这也就成为了我关注的焦点”。[22]
还有更多不胜枚举的妇女哲学家则自始至终确认表明自己的性别身份，以女性主义视角从事哲学研究。她们中包括凯瑟琳娜·麦考利（Catharine Macaulay）、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Mary Wollstonecraft）、贝蒂·弗里丹（Betty Friedan）、琳达·奥尔克芙（Linda Alcoff）、埃莱娜·西苏（Helene Cixous）、朱莉亚·克里斯蒂娃、露丝·伊丽格瑞、卡罗尔·吉利根、内尔·诺丁斯（Nel Noddings）、萨拉·拉迪克（Sara Ruddick）、凯特·米利特、托莉·莫娃、吉纳维夫·劳埃德、马乔里·米勒、詹妮弗·索尔、朱丽叶·米切尔（Juliet Mitchell）、艾莉森·贾格尔（Alison M.Jaggar）、伊丽莎白·格罗兹、弗吉尼亚·赫尔德、希拉·贝纳比（Seyla Benhabib）、桑德拉·哈丁和卡伦·沃伦（Karen J. Warren）等人。
总体来说，无论妇女哲学家对于自己性别身份和女性主义持何种态度，都有其自身以及时代的合理性。妇女哲学家对于自己性别身份的自我确认并非一个简单的问题，而是不同时代性别关系，以及女性社会地位对于哲学领域影响的一个历史缩影。应当说，许多哲学家，包括女哲学家对于妇女身份和女性主义的拒绝很大程度上与她们对于女性主义所强调的“妇女”身份的意义缺乏了解，以及自身不同的生活和存在状态相关，从这一意义上说，波伏瓦和理查兹的转变过程更耐人寻味。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获得者、美国生物学家芭芭拉·麦克林托克被视为科学领域的女性主义先驱者，其代表作《情有独钟》也一直被看作女性主义科学研究领域的一部经典之作，而她在回复一位女同仁庆祝自己当选为美国科学院院士的贺信时却坦诚地强调：尽管自己并不是一位女性主义者，但依旧为打破一向不合逻辑的藩篱而高兴。这也表明了另一个事实——即便一些女哲学家或科学家并不理解自己的性别身份和女性主义概念，也依旧不妨碍她们已经在不自觉中成为坚定的女性主义者，为女性主义哲学和科学理论作出了重要贡献。
[1] Nancy J.Holland, Is Women's Philosophy Possible?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Inc., 1990.pp.1-2.
[2] 〔英〕朱立安·巴吉尼、杰里米·斯唐鲁姆编：《哲学家在想什么》，王婧译，上海三联书店2006年版，第146页。
[3] 同上书，第145页。
[4] 赫杜安娜在科学技术历史文献中是第一位女性的名字，生活在公元前3世纪，是一位追求智慧和知识的女祭司。其父是萨尔贡一世，建立阿卡德王朝，后来形成巴比伦帝国，他在公元前2354年任命女儿赫杜安娜为乌尔城（the city of Ur）南纳神殿（the temple of Nanna）的月神女祭司（Priestess of the Moon Goddess）。这是一个具有真正权力的职位，祭司和女祭司对所有日常活动，如农事和工匠之事提供指导，同时神殿也是学习数学、科学和艺术的知识中心，其重要功能是观测行星与星体的运动。
[5] http://www.women-pholosophers.com/2009/08/03.
[6] Mary Ellen Waithe ed., A History of Women Philosophers, Volume1 Ancient Women Philosophers, 600B.C-500A.D, Martinus Nijhoff Publishers, 1987, p.x.
[7] Nancy J.Holland, Is Women's Philosophy Possible?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Inc., 1990.p.1.
[8] Nancy J.Holland, Is Women's Philosophy Possible?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Inc., 1990.p.4.
[9] 〔美〕简·盖洛普：《通过身体思考》，杨莉馨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79页。
[10] 〔美〕卡罗尔·吉利根：《不同的声音——心理学理论与妇女发展》，肖巍译，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年版，第36页。
[11] 〔美〕简·盖洛普：《通过身体思考》，杨莉馨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72页。
[12] 〔美〕加里·古廷：《20世纪法国哲学》，辛言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49—150页。
[13] 〔美〕朱迪斯·巴特勒：《消解性别》，郭劼译，上海三联书店2009年版，第240页。
[14] MaryEllen Waithe ed., “A History of Women Philosophers, ”Ancient Women Philosophers, Volume 1/600B.C-500A.D, Martinus Nijhoff Publishers 1987, p.xi.
[15] 〔美〕罗宾·罗森：《女性与学术研究——起源及影响》（英文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44页。
[16] 〔法〕吉尔·德勒兹、菲力克斯·迦塔利：《什么是哲学？》，张祖建译，湖南文艺出版社2007年版，第201、205页。
[17] Jeffner Allen edt., The Thinking Muse,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89, p.1.
[18] 据考察，世界上第一位进入大学系统学习哲学的女性来自威尼斯城，1678年毕业于帕多瓦大学。在意大利帕多瓦大学校园里，有一座拥有3000年历史，被称为Cortile Antico del Bo的古老建筑，在它的二楼上，便是举世闻名的作为人类医学发展里程碑的解剖学阶梯教室（Anatomical Theater），在这一古老建筑的入门处，竖立着这位学哲学女性的雕像。
[19] 〔英〕朱立安·巴吉尼、杰里米·斯唐鲁姆编：《哲学家在想什么》，王婧译，上海三联书店2006年版，第145页。
[20] 同上书，第149页。
[21] Toril Moi, Sexual /Textual Politics, Routledge, 2001, pp.89-90.
[22] 〔英〕朱立安·巴吉尼、杰里米·斯唐鲁姆编：《哲学家在想什么》，王婧译，上海三联书店2006年版，第21、2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