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文本解读学“唯一性”的悖论
文学理论之所以长期与审美阅读经验为敌，就是因为一味以理论的普遍性遮蔽文学文本解读的唯一性。这种舍本逐末之所以成为千年的痼疾，原因还在于，文学解读的唯一性本身蕴含着悖论。文本个案的所谓唯一性，就是不可重复、独一无二。但理论却不能不是普遍的，因为它是对于无数唯一性的概括。理论上所说的唯一性，所指的是每个文本的唯一性。这种唯一性，恰恰是每个文本的共同性、普遍性。这种普遍的唯一性，本身就是对特殊文本唯一性的否定。正如有一年高考题为“答案是多种多样的”，表面上强调的是答案不是唯一的，但是，以“答案是多种多样的”作为答案又是唯一的。从根本上来说，理论的唯一性是与个案的唯一性不相容的。它只能是抽象的唯一性，并不是具体的唯一性。这样，个案的唯一性与理论唯一就成了永恒的悖论。当然，这并不是文学文本解读学特有的悖论，而是一切理论都可能存在的矛盾。
理论面临着具体的、特殊的问题，理论的普遍性却不能不以牺牲特殊性为前提。正是因为这样，一切理论不可能直接解决问题，它只能是一种预期、一种向导。正是因为如此，理论只是一种没有独特内涵的框架。德国接受美学家沃尔夫冈·伊瑟尔提出：“作品的意义不确定性和意义空白促使读者去寻找作品的意义，从而赋予他参与作品意义构成的权利。”这种由意义不确定与空白构成的就是“召唤结构”。其实，理论比之文学作品更是名副其实的召唤结构。理论的不确定性和空白，期待着以每一个作品去填充而且赋予其血肉生命，在对作品个案作不同程度的突围中获得发展。在我看来，西方那些纯粹从理论到理论的文学理论就算没有错误，也是空洞的骨架。理论只能作为对具体作品进行具体分析时的向导。具体分析，就是把理论形成过程中牺牲了具体的特殊性还原出来。对于文学文本解读学，具体分析还原的乃是其生命。文学文本解读学，不能采取文学理论的那种普遍概括，而应该在普遍性的向导下，把理论所牺牲掉的特殊性通过具体分析还原出来。从根本上说，特殊性文本的内涵，永远大于理论的普遍性。普遍理论中不包含特殊性，正如水果的内涵中不包含香蕉的特殊性，而香蕉的特殊中却隐含着水果的普遍性一样。因而以普遍理论为大前提，不可能演绎出任何特殊性个案的唯一性，文本的唯一性只有在特殊的个案的具体分析中才能充分揭示。正是因为这样，文学文本解读学应该以理论的普遍建构与具体个案分析相辅相成，个案的具体分析和理论的概括二者要保持必要的张力。
进入具体分析的第一步，乃是将文本的审美价值从实用理性认识和理性中分离出来。
在丰富的文学理论遗产中，固然有不少权威理论帮助我们超越实用理性，进入想象的、自由的审美境界。但是，无可讳言，也有种种权威理论，不但不能帮助我们进入文本审美唯一性的境界，相反，干脆就是否定，甚至糟蹋文学。许多来自西方的文学理论本来就充满偏颇，再加上我们教条式的照搬，文学理论对于文学解读的低效乃至无效，已经不单单是中国的现象，更是世界性的怪圈：文学理论越是发展，就越带形而上学的性质，越是脱离文学解读的个案；文学理论的发展越是自由，其流派也越是竞相更新，对创作与解读的实践指导性也越贫弱。
文学理论与文学解读的审美享受为敌就这样成为世界性的顽症。
文学理论近年来不但没有把揭示文学本身的审美奥秘作为自己的最高任务，相反，它把文学作为逃避、否定的对象。不过一些是间接的逃避，另外一些则是直截了当的否定。间接的逃避，雄踞50—70年代的“美是生活”，实质上就是美即真，把美等同于真，否认美，尤其是艺术美与认识的真之间的错位。机械唯物论和狭隘社会功利论长期猖獗，等而下之者，只把文学当作政治宣传和道德说教的工具，导致公式化概念化创作和批评的顽症至今阴魂不散。而80年代以来规模空前的当代西方前卫文论，则堂而皇之地否认文学的存在。最后竟弄到号称“文学理论”的理论，公然宣称它并不准备解释文学本身。这一点，乔纳森·卡勒在他的《文学理论入门》中说得最明白了。他宣称，文学理论的功能就是“向文学……的范畴提出质疑”[1]。伊格尔顿在《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理论》中，直截了当地宣告文学这个范畴只是特定历史时代和特定人群的建构，并不存在文学经典本身。[2]来自外国的新老强势文化霸权话语，被文不对题地当成文学解读的理论根据，造成了文学解读和教学空前的大混乱、无效和低效。
文学理论与审美阅读经验为敌的困境，不但令我国头脑清醒的读者和评论家痛心疾首，而且也使西方许多理论家为之困惑和愤激。新批评的先驱艾·阿·瑞恰兹就这样说过：
既然诸门艺术提供的经验唾手可得，那些杰出的智者在思索上述问题时又有什么收获呢？我们现在回顾一下，便会发现空话连篇。其中有三言两语的揣测，应有尽有的忠告，许多尖锐而不连贯的意见，一些堂而皇之的臆说，大量辞藻华丽教人作诗的诗歌，没完没了莫名其妙的言论，不计其数的教条框框，无所不有的偏见和奇想怪论，滔滔不绝的玄虚之谈，些许名副其实的思辨，一鳞半爪的灵感，启发人意的点拨和浮光掠影的管见，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诸如此类的东西构成了现有的批评理论。[3]
从表面看，瑞恰兹的话说得有点情绪化，但实际上，文学理论与文学解读的矛盾远比他说的要严重得多。文学理论中假冒伪劣者，滔滔者天下皆是，其中最为伪劣者，概念玄虚、语言晦涩、逻辑武断，完全以摧残文学的审美享受为务。
面对此等窘境，清醒的国人认识到，这并不是文学理论本身的绝对荒谬，而是直接运用文学理论解读文本造成的悲剧。文学文本解读学虽然与文学理论有普遍的共同性，但更应该有其特殊的差异性，它应该从文学理论中分化出来，发展为独立的学科。
建构文学文本解读学的任务摆在我们面前。但是，对于文学文本解读学的独立建构来说，却不能离开已经被文学理论弄得混乱不堪的地基，不能不对已经在历史积累中被广泛认同的文学理论进行批判性的清场。不正本清源、拨乱反正，就不能确立文学文本解读学的前提，这当然是个历史性的难题，但同时也是义不容辞的使命。
[1] 〔美〕乔纳森·卡勒：《文学理论入门》，李平译，译林出版社2008年版，第16页。
[2] 〔英〕伊格尔顿：《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理论》，伍晓明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1页。
[3] 〔美〕艾·阿·瑞恰兹：《文学批评原理》，杨自伍译，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第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