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威慑理论、螺旋模式与对手意向
两种国际关系观与冷战
政策辩论的背后往往是对于其他国家意向的不同认知。当事者常常意识不到他们的分歧实际上在于认知这一关键问题上，所以，他们之间的争论会变为相互攻击而徒劳无益。当今美国国内关于威慑理论和政策的辩论基本属于这种情况。虽然这一辩论似乎是因为各方坚持不同的国际关系理论观点，但主要分歧是人们对苏联意向的不同理解。如果我们认真审视这一辩论，就会发现，对于大部分决策者来说，对他国意向的认知具有重要的核心意义；同时，也能帮助我们理解几种主要错误知觉的原因和后果。116
威慑理论
我们的研究不需要关注威慑理论的许多细节和复杂构思。我们关心的是威慑理论的中心论点：如果侵略者认为维持现状国家既无实力亦无决心威慑其侵略，那就会产生巨大的危险。这种观点始于侵略国家对维持现状国家进行试探，开始往往涉及一些微不足道和显然没有重要意义的问题。如果维持现状国家就此退让，它们不仅会丧失与这些具体问题相关的利益，而且更重要的是，从长远观点来看，还会鼓励侵略国家得寸进尺。即使维持现状国家此后认识到自己的窘境，愿意付出较大的代价以求避免更大的退让，也会发现越来越难以使侵略国家认识到这种后来建立起来的决心。在这种情况下，维持现状国家只有一种选择：要么继续退让并因此牺牲自己的根本利益，要么刀兵相见。
为了避免这种灾难性境地，国家必须表现出进行战争的能力和意愿，既不能忽视无关紧要的冲突，也不能就事论事地认识争端。本身没有多大价值的事件可能成为行为体意愿的重要表现。例如，肯尼迪总统虽然在古巴导弹危机之前就已经命令将美国导弹撤出土耳其，但事发后他拒绝将撤出这些导弹作为换取苏联合作的条件。许多冲突近似“比胆大”博弈（the game of“chicken”）。托马斯·谢林（Thomas Schelling）认为，在比胆大博弈中，“如果一方真的希望在被逼无奈之前就不再退让的话，最好稳站道路中央，而不要连续做出微小退让。从长远观点来看，稳站道路中央会比较安全。因为这样做会避免双方发生正面冲撞”。如果我们接受肯尼思·博尔丁（Kenneth Boulding）的建议，“避开大路走边路”，“拒绝参与博弈”的话，就会招致惨重损失。117
国家往往要采取极端行动，因为温和与妥协容易被视为虚弱的表现。虽然国家可能愿意接受某些让步以达成问题的解决，但是它也担心对方不仅不会同样做出让步，反而会因此更加进逼，力图迫使自己做出更大的让步。（只要对方认为你会做出更大的让步，就不会接受你提出的条件。即使对方认为你提出的条件比谈判破裂要强，他也在所不惜。）比如，1940年7月，英国内阁在命令对停泊于奥兰湾的法国舰队发起进攻之前，决定不向法国方面提出任何条件。虽然一旦法国接受条件，结果就会比发起进攻对英国更加有利。但英国方面解释说，这类条件并“没有包括在英国最初提出的诸项方案之中，所以，我们现在也不应该提出这样的条件，因为这样做会显得我们软弱可欺”118。
一个国家担心做出让步会使对方认为自己在比胆大博弈中失败，这种想法也使这个国家无法做出可能终止冲突的姿态。比如，在日俄战争即将结束的时候，英国建议日本首先提出外交调停的要求，一位日本政治家回答说：“这几乎是毫无理智的要求，因为俄国主战派马上就会认为这是软弱的表现，就会加强继续进行战争的决心。”还有较近的例子。约翰逊总统认为，反对停止轰炸越南北方的最令人信服的理由是，如果美国这样做，越南北方就会认为美国的决心动摇了。甚至温文尔雅也是危险的，因为侵略国家往往对此产生误解。比如，德国入侵波兰的前两天，张伯伦致函德国，他认为此函表明了英国使用武力的决心。但是，德国的感觉全然不同。霍尔德（Franz Halder）将军在记录中写道，张伯伦的信是“温和的，试图寻求妥协……语调高雅……力求保住面子。英国保证波兰会参加会议。……总体印象是，英国在重要战争问题上是‘软弱’的”119。
这并不意味着国家绝对不应该改变立场。有的时候，国家必须意识到对方在实力方面占据优势。因此，合理的申诉必须得以确认，对所申诉事宜应该予以纠正。当然，也必须谨慎从事，使对方明白自己行为的理由。在其他情况下则可以进行公平交易。有的时候还必须做出让步，以便使对方同意条件。但是当胡萝卜和大棒兼用的时候，也要认识到，慷慨让步并不一定赢得对方的友谊。正像艾尔·克劳在其著名的备忘录中所说的那样：“有一条道路……极可能使英国与任何大国之间不会建立任何长久的关系，与德国更是如此。因此，必须放弃这样的道路。这条道路就是：英国做出一系列慷慨的让步——这些让步既不能表示做出这些让步是正当行为，也不能说明做出这些让步的条件是对方也要做出相应的让步。”120
事情的另一面是，如果权力分配对自己有利，立场坚定则可以威慑侵略。如果战争代价很高、侵略国家赢得战争的可能性很低、侵略国家维护其已得利益的愿望很强，在这几种因素同时存在的情况下，稍有理智的国家都不会考虑发动侵略性进攻。侵略国家不会误认为对方在准备侵略，因为它知道对方是防御型国家，因此不会冒险进攻。所以，一旦这个国家意识到防御型国家不会畏惧恫吓，那么它就会通过和平与和解的方式增加自己的利益。克劳在补充以上我们引用的话的时候声称，英法在第一次摩洛哥危机中表现出来的坚定立场是成功的，在此后的时间内，“我们与德国的关系，即便不是热情真挚，至少也是基本上消除了直接摩擦之虞。现在大家认为，德国在提出任何新的不同意见之前会考虑再三。如果德国持这种态度，那么，英国就应该以礼相待，对所有共同关心的问题予以充分考虑，以此鼓励德国的行为。当然，英国同时也必须迅速并坚决拒绝单方提出要求和做出安排的做法，坚决维护英国在全球各处的权益”121。只要稍稍改动一下这段话的措辞，就可以用来解释美国在古巴导弹危机中采取坚定立场之后苏联行为的变化。
根据这种观点，世界是高度相互依赖的。由于所有国家都在仔细观察其他国家表现利益、实力、弱点的迹象，所以一种互动关系会影响到其他事件的结果。1905年摩洛哥危机期间德国外长说：“如果其他国家在摩洛哥损害了我们的利益，而我们却忍气吞声，那就等于鼓励它们在其他地方以同样的方式对待我们。”122这种观点背后的信念往往是认为对方有着无限制的目标。这一点我们在下文中会加以讨论。比如，罗伯特·布托（Robert Butow）转述了东条英机1941年9月讲话的意思：“美国的真实目的是控制远东。所以，在一个问题上做出让步就会使其提出更多的要求。这样一来，美国对日本的要求就会无休无止。”日本外相赞成这种观点，他说：“日本和美国的关系没有可能通过礼让和良好意愿的方式得到改善。恰恰相反，这样的缓和姿态只能使局势变得更加不利。”赫鲁晓夫后来对这种观点做出了形象的诠释：“一个人想要安抚一个土匪，于是他先把钱包给了土匪，然后又奉上自己的外套以及其他东西。土匪既不会因此而变得仁慈，也不会改恶从善。恰恰相反，土匪会变得更加变本加厉。这是众所周知的道理。”123
在不是如此严重的情景中，一方虽然认为对方没有预谋，但是也认为对方只要一有机会，就会在抵抗最小的地方采取行动。帕默斯顿勋爵（Lord Palmerston）主张在一件与美国发生的小冲突中采取强硬立场。他说：“与美国发生争吵……非我所愿……（但是，）与粗俗蛮横的霸道者打交道，对侮辱和冤枉我们的行为做出让步是没有任何好处的。不幸的是美国人正是这样的蛮横霸道者。如果我们对肆无忌惮的暴行让步，只能促使对方更加肆无忌惮。这些蛮横霸道的人总是贪得无厌；如果不遇到坚强有力的抵制，他们只有得到一切才会罢休。”124
螺旋模式
批评威慑理论的人提出了一个初看上去迥然不同的一般性国际影响理论。这种理论可以被称为螺旋模式，其根本基础是国际关系的无政府状态。这个理论涉及的核心问题既不是由于人类心理因素导致的有限理性，也不是人性的不完善性，而是怎样正确认识在霍布斯自然状态中生活所产生的后果。在没有权威政府的世界上，每个国家只有依靠自己的实力来施行自我保护。进而，政治家认识到，即使其他国家目前没有侵略意图，也没有任何力量可以保证它们将来也不会产生这样的意图。125
因此我们发现，决策者，尤其是军事领导人，会担心最难以置信的威胁。1933年，虽然英国陆军认为与法国的战争不可能发生，但英国空军和海军却持不同观点。莫里斯·汉基（Maurice Hankey）当时是很有影响的帝国国防委员会主席，他同意空军和海军的观点。他的下属注意到：“汉基的想法是，我们不能完全忽视了法国，因为时间在变化，政策也会随之而发生变化。过去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并且，变化会十分迅速。”此前一年，美国在太平洋进行了模拟军事演习，假想敌是英日联盟。20世纪20年代，加拿大惟一的军事计划基于“对加拿大安全的主要外部威胁是美国军队可能发动的武装入侵”，军事作战与情报部主任命令对波特兰和西雅图进行侦察活动。1929年，美国策划了“红色基本作战方案”，假想敌是英国，因为英国和美国之间的商业竞争十分激烈。虽然现在我们可能认为这些想法十分可笑，但还有其他类似例子：多年来，历史学家十分有把握地认为，普鲁士的腓特烈大帝（Frederick the Great）是一个偏执狂，所以他才断定外国势力在七年战争之前就对他的国家图谋不轨。但是最近解密的档案表明，腓特烈大帝的想法实际上确有根据。126
国际政治中没有权威政府的状况使得战争很容易爆发，因此产生极大的安全代价。而国家大部分自我保护措施同时又威胁了其他国家，这就导致了更加深远的复杂情景。127卢梭把这个基本问题阐述得十分清楚：
在极端案例中，寻求自我安全的国家可能会相信进攻和扩张即使不是实现目标的惟一途径，也是达到目的的最佳方式。比如，俄国沙皇相信“不再生长壮大的生物就开始腐烂”；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日本决策者认为如果不加强在亚洲的统治，就必然丧失日本自身的“生存”。有些学者的观点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德国扩张的原因是要克服在地理上受到诸列强包围的不安全感。129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法国也有相似的感觉，尽管它不像战前德国的感觉那样强烈。法国虽然知道自己是战后最强的欧洲大陆国家，但仍然感到要进一步增强实力，以防止德国卷土重来，因为一旦德国从战争的创伤中恢复过来，就可能试图改变1918年的安排。如果国家认为对方同样相信自我保护的愿望和增大利益的愿望都意味着要采取扩张政策，那么，就很容易形成以上的观点。
如果国家需要高度的安全感，或是感到其他强国的存在对它形成了威胁，这个国家对安全的追求也会促其采取侵略行动。比如，内森·莱茨（Nathan Leites）曾经这样说道：“（苏联）政治局……认为，只要主要敌人仍然存在，自己的生存……就仍然受到严重的威胁。彻底消灭敌人完全是出于自我生存的需要。”这种观点既产生于意识形态信仰，也产生于经验。1944年5月，乔治·凯南（George Kennan）写道：“苏联之所以顽固地推行扩张政策，惟一的原因是由来已久的不安全感：一个在广袤开阔的平原上定居的民族面对周围强悍的游牧民族所产生的那种不安全感。”130
即使在不是如此极端的案例中，为自卫获得的武器常常也用来进攻他人。为了保护自己已有利益，在政治和经济方面做出的准备也可以用来加强实力，夺取别国的领土。一个国家认为是保证自我安全的措施，对于对手来说则是围剿行动。大国尤其如此。在全世界到处都有利益的国家不可能不具备强大实力，这样的实力自然对别国形成了威胁。例如，艾尔弗雷德·马汉（Alfred Mahan）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就说过，如果英国希望有一支足以保护其贸易通道的海军，那么，它必然就有了将德国赶出海洋的实力。131这样，即使英国和德国之间没有任何具体利益的冲突，英国的安全也是削弱德国大国地位的一个重要因素。
国家希望增强自我保护能力，结果是增加的实力既太多又太少：说太多是因为国家增强的实力能够使它发起侵略；说太少则是因为对方感到威胁，于是也就增强自己的实力，这样又削弱了第一个国家的安全。除非防卫和进攻既有质又有量的差别，否则，一个维护现状的国家会表现出类似侵略国家的军事姿态。正是因为如此，人们很难从一个国家的军事实力和军备状况判定这个国家是否是侵略国家。因此，国家往往要向最坏处做准备。必须把对方的意向与他的实力结合起来考虑。只要他力所能及，就会伤害自己。（或者说只要他一有机会，就会伤害自己。）所以，为了安全起见，国家应该尽可能多地获取武器。132
但是，由于双方遵循同样的原理，通过毫不妥协和增加武器的方式保证自我安全不啻是损害自己的利益。我们在上文中引用过帕默斯顿的话，当与像美国人这样的“粗俗的蛮横霸道者”打交道的时候，“如果我们对肆无忌惮的暴行让步，只能促使对方更加肆无忌惮”。在帕默斯顿说这些话的几年之前，詹姆斯·波尔克（James Polk）表达了同样的感觉。他说：“如果国会采取错误的行动或是裹足不前，约翰牛（John Bull）就会立即变得傲慢无礼，提出更加非分的条件。这正是英国与其他大国过去200年交往的历史所证明的事实。”133这些类似的观点导致了水火不容的政策，结果是损害了双方的利益。
如果决策者事后思忖，他们可能会认识到当时行为的后果。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的英国外交大臣格雷勋爵（Lord Grey）回顾当时的英国外交时就意识到这一点。他说：
当时的德国总理在回顾这一时期的时候也有同感。他说：“欧洲主要国家无视这样一个事实：在现有的权力分配格局中，任何欧洲主要国家之间权力关系的改变必然牵动整个世界。这些国家一门心思只想如何增强自己的实力。”有时，某些国家会警告其他国家，说它们采取的安全政策可能会产生严重的后果。比如，拉姆齐·麦克唐纳（Ramsay MacDonald）告诉日本大使：“日本在寻求自我安全的时候必须小心从事，以免危及其他国家的安全感。”但是，这种观点往往只针对别国，很少能够反过来提醒自己的国家注意同样的行为。135
防卫行动导致的这类非本意和不理想的后果构成了所谓的“安全困境”。赫伯特·巴特菲尔德认为这是“绝对困境”，构成了“任何人与人之间的冲突的关键……这是所有人类冲突历史的基本要素，无论后来附加了什么其他因素”。从这个角度来说，国际关系的核心内容不是邪恶用心，而是无奈境地。国家之间往往有着共同利益，但是环境结构使它们无法创造相互满意的气氛。这与汉斯·摩根索（Hans Morgenthan）和莱因霍尔德·尼布尔（Reinhold Niebuhr）代表的现实主义学派是不一样的。摩根索和尼布尔认为追求权力的动力来自人控制他人的本性。正如约翰·赫茨（John Herz）所说的那样，“看到为权力而竞争这个普遍现象就推断人实际上存在内在的‘权力本能’，这是错误的。从根本上说，在[安全困境的]恶性循环怪圈里，是自我保护的本能导致了对权力的不断竞争”136。
军备竞赛只是这种螺旋模式的最明显表现。19世纪末对殖民地竞争的动力也是来自安全困境。当时，虽然是所有国家都希望维持现状，而不是重新分配未归属地区，但是每个国家也都害怕冒被排除在外的风险，所以宁愿扩大自己的地盘。自我安全的愿望还可能使国家试图削弱潜在对手的实力，这样的行动可以造成国家本来希望避免的威胁。比如，法国政治家害怕德国会力图夺回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失去的利益，他们也认为德国一定会这样做，所以就坚信不能使德国强大起来。但是，这种顽固的政策只能使德国更不愿意接受自己新的国际地位，这样就削弱了法国的长久安全。137最后，安全困境不仅会造成冲突和紧张局势，而且会成为引发战争的导火索。如果技术和战略条件具备，使得双方都认为先发制人会给自己带来决定性的优势，即便是一个完全满足于现状的国家也可能发动战争，因为它担心如果自己不首先开战，不但不会保住和平，反而会使对方占尽先机。当然，如果每一方都知道对方也意识到首先开战带来的好处，即使小的危机也会引发战争。这正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直接原因之一。现在，军事专家花费了大量脑力和财力，千方百计地避免这类导致不安定的因素重新出现。
如果说威慑理论在很大程度上类似于比胆大博弈，螺旋模式理论家认为囚徒困境（Prisoner’s Dilemma）更接近他们的理论。虽然他们意识到目前的形势并不完全与囚徒困境相同，因为战争有着不可接受的代价，但是，他们认为当前世界政治的主要特征是：如果每个国家都以狭隘的理性观念追求自身的狭隘利益，对所有国家来说，其结果不如大家进行合作。合作不仅能够产生更高层次上的总体利益（这不是利己行为体关心的问题），而且能够使每个行为体比在一种冲突性关系中得到更多的利益。这样，国家之间的关系就被视为是一种相互依赖的关系，一种不同于威慑理论家强调的关系。国家或是相互合作，各方都因此获得相当大的利益；或是发生冲突，各方均因此而遭受损失。囚徒困境还说明了一点，即采取胁迫的方式很难使各方达成合作性安排。实施威胁和采取敌对姿态很容易导致对方采取类似的举动，最终双方都会面对比从前更差的结果。国家如果希望不对各自安全造成不必要的危害，同时又希望发展共同利益，就必须采取坦诚相待和相互信任的态度，建立制度性安排。在下文中我们会讨论这一点。
心理动力
我们到目前为止所简单讨论的内容是基于无政府性的影响这一问题的。我们没有讨论人们在复杂世界上决策必然产生的有限理性问题。刘易斯·理查森（Lewis Richardson）对军备竞赛所做的开拓性研究描述了“如果人们只做不思，他们会做出什么事情”。理查森认为这个问题并非空穴来风。如果认为国际政治和弈棋是相似的事情，那就只能产生误导作用，出于种种原因，“领导人的行为部分地受到我描述的那种强势本能因素和传统取向的控制。这种情景就像是一个棋手被一条横向弹簧与棋盘外的重力联系在一起那样”138。
当今的螺旋理论认为，心理压力能够解释的是人在没有思维的条件下军备竞赛和紧张关系为什么得以发展的问题。一旦一个人产生了对他人的印象，尤其是产生了敌对印象，139模棱两可，甚至是前后矛盾的信息都会被纳入这种印象之中。人们所知觉的只是与自己的预期相吻合的东西，这一点我们在下一章里会详细讨论。如果他们认为一个国家对自己有敌意，即便是那个国家表现出其他人认为是中立或友好的行为，他们也会无视或曲解这种行为，甚至认为是故意的欺骗。这种认知固化（cogni-tive rigidity）加强了国际体系的无政府性特征。
虽然我们在上文中谈到，通常很难从一个国家的军事姿态中推断这个国家的意向，但事实上决策者在不确定情况下往往做出这样的推断。决策者常常假定对方的军备表现了侵略意向。这一点我们很快就会加以讨论。所以，对方军事力量的增加会使他们更加感到不安全：首先，对方伤害自己的力量加强了；其次，对方的行为表明它不仅是潜在的敌人，而且已经在积极设计敌对行动。
但是，国家并不把同样的推理用于自己的行为。一个维护和平的国家认为自己的军备只是用来自卫，不会用来伤害他人。它还进一步认为对方也会充分意识到这一点。正如约翰·福斯特·杜勒斯所说的那样，“我们不需要向赫鲁晓夫解释我们的良好用意。他很明白我们不是侵略者，我们没有威胁苏联的安全”。同样，克劳说：“英国不希望争吵，也决不会给德国发动进攻提供合法借口。”他这样说不仅预先假定英国是善意的，并且也表明他认为对手是十分清楚英国的善意的。以更早些时候的事件为例，法国和英国在北美洲的小规模冲突最终发展成为七年战争，部分的原因是双方都错误地认为对方知道自己的目标是严格控制在一定限度之内的。140由于国家认定自己的对手明白自己增加军备是因为认为对手具有侵略性，所以不会意识到增加军备可以产生伤害性结果。如果你的对手具有侵略意图，那么，你增加军备意味着你能够更好地保护自己，威慑它的进攻。只要自己足够强大，就不必担心对手会先行发动进攻。如果对手不具侵略意图，它只管对你增强自我安全的行动采取不闻不问的态度就行了。这一推理意味着国家可以放手实施增强自身安全的政策。超出最低自卫需要添置武器可能是一种浪费，但是不会使对方认为你要发动进攻，因此也就不会导致不必要的紧张状态。
事实上，对方不是轻易就会这样放心的。格雷勋爵在退职以后才意识到：
赫伯特·巴特菲尔德阐明了这样的认识是如何推进了军备竞赛和相互敌意的螺旋：
由于政治家认为对方会像自己一样理解自己的意向，也会像自己一样认识自己国家采取的政策，所以就在两个方面受到误导，并且这两个方面相互加强。第一，他们对自己国家政策产生的后果往往认识不足。也就是说，他们的认识与客观的旁观者的认识不一样。第二，他们意识不到对方国家的知觉也是有偏差的。行为体明白，要使自己发出的威胁和警告具有可信性是困难的，但是他们很少认为如果自己采取符合对方利益的行动，对方也会产生误解。由于我们很难对国家政策进行客观的分析，也就很难将以上两个因素产生的影响分离开来进行观察。但在许多情况下，这不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因为两种因素产生的影响是同向的，都会加大国家自我认知和对他国认知之间的差距。
一个国家无法意识到自己的政策会给对方造成伤害。这方面的一个例子是英国外交大臣1918年3月发给苏维埃政府的照会。他试图说服苏维埃政府欢迎日本军队进来以便参与对德战争。他说：“英国政府一贯明确表示，英国无意干预俄国内政，但是战争的进展情况是英国关注的惟一事物。”布鲁斯·洛克哈特（Bruce Lockhart）复函说布尔什维克不接受这个建议，贝尔福（Arthur James Balfour）在复函的空白处写道：“我不断地提醒洛克哈特先生，我们无意干预俄国内政，但是他似乎没有准确地向布尔什维克政府转达这一立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也表明了同样现象的出现，当时沙皇命令动用波罗的海舰队，丝毫没有考虑到这样做甚至会对希望保持和平的德国形成威胁。142
同样，当朝鲜战争爆发的时候，杜鲁门及其顾问决定让台湾当局保持“中立”。他们这样做伤害了中国的重大国家利益。后来，战争爆发，美国向鸭绿江进发实际上威胁到中国的安全。回顾这一历史事件，迪安·艾奇逊认为“没有迹象证明中国共产党政权意识到联合国军的[和平]意图”。不能掩盖的一个事实是：美国征服朝鲜会使美国更加容易威胁中国。他们的行动事实上削弱了中国自卫的能力。四年之后，艾森豪威尔总统同样没有认识到，美国表示愿意“放蒋出笼”的做法增强了中国的不安全感。143
国家意识不到它采取的具体行动可能产生的影响，这就限制了国家理解其地位和综合实力能够使自己成为一种潜在威胁的可能。克劳斯·爱泼斯坦（Klaus Epstein）在分析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指出：“威廉统治下的德国的版图、人口、地理位置、经济发展水平、强烈的军国主义情绪以及神经质的德皇的专制统治，这一切都使其他欧洲国家感到恐惧，认为德国威胁到欧洲的均势。这是一个客观事实，德国本应意识到这一事实。”144即使当时德国改变了它的行为，也会不断招致其他国家的猜疑和恐惧，因为德国是欧洲的第一强国。我们似乎不能急于把这种不敏感现象归于德国的民族特征，因为我们还应该注意到，战后美国政治家同样意识不到美国的超强实力，即使用来为其他国家谋福利，也会对世界大部分地区形成威胁。而美国却像大多数国家一样，认为其他国家会相信美国的行动是出于自身安全的动机。
但是，心理动力并没有就此而止。如果一个国家认为其他国家知道它不构成威胁，那么它就会相信这些国家只有在心怀侵略意图的时候才会扩充军备或实施敌意政策。因为，如果这些国家只是寻求自身安全，它们就会欢迎自己的政策，至少不会反对自己的政策。比如，1918年一个美国参议员赞成对俄国进行干预，他声称，如果俄国抵制美国的干预，就证明“俄国已经被德国化了”。这样的推理逻辑同样表现在参院外事委员会主席汤姆·康纳利（Tom Connally）与国务卿艾奇逊之间就北约问题的对话之中：
让我们回顾一下上面讨论过的朝鲜战争的例子。美国认为，中国出兵朝鲜表现了中国的侵略意图，而不是表现了中国对自身安全的合理关注。
当国家A认为国家B知道自己没有对B的合法利益构成威胁，双方的分歧就会导致敌对行为，其严重程度要远远大于具体事件原本的重要性。由于A认为没有明显的理由可以解释对方为什么反对自己，它就会从即便是无足轻重的冲突中推导出对方怀有天生的敌意。比如，美国人认为，门户开放政策不但对美国有利，对中国也有利。由于这样考虑问题，美国就针对中国政府的反对态度做出了强烈的反应。如果双方都能够意识到自己的政策威胁到对方的某些利益，就不会把对方的反应理解为侵略意图或全面敌意。这样，就能够把双方的冲突控制在一定范围之内。
对方的知觉和反应往往容易加深误解、加重冲突。对方会像国家A一样，认定A知道它不构成威胁。因此，对方也会像A一样，不仅仅增加军备，而且会认为A对自己行为的理解是毫无道理的，因而将A视为危险和充满敌意的对手。苏联人在1948年巩固了对捷克斯洛伐克的控制，他们知道这样做会损害西方利益，也预计到西方会就此做出反应。但是北约的成立和西方对成立北约所做出的解释使苏联人颇感惊恐。苏联人认为美国也像他们一样看待这一事件，所以，他们可以得出的惟一结论就是：美国比他们想象的更加危险。正像乔治·凯南在发回华盛顿的电报中对苏联的分析那样：
如果像内森·莱茨所说的那样，苏联人相信美国的行为原则符合那条合乎情理的成语“说话算数”，认为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谈判中有意识地把捷克斯洛伐克划归苏联的势力范围，那么他们对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的行为可能更感困惑惊恐。“他们一定会感到惊异，1945年美国就已经同意苏联军队驻扎在捷克斯洛伐克，为什么到了1948年，当苏联把已经占据了主导地位的捷克共产党扶持为具有全面权力的政党的时候，华盛顿却改变了政策？华盛顿毕竟不可能相信莫斯科会永远允许它的敌人驻扎在它的领地之中！”所以，美国对苏联占领捷克斯洛伐克的抗议只能说明美国的虚伪。美国声称这一事件是令人吃惊的，因此号召西欧重整军备，这样做也只能是为了掩盖其侵略的图谋。147
正是出于这样的思考，人们开始猜测苏联怎样认识1973年末阿以战争期间美国进入戒备状态的做法。美国宣布处于戒备状态的理由是苏联威胁说要派遣部队进入埃及。如果这种危险是真实的，美国的反应也许是恰当的。但如果苏联没有真正试图派遣部队，这样做则会导致不幸的误解。148因为在当时的情况下，苏联人很可能认为美国清楚地知道这种危险根本不存在。那么，他们必然会自问：美国为什么要进入戒备状态呢？或是因为美国有着自己的军事计划，或是在事后能够说是美国强有力的行动迫使苏联人后退，以此羞辱苏联。只有在一种情况下可以避免这样的推测，那就是苏联人意识到美国过高地估计了苏联的威胁。
历史学家采取不偏袒任何一方的态度，并且参考双方的文件，发现许多案例与螺旋模式相吻合。有时候，与当事方同处一个时代的第三方也会发现这样的情况。比如，1904年罗斯福总统注意到德皇“的确相信英国要进攻德国，摧毁德国舰队，并可能在战争中与法国联手置自己于死地。事实上，英国没有这样的图谋。但同时，英国也是惊恐万分，担心德皇暗自与法国或是俄国或是与法俄两国结为同盟，摧毁英国舰队，把大英帝国从地图上完全抹掉！这是我见到的最有意思的案例，相互的不信任和恐惧将两个国家引向战争的边缘”。但是当事国家却没有这份幽默的心情。双方都声称自己是爱好和平的，同时也担心对方的意图，但这样做只能使双方的困境变得更加难以克服。每一方都认为对方没有理由感到他们所表现出来的惊恐，认为对方有足够的事实依据可以看清楚这一点，所以都要从对方的表现中发现阴暗的用心。于是，英国外交大臣致函英国驻德大使：“他们不可能真正相信我们图谋进攻德国。也许，他们是在图谋进攻我们，并希望提前为自己的行动找到借口。”同样，几年之前，英国首相索尔兹伯里（Salisbury）听说德皇认为他是德国的敌人，于是便写道：“这样的想法真是毫无根据。我因此不能不担心，这样做是否意味着德皇陛下有着某种图谋，势必使我成为他的敌人。到那时，他就会得意地说：‘怎么样，我早就告诉过你们吧。’”149
这些心理动力的例子加强了我们对国际冲突的理解，但同时也有着负面影响。有利的方面是，我们可以认识到基本的安全困境是怎样通过双方相互加强的误解变得不可收拾的。每一方都认为对方不仅仅是潜在的威胁（这是无政府状态所决定的），而且对方的行为表明它就是现实的敌人。一方面，一个国家无法意识到自己的行为会被视为威胁性行为；另一方面，国家又认为对方的敌意行为只能产生于对方的侵略性。这样的心理活动帮助我们认识到为什么冲突会轻易地扩散开来。如果人们对客观形势进行分析，则会发现冲突原本是没有必要扩散开来的。而这些理解的负面影响是，由于考虑心理因素，我们可能会忽视了国际体系在诱发冲突方面起到的作用，致使我们认为大部分国家的基本目标是追求安全而不是寻求扩张。螺旋模式理论家，正像早些时候研究偏见、成见和群体间关系的学者那样，从心理学角度解释了威胁知觉，但是没有充分讨论这些知觉是否有理有据。我在下文中会比较详细地讨论这个问题。150
对安全困境的这种解释有其优点和缺点。肯尼思·博尔丁对两种不相容现象做出的区分揭示了这些优点和缺点。他说：
这种区分是很有用处的。在本章中我们会大量使用这一区分。但是，这一区分也会使人们忽视一种十分重要的不相容现象——国际体系诱发的不相容现象。很难说这种不相容现象是真实的还是虚幻的。如果双方的基本希望是确保自己的安全，那么，根据对博尔丁定义的一种解读，未来的两种图像应该不会相互排斥，所以一切不相容现象都是虚幻的。但是，安全困境理论的核心论点是：一方安全的增强会削弱另一方的安全，这不是因为错误知觉或虚幻敌意，而是因为国际关系的无政府环境。
在有些情况下，几个国家可以同时增强自己的安全。但这样的情况是不多见的。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其中有些我们在上文中已经讨论过），国家之间的安全利益会发生冲突。虽然对安全困境和心理动力的理解会缓解军事敌意螺旋的运转，却不会改变增强自身安全的政策会威胁其他国家这一事实。把这样的政策所产生的不相容现象称为“虚幻”是错误地理解了问题的实质，并且诱导人们产生这样一种幻觉：只要国家比较客观地看待自己和其他国家，它们就可以实现共同的利益。152
自证预言与渐进主义的问题
正像这一分析所揭示的那样，螺旋模式强调了自证预言的普遍性。罗伯特·默顿（Robert Merton）把自证预言定义为：“对情景的错误定义，可使原本错误的概念变为正确。”默顿使用了银行挤兑和种族偏见作为例子。但是，这两种情境之间也有不同之处，所以也就影响着人们采取的应对方式。在银行挤兑的例子中，如果大家相信银行具有偿付能力并因之停止挤兑，那么，银行就会真的具有这种能力。但在种族偏见的例子中，仅仅相信所有人生而平等并不能抹去占人口少数的种族群体的特征。这些特征既是种族歧视的结果，也被用来证明种族歧视的合理性。153
这样的区别提醒我们注意，考虑到我们的目的，最关键的问题是：国家基于原本错误的印象而采取的行动在多大程度上改变了对方的意向。如果敌意预言具有完全的自证性，那么，如果认为真实冲突的可能性极大，这种想法就会制造出一个冲突，这个制造出来的冲突也就不再是虚幻的了。原先可以缓解紧张局势、澄清误会的姿态现在则会被视为软弱的表现。如果苏联与纳粹一般无二这个预言是自证性预言，那么，就需要以对付侵略者的政策来对付苏联。
即便一个预言具有很强的自证性质，致使冲突起源已经与冲突解决没有什么关系，螺旋模式在揭示渐进主义决策的缺陷方面仍然是有意义的。查尔斯·林德布洛姆（Charles Lindblom）、詹姆斯·马奇（James March）和赫伯特·西蒙（Herbert Simon）表明，因为大部分问题是如此复杂，使人根本无法同时或完全根据理性原则予以处理，所以，决策者必须从现有政策出发，一小步一小步地采取补救措施，对付出现的问题。这样逐步修正的政策不仅能够解决具体问题，而且能够提供关于环境的有价值的信息。154
螺旋模式揭示了渐进理论的两个问题。第一，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国家政策不仅能够有利于了解环境，而且能够改变环境。第二，只要对其他国家意向的基本印象是错误的，政策只能把人们引向一条死胡同。逐步的渐进式政策变化不仅远远不够，而且这样产生的信息很难具有价值，还会造成很高的代价。155一个国家错误地认为另外一个国家是维持现状国家，并对自己采取的和解性政策进行微小的调整，这样做可能最终会使这个国家纠正原先的错误认识，但是在这一过程中，这个国家的许多利益已经被牺牲了。如果所犯的错误是把一个维持现状国家误认为侵略国家，所需要的信息也许永远也不会出现，即使自己的预言不具完全的自证性质，也是如此。除非对方超出常理地表现自己的和平意图，这个国家仍会以忠实的渐进主义方式，在可以接受的范围之内修补自己的政策。如果决策者希望使用从对方行动推断出来的信息，以便确定怎样修改自己的政策，他就需要确定对方到底在做什么，预测对方是否是在对自己的行为做出反应，而不是因其内部原因采取行动、判断对方做出什么样的反应，并根据自己的政策产生的现时影响估计这些政策的长期作用。根据这些条件，决策者得到的反馈只能是十分模棱两可的。鉴于第四章和第七章里陈述的理由，一旦有了这样的反馈，决策者就会认为只需对现行政策做出最小的调整就可以了。
自挫型国家
当我们比较威慑理论和螺旋理论的时候，最明显的差别是这两种理论对于惩罚性制裁作用这一中心问题的解释截然不同。威慑理论虽然提出了一个与常识背道而驰的、精致的讨价还价逻辑，但是这个理论基本上同意以实力抗衡实力的传统观点。制止侵略、对付敌意的惟一方法是加强自己的实力，明智地利用制裁、威胁和武力。行为体的相对实力越大，对他做出让步也就越是有价值。甚至张伯伦也认识到这一点。在为慕尼黑协议做辩护的时候，他对内阁说：“我希望……我的同事不至于认为我在试图掩盖这样一个事实，即，如果我们现在的实力超过了德国，我们可能会以另外的方式考虑这些协议条款。但是，目前我们必须正视现实。”在当今的外交事务中，这种想法在参议员亨利·杰克逊（Henry Jackson）那里得到了表露。他认为苏联核力量的增加会导致对美国不利的政治结果：
出于各种原因，维护现状比改变现状容易。157只要侵略国家不具备超强的实力优势，哪怕它稍加权衡，也不至于走到引发战争的地步。当然，正像我们上面提到的那样，威慑不能制止所有变化。由于对方的合法利益必须得到尊重，国家也必须做出合理的让步，扩张主义者利用其技巧、资源和利益，就可能会在某些冲突中占上风。但是，谨慎的外交活动会使不满现状的国家在这类事件发生的时候不至于企求他国在更加广泛意义上做出让步。进而，成功地使用实力制止动乱会产生有益的长远效应。一旦侵略国家意识到维持现状国家是强大的，它就会退回到现状上来。
虽然威慑理论否认威胁可以启动恐惧和敌意的自证螺旋，但是，这一理论也没有说威胁总是有效的手段。首先，如果威慑不具可信性，威慑战略就可能失败。威慑理论不仅强调确立威慑可信性的重要，也强调确立威慑可信性的困难。威慑理论家承认，由于威慑理论本身无法解释的原因，威慑战略可能失败。比如，英国和法国的绥靖政策实施了许多年，所以希特勒始终不明白，为什么英法不仅会在波兰问题上出兵参战，而且会决战到底。第二，威慑理论没有断言可信度很高的威慑战略就一定会成功。没有任何事端可以值得发动一场全面的核战争。如果一个国家能够让对方相信它宁愿发动核战争也不会退却，那么，它就会在冲突中占上风。但在代价不是这么大的案例中，对方则可能宁愿应战而不愿退却。比如，美国对越南北方施加压力的战略出现了问题，但问题并非越南人不相信美国的威胁，而是北越宁愿受到美国的报复而不愿停止支持南方的抗战。第三，还有一种情况也会使威慑战略失败，这就是，对方具有环境优势，可以“设法避开”威胁，在不违反威胁战略提出的条件的情况下达到自己的目标。158以最近发生的事件为例。以色列的威胁虽然足以制止叙利亚派兵支持黎巴嫩1975-1976年内乱中的穆斯林派，但是，以色列没能阻止叙利亚允许驻扎在叙利亚的巴勒斯坦解放军参与黎巴嫩内乱。
第四，威胁战略不仅会失败，而且由于表明了双方利益的巨大冲突，还会增强对方的敌意。但是，这个进程是通过加大双方对对方知觉的准确率这一干预变量展开的，所以，威慑理论本身并没有被否证（虽然威慑理论很少讨论这样的过程），螺旋模式也没有因此而得到确证。侵略国家当然会产生敌意，因为其侵略受到阻拦。但是它不会产生毫无根据的恐惧，不会认为维持现状国家对它的生存形成了威胁。侵略国家可能会意识到，自己的军事实力不足以实现自己的政治目标，故而增加军备。因此，会出现几轮军备竞赛和多次紧张局势，因为双方都要抗衡对方的军事实力和敌对态度。但是，这个过程仅仅是在表面上类似于螺旋模式。这个过程是一个完全理性的过程：每一方都愿意付出较高的代价实现自己的目标；在以低代价取得胜利的初衷无法实现的情况下，各方都不会改变原来对争端所持的态度，并且会据此继续采取行动。事情就是这样，冲突的升级并不表示产生了虚幻不相容现象（而螺旋模式表现的正是虚构不相容现象），它只表示从一开始就存在的真实不相容现象。因此，在这种情况下，使用螺旋模式解释这一过程就是错误的。如果使用螺旋模式提出的解决方案（参见下文），也不会出现预期的效果。
螺旋模式与威慑理论不同。螺旋模式认为，国家寻求相对于对手的绝对实力优势对自己往往不利。在类似囚徒困境而不是比胆大博弈的情境中，胁迫不可能导致预期的结果。对此，有两个一般性理由：第一，对手军事实力的增强可能会使对手采取更加缓和的姿态，而不是更加强硬的政策。在这方面起作用的是安全困境动力的另一面。如果对手仅仅是寻求自身安全，增强军事实力可能会使它比较放心，因而也就会变得比较理智。比如，有些研究苏联行为的学者持有完全不同于上文中引用的杰克逊参议员的观点。他们认为，如果苏联的实力足以使它产生较强的安全感，苏联则会比较遵守规矩。1894年人们有过相似的观点。当时，德国驻法国大使告诉法国战争部长，法俄联盟会使法国“很难保持沉默”。法国领导人的反应是，德国人不了解法国政策的根源。他说：
这种观点还有另一种表现，即认为威胁和负面制裁不仅远不能达到威慑理论所预期的有利结果，而且往往因为启动了一个代价极高的不稳定循环进程而呈现自挫性质。短期的胜利是可能的，但是如果让对方认识到取胜的国家是一种威胁，必须以实力对付之，那么，这样的胜利就是得不偿失。
因此，如果螺旋理论是正确的，那也部分地是由于行为体不理解这种理论，也没有遵循这一理论提出的解决方法。国家依照大致是威慑理论的原则采取行动，却会出现螺旋理论解释和预测的结果。因此，威慑理论对世界的理解是决策者的理解方式，所以可以解释决策者的具体行为，但螺旋理论提供的解释涉及行为体互动的动力源泉。160根据威慑理论的原则行事会造就自我否定的预言。如果政治家明白螺旋模式的效用，他们的行为方式同样会削弱螺旋理论的效用。161同样，在囚徒困境博弈中，理解这一博弈原理的人比不懂该原理的人更趋于合作。这是很有意思的事情。162
解决方法
对于维持现状的国家来说，理想的解决方法当然是逃离自然状态。但是，逃离自然状态是不可能的。安全困境无法消除，只能减弱。这就需要建立基于共同价值和共同利益的纽带。如果行为体关切别人的利益，也知道别人会关切自己的利益，他们之间就会建立信任，为共同福祉而相互合作。如果两个国家陷入军备竞争和敌对思维的螺旋之中，就很难建立这样的纽带。要建立这种纽带，至少一方、最好是双方必须迈出的第一步就是要认识到，双方会陷入、至少是可能会陷入一种双方都不希望出现的困境。
基于这种理解，一方必须首先采取行动，增强对方的安全感。这样就会诱发互惠行为，互惠行为的出现是因为一方首先采取的行动不仅会削弱自己伤害对方的能力，而且表明了自己的友好意愿。163要使这些措施卓有成效，国家应该将其置于适当的情景之中。比如，这些措施不能仅仅是孤立的姿态，而必须是总体战略的一个组成部分，使对方相信自己尊重对方的合法利益。国家必须首先明确表示，它感到双方的许多不相容之处是虚幻的，这样就为对方提供了另外一种解决冲突情景的框架，具体的行动也会在这一框架中清楚地显现出来。否则，首先采取行动也不会产生预期的效果。164
这里的核心观点是，恰到好处的让步会使对方以相似的方式做出回应，而不是像威慑理论所预测的那样，让步只能使对方得寸进尺。国家A不是在压力下退却，也不会佯装在压力下退却。所以，使用“让步”一词表述国家A的行为并不十分贴切。国家A只是采取了一项措施打破军备竞赛和敌意发展的怪圈。最终结果不是国家A放弃了什么利益，甚至也不是提议与对方做交易。国家A采取的措施是为了双方建立互惠关系。国家必须学会从解决问题而不是从竞争的角度考虑问题。双方不能试图占据优势地位，而要共同努力，进一步发展两国之间的共同利益。165博尔丁认为，这样的新型友好关系可以被建立起来，因为关于友谊的知觉也可以成为自证预言。他说：
英国驻德大使内维尔·亨德森（Nevile Henderson）在1939年2月表达了同样的观点。他在给伦敦发回的电报中说：“我的直觉是，今年是决定性的一年。希特勒或是靠向和平发展的一边，比较密切地与西方合作，或是决定继续向东冒险扩张……如果我们采取正确的方式与他打交道，我想他会逐渐变得平和起来。但是，如果我们把他当做恶棍或疯狗，那么他终将会成为不可救药的恶棍或疯狗。”166
在这些解决方法中包含了一种观点：一旦一方对另一方不必要的恐惧消失，军备就会维持在一定水准上不再发展，这样双方都会产生合理的安全感。这里，螺旋模式强调的是要理解了对方的立场，因此，螺旋模式理论家就比早些时候强调安全困境的人乐观。首先，强调安全困境的人着重考虑安全困境在多大程度上是国际体系的无政府状态所固有的特征，因此他们认为即使对情境有所了解，也不一定能够解决问题。即便国家不用担心自己会立即受到进攻，它仍然要制定可以保护自我安全的政策，以防自己的感觉是错误的，或者现在的和平竞争对手以后会滋生侵略野心。所以，即使双方都相信对方只是希望保护自己的安全，它们仍然会发现没有任何政策或军备水准可以使双方都高枕无忧。其次，强调安全困境效用的人往往强烈认为，国家不仅寻求自我安全，而且也寻求向外扩张，所以，无论怎样精明地采取和解政策，有时也会使对方提出得寸进尺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