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时定义（准定义）：作为研究的阶梯

很多研究者逃过了西方文论观念的阻扼，却难逃西方文论方法的壁垒。

西方文论研究的前提是定义。没有定义，一切都无从开始。如果不能对文学作出定义，那就注定了课题的自我取消。

乔纳森·卡勒的《文学理论》就是从“理论是什么”“文学是什么”开始的，伊格尔顿的《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理论》也是从文学定义开始。从方法论来看，伊格尔顿更有代表性。他否定文学的原因，一是不同流派的定义纷纭，二是不同时代的文学观念大相径庭。“如今的文学观念，是英国浪漫派时期规定下来的”，在这以前，文学的内涵是“社会中被赋予价值的全部作品：诗以及哲学、历史、随笔和书信”。[1]正是因为文学的观念是历史地变动不居的，因而不可能有永恒不变的文学，统一的本质化的文学是不存在的。这里就产生了一个方法论问题。历史地变动不居，并不是文学特有的现象，而是一切事物包括大自然（动物、植物、矿物）和人文界（历史、哲学等）普遍的现象。变动不居的猴子变成了人，并不妨碍给人下了定义，从柏拉图（无毛的两足动物）到马克思（能够制造工具有目的地劳动的动物）再到卡西尔（使用象征符号的动物），定义不断提升、丰富，甚至还有其他五花八门的定义（如人是感情的动物，人是理性的动物，人是会笑的动物），定义如此这般地随着历史的发展而变幻，并没有成为否定人的存在的理由。

研究从文学定义开始，因为无法定义，文学的存在就很虚幻。这种从概念出发的方法，在西方很有代表性。这种方法可以保证概念的严密和一贯，不像我们古代文论，不讲究定义，导致概念转移，研究成果难以积累。但从性质上来说，这属于内涵定义，从逻辑上来说，是静态的而非历史的，因而从某种意义上说，脱离历史动态的定义永远是不周延的。再加上语言作为声音符号的局限性，所谓定义更是不能穷尽事物的属性，只能以约定俗成的功能唤醒读者记忆以补充。因而静态的内涵定义的绝对全面是不可能的。退而求其次，人们往往在外延上作枚举。这从性质上来说，与内涵定义相对，叫做外延定义。外延定义有三种：一种是分类和罗列，如上层建筑不好定义，就说是指为基础服务的如法律、宗教、哲学、文艺等；另一种是构成性的，地球由七大洲四大洋构成；最不可靠的是排除性定义，如有人这样给散文下定义：除了诗，都是散文。定义的基本规范是不得同语反复。如，人就是人；也有人给幽默下定义：给幽默下定义本身就是幽默的。从某种意义上，这本身不是定义。事物的发展变化是不断的，因而静态的内涵定义不可能是一劳永逸的。能指与所指的矛盾不断衍生，不可能达到绝对稳定的统一。定义必须是动态的、历史的，而西方大师却一味从静态的概念出发，仅仅使用演绎法，其极端就是繁琐经院哲学，一在概念中钻牛角尖，就难免脱离实际，振振有词地宣告因为文学不好定义，所以文学不存在。

在这个学术关键问题上，马克思主义文论家留下了许多理论和实践意义重大的研究成果。最早系统研究过文艺问题的马克思主义者普列汉诺夫，在《没有地址的信，第一封信》中开宗明义地说：

在任何稍微精确的研究中，不管它的对象是什么，一定要依据严格地下了定义的术语。……一个对象的稍微令人满意的定义，只有在它们研究的结果中才能出现。所以，我们必须给我们还不能够定义的东西下定义。怎样才能摆脱这个矛盾呢？我以为，这样才能摆脱：我们暂且使用一种临时的定义，随着问题由于研究而得到阐明，再把它加以补充和改正。[2]

将问题作逻辑展开时，不能没有相对严密的内涵定义，定义不阐述清楚，论题就无法展开。但是，由于人类语言符号、形式逻辑、辩证法乃至系统论的局限，任何定义都免不了逻辑的和历史的局限，因而可以说，任何定义的内涵和外延都不可能是绝对周全的，不管多么完善的定义，都只能是个体（乃至群体）狭隘经验和历史过程的小结，而不是终结，定义是永远不可终结的历史过程。正是因为这样，研究问题时，一方面不能没有起码的内涵定义，另一方面又不能完全从定义出发。定义是研究成果的积累，其过程是无尽的，不能因为定义不完善，就否认对象的存在。虽然一时不可能有比较严密的内涵定义，但对象的外延是明白无误地存在的。不完全的内涵定义和外延的广泛并存，自然会发生矛盾，而这正是研究的出发点，因为有了内涵和外延的矛盾，研究才有继续发展的可能。当然，西方学术习惯从定义出发，是有一定道理的：第一，保持论述过程中内涵的稳定，防止内涵转移。第二，保证各方在同一概念的同等内涵中对话。第三，有利于研究成果的有序积累。我国古典哲学、诗学之失（道、气等）就在于内涵不确定，因而研究成果难以积累。但是，西方学术重视概念定义固然有其优越，但也有走向极端者，如经院哲学的繁琐概念，完全脱离事实。从定义出发，从概念到概念，会出现许多荒谬的研究（如中世纪神学辩论一个针尖上能站几个天使）。以并不完全的定义为演绎的前提，其结果就很难避免从概念到概念的空谈。正是因为这样，钱锺书先生在《中国文学小史序论》中一开篇就回避为文学下定义，而仅以关于文学各种属性的探讨替代。他将文学比作“天童舍利”，因“五色无定，随人见性”导致“向来定义，既苦繁多，不必参之鄙见，徒益争端”。[3]

在学术方法上，伊格尔顿和卡勒一开始就错了。他们不是把定义（内涵）与外延的矛盾作为问题，而是取消了问题，不承认文学（itself）的存在，可是，就是他们取代文学的文学性的做法，也同样无法定义，这就是他们悖论。一定要从精确的定义出发的话，世界上几乎没有可研究的东西，比如非常走红的萨义德的“东方学”这个论题本身就无法定义，从外延来说，东方不是一个统一的实体，从内涵来说，也不共享统一的理念。几乎所有的学术都只能是先来一个初步的定义，然后在与外延的矛盾中继续研究，不断地丰富、发展，最后得出的也只能是一个开放的定义。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一些被奉为大师的西方人物，其学术方法上的偏执、盲目是十分显眼的。不管是米克·巴尔的《叙述学：叙事理论导论》对“本文”的定义：“由语言符号组成的、有限的、有结构的整体”，“是叙述代言人用一种特定的媒介，诸如语言……或媒介叙述（讲故事）的文本”[4]，还是德里达所说的“于记录和阅读‘行为’的最初历史之中所产生的一套客观规则”[5]，抑或卡勒下的“文学是一种可以引起某种关注的言语行为，或者叫文本的活动”的定义[6]，其内涵中一点文学艺术的影子都没有。以这样不涉及文学艺术内涵的定义作为大前提，是根本不可能演绎出任何文学艺术的特殊内涵来的。然而，西方许多大家由于对定义的局限和功能缺乏深邃的洞察，因而在概念的迷宫中空转的文风比比皆是。

[1] 〔英〕伊格尔顿：《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理论》，伍晓明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6页。

[2] 〔苏〕普列汉诺夫：《没有地址的信·艺术与社会生活》，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版，第1页。

[3] 钱锺书：《写在人生边上》，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92页。

[4] 〔荷〕米克·巴尔：《叙述学：叙事理论导论》，谭君强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页。

[5] 〔美〕雅克·德里达：《文学行动》，赵兴国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2页。

[6] 〔美〕乔纳森·卡勒：《文学理论》，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2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