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遍规律？
总之，螺旋模式和威慑理论都深切关注误解造成的危险性以及相应的国家将其意向表述清楚的重要性。但是，威慑理论家担心的是侵略方会低估自卫方的决心，而螺旋理论家担心的则是每一方都会高估对方的敌对意图。根据威慑理论制定的政策（如发展强大而灵活的军事力量；即使是对于无关要害的事件也要显示出不惜作战的意愿；避免任何虚弱的表现等）恰恰是螺旋模式认为容易加剧紧张状态、制造虚幻不相容现象的政策。螺旋理论家提倡的行为（向对方表现自己没有侵略意向的举措；避免挑衅性行动；主动采取单方行动等），又被威慑理论家认为是使侵略国家怀疑自卫方缺乏抵抗决心的举动。167
因此，螺旋理论和威慑理论在任何一个方面都是互相矛盾的。这两种理论似乎是根本不同的国际关系理论，各自声称自己反映了普遍规律。如果事实如此，那么，重要的是收集足够证据，至少证伪其中的一种理论。168如果我们审视一下使用惩罚性制裁的效用这一基本问题，就会清楚地发现，两种理论均不能在所有时间内得以证实。有许多案例表明，增加军备之后，不但制止了侵略，而且获得了重大的收益，同时也没有引发军备竞争的上升螺旋。但是，也有许多案例表明，使用权力和武力不仅没有制止侵略，反而使这个国家的处境比原来更差（这两种结果都可以在威慑理论那里得到解释），而且还导致了双方的不安全感和相互的误解，使双方都受到了损害。
与螺旋模式相悖的证据
最使螺旋理论尴尬的问题是侵略国家对于对方做出的缓和姿态不予回应。做出微小的让步、愿意将具体事件与根本冲突分离开来单独处理，甚至主动提出谈判等行为，可能使侵略国家认为维持现状国家软弱可欺。比如，1903年英国向俄国表示愿意就一系列导致两国分歧的问题进行谈判，但是，俄国的反应却是强化了自己在远东问题上的立场，结果加剧了摩擦，最终导致了日俄战争。169不管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英国和德国之间分歧的根本原因是什么，海军军备竞赛开始之后，德皇的理解就是，如果英国人放缓海军建设，那一定是英国的经济实力到了无法支撑扩军的地步。他此前就这么说过。德皇读了一份关于英国国会就海军做出的评估进行辩论的报告。在海军扩军项目费用和双动力标准这两个问题上，海军的评估对扩军项目费用予以更大的重视。德皇在电报上的批注是：“英国人不得不佩服我们的坚定信心，现在他们必须在既成事实（德国的海军扩建项目）面前低头！我们要继续悄悄地扩建海军。”170因此，正如20世纪30年代的事件所表明的那样，如果侵略国家认为自卫国家软弱可欺，那么，除非爆发战争，否则侵略国家就不会改变这种印象。人们很少能够清楚无误地表达自己的决心，所以侵略国家很容易认为自卫国家到了最后时刻是会让步的。
如果一个国家把对方误认为维护现状国家，并据此做出让步，同时对方又没有意识到这个国家的政策是基于错误的认识，这种让步就很可能被误解。一个维持现状国家可能没有意识到对方将自己视为侵略国家，这种经常发生的事情会产生严重的后果。螺旋理论家做出的一个重要贡献就是强调了这样的后果，但同时他们却忽视了事物的另一面。侵略国家往往认为它们的意图是显而易见的，因此任何对它们做出的让步都被它们视为恐惧和虚弱的结果。比如，慕尼黑协定时期，希特勒似乎相信英国已经认识到他的野心不仅限于德国人居住的地区，所以，他断定张伯伦的缓和行为不是因为英国首相认为这样做会满足德国的要求，而是因为张伯伦没有决心发动反对德国统治欧洲大陆的战争。希特勒没有认识到英国的政策是基于对德国意图的分析，而英国人的分析结论在德国占领捷克斯洛伐克的非德国人居住地区之后就已经改变了。正因为如此，希特勒不会理解英国为什么在1939年9月之后实施了与一年之前完全不同的政策。171
即使对手的目标不是占据统治地位，但如果在高度冲突条件下做出让步，对方就会认为可以利用这个国家改善关系的意愿提出新的要求。比如，在第一次摩洛哥危机中，法国采取了比较缓和的姿态，坚决反德的法国外交部长被解职。此后，德国对法国施加的压力反而加大了。普法战争爆发之后也出现过同样的境况。更晚近的例子是1941年秋天，当时日本做出了缓和姿态，美国的反应不是做出对等姿态，而是提出了更加极端的要求。
甚至维持现状国家也会把对方的缓和姿态视为软弱的表现，认为不冒什么风险就能够扩张。这种情况虽然比较少见，但也会出现。赫尔曼·卡恩（Herman Kahn）曾经注意到，预言可以具有自我否定性质。相信一个人，让他能够牺牲你的利益而获取自我利益，这样就会唤醒这个人的贪婪，使他毫无信誉地行事。172同样，一个国家的低水准军备可以诱使别国增强军事力量，而不是减弱军事力量。例如，20世纪60年代，美国本来不打算增加北约的常规力量，但是美国发现苏联的军事力量实际上比原先想象的要弱，这就使美国认为完全可以在不使用核武器的情况下保卫西欧。因此，美国反倒增加了它的军事力量。同样，苏联人在20世纪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大量增加导弹武器，不仅仅是因为他们考虑到处于劣势地位要付出很大代价，还因为他们认为美国会允许他们取得均势地位。
敌意行为还可能造成与螺旋模式的预测完全不同的结果。如果政治家哪怕只具有相当一般的理性，在某些条件下，以缓和回报敌意似乎是最明智的政策。国家可能无力支持高水准军备和强敌意行为。只要核心利益没有受到直接威胁，小国面对大国的敌视行为最好还是退让。较大的国家也常常发现这是明智的政策。国家不能生活在四面树敌的境地。1897年日本遭到美国的抵抗后改变了它反对美国并吞夏威夷的立场，当时日本需要聚集它的军事和外交力量，“对付它本国水域日益增强的危机，因为欧洲舰队在那里游弋，可能会在中国问题上与日本摊牌”。精心的权衡往往战胜感情的冲动。例如，英国拒绝帮助法国制止日俄战争，法国外长为此“怒发冲冠”，因为这样一来，法国的整体政策就会崩溃。“但他是一个深明事理的人，因此很快镇定下来。法国外长知道法国的盟友已经被排除在欧洲事务之外，所以他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需要英国的合作。”173
虽然我们不能说威慑模式总是合理的，但是，的确存在许多案例，表明采取敌对态度可以制止侵略国家，同时也不会导致非本意和不理想的后果。例如，在1885-1887年的巴尔干危机中，俾斯麦外交的两个方面都表明了采取敌对姿态的效用。第一，在德国的统领下，英国、奥地利和意大利之间的联盟成功地威慑了俄国反对保加利亚的政策。第二，一年之后，德国、奥地利和意大利结为三国同盟，加上英国的帮助，挫败了法国的敌对行动。174
英国在法绍达危机中对法国采取了与威慑理论一致的政策，并且取得了预期的结果。在这一案例中，英国的敌对政策不仅抗衡了法国的威胁，而且向法国表明了一个事实，即法国不能够同时与德英两国为敌。这就为日后英法两国的和解铺平了道路。结果，法国愿意向英国做出让步，这成为1904年两国能够达成协约的关键。在这一案例中，英国在1898年的时候并没有事先预计到事情会产生如此长久的影响。在另一个重要案例中，国家增强了敌意程度，有意向对方表明：你不仅要做出让步，而且要采取比较友好的态度。在1877年的巴尔干危机中，德国支持奥地利，因而疏远了俄国。俾斯麦希望把俄国拉回到联盟中来。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俾斯麦没有向沙皇做什么姿态，而是与奥地利缔结条约，以此向俄国表明对德国采取敌对态度绝非易事。他封死了俄国自行其是的可能，迫使俄国在两条道路之间选择：要么根据德国的条件与德国修好，要么增强敌对态度。这一政策获得了成功（即俄国以友好的态度回报了德国的敌意），因为俄国明白如果俾斯麦转而坚决反对俄国，它受到的伤害会有多大。同样，当法国国王路易十一得知英格兰国王爱德华四世正在支持自己的敌人的时候，路易十一便针锋相对，停止了对英国的款项的支付，并且支持苏格兰人在苏英边界发动进攻。路易十一的“强硬路线”得到了成功，因为英王意识到与法国交恶代价太高。175在所有这些案例中，威胁不仅达到了预期的直接目的，而且没有导致相互仇视这一大家都不希望看到的结果。176虽然在一开始的时候双方存在高度的真实不相容现象，使用权力作为手段不仅没有导致更多的虚幻不相容现象，反而出现了这样的结果：或是没有触及双方的根本冲突，或是减弱了不相容程度。之所以能够如此，是因为一方向另一方表明了一点：只有放弃敌意才能更好地实现自己的利益。
如果对方相信做出微小让步就可以满足你的要求，那么你的敌对姿态也可以取得成功。英国和法国对希特勒做出让步部分地就是因为如此。同样，决策者如果相信对方的行为是出于自我安全考虑，就会认为没有必要采取针锋相对的态度对待对方的军备和敌意。正像我们在上文中讨论的那样，如果一个国家认为自己和对手处于囚徒困境状态，对手使用威胁和使用权力就不会是自挫性的。政治家有时会正确或错误地认识到对方毫无理由地对自己感到恐惧。虽然这样的案例不多，但是我们不能忽视那些已经发生的事件。英国在20世纪30年代就是一个例子。另外，1907年英国驻圣彼得堡的武官报告说，虽然俄国在中亚占据“重要的[军事]位置”，它似乎仍然害怕英国进入这一地区。英国外交大臣的批注是：“我认为俄国人担心我们在中亚会对他们采取侵略性政策，这种担心是真实的。”177
冷战期间美国对苏联的一些认识也呈现同样的情况。国务卿马歇尔反对国防部长詹姆斯·福里斯特尔（James Forrestal）增加军费预算的一个理由是，他担心“美国增加军备会对俄国人的意向产生负面影响”。同样，国防部长威尔逊被问及苏联建造轰炸机的情况时，他说：“我的分析是，苏联人害怕我们的程度比我们害怕他们的程度要高。所以，他们建造轰炸机属于自卫性质。”苏联人“害怕我们垄断[原子弹]；害怕我们对他们使用原子弹。他们本不该这样想，但我认为他们的确是害怕了”。20年后，美国军备控制与裁军署长杰拉尔德·史密斯（Gerald Smith）表达了与威尔逊相似的观点。他在听证会上说：“我认为，有时我们会低估……我们的精确洲际导弹对苏联形成的潜在威胁。”但是，这些知觉很少能够主导政策，这就支持了螺旋模式的理论。以上的观点在大多数情况下代表了少数人的意见（比如亨利·华莱士（Henry Wallace）就批准拟议中的北约条约所做的证词），大部分决策者并不认真考虑这样的意见。比如，美国试图通过建立北约增强自己的安全，但是这样的举动会使俄国人感到困惑和恐惧。凯南精彩地描述了这一现象，建议政治家在提出政策建议的时候要能够考虑到安全困境的作用。但是，凯南的电报没有得到重视。这表明，要说服大多数人、使他们相信他们可能在无意中威胁到别人是一件极其困难的事情。178
总之，螺旋模式认为，政治家把敌意威胁视为对方试图压倒自己的方式，对付这种威胁的最好方法（即使不是惟一方法）就是采取惩罚性制裁。但是，这里所举的例子表明，这些相关性并非具有普遍意义。决策者有时认为对方行为是出于对自身不安全的担心，真实不相容现象虽然会很严重，但也是在一定限度之内。即使把对方视为极端敌视自己的敌人，决策者往往也会权衡以牙还牙的代价、采取缓和姿态的收益以及做出让步的可能，当然，这样的权衡可能既不细致也不精确。螺旋理论家认为紧张状态和军备竞赛不是一个国家单方面能够控制的事情，这种观点是正确的。非本意和非理想后果往往是国家的行动引起的。当然，情况也不总是如此。我们不能忽视政治家为了达到自己的目标而做出的前瞻性考虑和对敌意、紧张局势的利用；我们也不能忽视政治家这样做往往会取得成功。
与威慑理论相悖的证据
我们很容易发现许多与螺旋理论不一致的案例。在这些案例中，不仅事件结果而且行为体的知觉和权衡都符合威慑理论。但可惜的是，从理论建设角度来看，也同样容易发现与威慑理论相悖的例子。敌意可以是自挫性的，让步也不总是刺激对方得寸进尺。绥靖政策常常会奏效，即便是在国家之间处于高度冲突的时候也是如此。英国在世纪之交曾对美国做出过许多妥协，结果成功地建构了美英之间的友谊。到底有多少冲突是由于一方退让而解决的，我们不得而知，因为这样的事件缺乏戏剧性，所以往往不会引起人们的注意。但是，通过做出微小让步而化解主要冲突至少是可能的。国家不愿做出这样的让步不仅是因为所做的让步涉及其根本利益，而且因为害怕这样的让步会使对方误认为自己软弱可欺。例如，如果法国在1933年前对德国采取比较灵活的政策，可能就会在很大程度上消除德国人的怨气。正是这些怨气成就了希特勒。
我们对希特勒的记忆往往会使我们忘记了一个事实，即：大多数政治家都不愿意付出过高代价来实施扩张政策。比较温和的国家只要得到对方重大的让步就会成为维持现状的国家。当然，对维持现状国家来说，这些让步的代价可能很高，以致引发抵制行为甚至战争。但是，对方提出的要求也不总是冰山之一角，不总是得寸进尺的先兆。用大家都知道的例子来说，人并非总是越吃越有胃口。人的胃口的好坏部分地取决于他怎样得到食物，什么食物适合他的胃口。通过强硬的威胁迫使一个国家做出让步会使人们感到做出让步的国家是软弱的，自愿做出的让步则不会使人产生这样的感觉。有些让步对于接受让步一方的利益来说十分重要，但对于做出让步一方的利益则无关紧要，这样的让步尤其具有自我限制的性质。179
人们对威胁的研究要比对妥协的研究认真得多。威胁往往不会产生威慑理论预测的作用。在讨论实例之前我们必须牢记，有些威胁战略是失败的战略，原因很多，可能是这些威胁没有可信性或可以被“刻意避开”，可能是侵略国家因惩罚付出的代价没有超出它的预期收益，也可能是威胁引发了基于对真实不相容现象的正确估计之上的反应。这样的失败不能推翻威慑理论。真正对威慑理论提出挑战的是这样一些案例：不仅威胁战略失败、双方敌意增强，而且冲突发展的方式和程度完全偏离了最初的利益冲突。在这种情况下，敌对姿态不是威慑敌人，而是制造了敌人。因此，螺旋理论是否能够解释一个事件往往涉及对于最初真实不相容程度的分析，当然，这种分析是不容易的。例如，螺旋理论是否可以解释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的美日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两个问题：日本是否宁愿爆发战争也不愿放弃在亚洲的统治地位，并与美国保持即便不算友好至少也是适当的关系；美国是否宁愿爆发战争也不会允许日本的扩张行为。诚然，美国施加的经济压力加速而不是制止了日本的扩张行为，日本与德国结盟不但没有达到威慑美国的预期结果，反而使美国认为，由于日本和美国的主要敌人关系密切，美国采取强硬立场比以往更加重要。但是，妥协政策取得成功的必要条件是存在一个解决方案，双方宁愿接受这个解决方案而不愿爆发战争。180
有限螺旋现象可能会出现，虽然这样的现象与螺旋模式不是完全吻合，但是却很难用威慑理论加以解释。1887年，俾斯麦停止在柏林货币市场上出售俄国证券，试图以此向俄国人表明，俄国人需要德国的友谊。但是，俄国却能够在法国市场上出售自己的证券。这不仅得到了俄国需要的资金，而且建立了与法国的关系，减少了俄国对德国的依赖。第二年，德国试图利用英国对法国入侵的担心，促使英国与三国联盟建立更加密切的关系。当时的传言足以使人认真对待。但是，英国的反应与德国的预测大相径庭。英国内阁认为要特别小心谨慎，以在最近的未来时间内不要引发战争，并同时决定扩建海军。因此，英国不但拒绝靠近德国，而且采取措施，使自己有能力维持更大的独立性。同样，德国在1907年为了把美国拖入远东同盟，传播谣言说日美战争可能发生，如果战争爆发，日本可能会取得胜利。但是，美国像19世纪80年代的英国一样，没有加强与其他国家的关系，而是加强了自己的海军建设。181在这些案例中，一方对于另一方的印象并没有很大的改变，结果也不像纯粹螺旋案例中那样具有长远的意义。但是，在这些案例中也确实出现了不同于最初互动的非本意结果。在第一个案例中，结果是法国和俄国建立了关系。无论这种关系有多么脆弱，两个国家毕竟有了更大的共同利益。在其他两个案例中，德国所针对的国家加强了自己的实力，因此更有能力抵制德国的威胁和利诱。在所有三个案例中，德国的敌对政策产生了适得其反的后果。
如果威胁使受到威胁的国家认为施加威胁的国家具有高度的侵略性，那么，军备竞赛和敌对行为的典型螺旋模式就会被启动。这方面的最佳例子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的英德关系。在19、20世纪之交，德国希望改善与英国的关系，方法是使用俾斯麦在19世纪70年代针对俄国采取的十分成功的政策。德国领导人认为英国已经疏远法国和俄国，所以只能转向德国。基于这种估计，德国领导人拒绝了英国提出的进行非正式合作的建议。德国人希望缔结更加密切、更加具有约束力的协议。他们认为英国地位脆弱，所以采取强硬立场会迫使英国屈从。但是，德国过高地估计了英国与法俄两国的疏远程度，也没有意识到德国的行为可能使英国认为德国是一个不负责任的危险国家。德皇在布尔战争之前强烈反对英国的南非政策，最明显的就是众所周知的克鲁格电报。但是，德国试图“恐吓英国，使其加入三国联盟”的做法产生了适得其反的效果，因为这使英国的精英和公众都认为，如果一个国家放肆地干预另一个国家的重大利益，这个国家就是不坚持原则的、轻率的，并且是毫无道理地敌视他国。德国在1905年采取了同样的政策。当时，德国延续了第一次摩洛哥危机，试图向法国表明英国是不可靠的伙伴，以此打破新结成的英法联盟。但是，英国外交大臣和他的一个主要下属认为德国的要求是“典型的厚颜无耻行为”。英国国王也认为德国是在进行“政治讹诈”。结果，英法联盟不仅得以延续，而且更加巩固。182
有趣的是，德国在1898年对美国采取了相似的政策，产生了相似的非本意结果。在美西战争中，德国派遣舰队到马尼拉，目的是使美国意识到德国在这一地区的利益和权力。但是，美国人的印象是，德国具有“明显的敌意”。相比之下，美国人比以往更加重视英国的友谊。同时，德国要求得到萨摩亚群岛和加罗林群岛，作为美国战胜西班牙后做出的回报。美国决策者的反应与英国人几年之后做出的反应如出一辙，认为德国人以没有在美国获得权益的地区进行干预为理由，提出极度贪婪、专横跋扈的偿付要求。德国人的行为似乎超出了人们可以接受的那种实现自我利益的方式，表明只要有一丝借口，他们就愿意在地球上的任何地方进行干预。183
德国试图把英国与法国分离开来，这也不是完全不明智的做法，因为英法联盟是不牢固的，况且德国采取敌对政策的后果起初也很难预测。德国假如最初能够更加老练、更加温和地推行这一政策的话，也许能够成功。但是，后来德国的政策同样没有效率和难以理解。当时，一方面德国和英国之间不存在根本分歧，另一方面德国认为英国决不会找到其他盟友的判断也越来越证明是错误的，但是，德国仍然坚持认为采取敌对姿态会使英国靠近自己。在这种压力之下，英国政策确实发生了变化，但是这种变化与德国的希望背道而驰。最初，英国只希望威慑德国的过分行为，因为德国行为使英国认为德国只是对法国形成了威胁。到了最后，德国的敌对姿态增强了，德国的海军力量也不断加强，英国逐渐把德国视为对英国自身安全的直接威胁。英国认为，德国有意成为英国的敌人，否则，德国为什么要发展自己的海军来挑战英国海军？德国没有绵长的海上通道需要如此强大的海军加以保护。英国海军不对德国构成威胁，因为英国没有能够侵略德国的陆军。而一旦德国海军取得胜利，英国作为岛国就无法抵抗德国的进攻。
从德国方面来看，则是完全不同的情景。英国与德国不共戴天的敌人结成盟友，所以，英国人声称英国不会采取反对德国的政策，即便不是虚伪，也毫无意义。英国的立场支持了法国，这实际上就是伤害了德国的利益。所以，德国的敌对态度无论从道义上还是从实际情况上讲，都是合情合理的。采取强硬立场的最好结果是说服英国，使英国认识到威胁德国是得不偿失的。即使增加军备不能使英国的态度缓和下来，至少也可以使德国自己做好准备，以便对付即将到来的战争。英国声称德国海军建设是没有必要的，构成对英国的威胁。德国不能相信这种声明。德国是世界级大国，作为世界级大国，必然需要一支强大的海军。德国军舰只有在英国参与反德战争的时候才会用来打击英国。实际上，德国曾许诺，如果德法战争爆发，英国同意保持中立，那么德国就会停止海军军备竞赛。英国拒绝了这一建议，表明了英国政策的反德本质。
螺旋动力中的某些因素也是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一个直接原因。每个大陆国家都认为首先发动进攻会取得重大军事优势，等待对方表明自己的意图无疑意味着失败，所以，即使是维持现状国家也承受巨大压力，不得不发动进攻。184一个国家没有办法既能够增强保护自己的力量又不增强自己摧毁对方的力量。由于存在这些条件，只有具备极高的移位思考意识和政治家远见，同时也具有遭受别国首先攻击的准备，才能使一个国家避免走向战争。
威慑理论与第二次世界大战；螺旋模式与第一次世界大战
这些例子足以说明，威慑理论和螺旋模式都无法解释所有现象。前面的讨论的确表明，每种理论都是根据具体个案建立起来的。我们刚刚表述过关于第一次世界大战起源的一种主要观点，这种观点不仅完全符合螺旋模式，而且也正是受到第一次世界大战这一案例的启发才产生了螺旋模式。185刘易斯·理查森使用他的公式分析了这一时期的事件，后来也有学者使用英德互动和战前最后一刻各方的紧张运作作为证据，说明自己的观点。威慑理论家则往往追溯20世纪30年代绥靖政策的失败，他们大部分论述也是从绥靖政策的失败中得到启示的。由于这两次世界大战的历史不同，所以，威慑理论很少讨论第一次世界大战，而螺旋理论则很少讨论20世纪30年代的事情。这都不足为奇。186
两种理论的学者都没有讨论在什么条件下无法应用他们的理论，因此也就含蓄地表示这两种理论并非普遍理论。即使有时他们也讨论那些与他们的理论不一致的战争，但是他们讨论的内容说明他们实际上根本没有把各自的理论用于这些战争。当威慑理论学者讨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他们没有重点考虑各方是怎样使自己的威胁更具可信性，而是讨论各国怎样竞相调动资源，其讨论方式却与螺旋模式一致。187的确，威慑理论在政策方面的一大贡献是强调如果双方都具有第一次打击能力，就会创造“对突然袭击的相互恐惧感”，所以，这种能力是高度的不稳定因素。188
因此，威慑理论家是明白螺旋模式运作原理的，并且也知道这样的运作存在于一些冲突之中。但是他们认为这一模式无法适用于冷战。有两个例子可能属于例外。第一个是迪安·艾奇逊，他似乎不相信美国使用自己的权力会使苏联人产生敌意，也不明白苏联人为什么要这样思考问题。戴维·麦克莱伦（David McLellan）认为“艾奇逊低估了实力情境可能产生的负面效应……他强调软弱是最大的罪过……这种对国际关系互动内容的不敏感成为艾奇逊外交的致命弱点。正因为如此，他意识不到与日本签订和平条约会在北京和莫斯科引起反响。同样，他也意识不到麦克阿瑟向鸭绿江进军对中国会产生什么影响”。比较近的另一个例子是参议员亨利·杰克逊，他否认产生螺旋效应的可能。他的国家安全政策助理在谈到这位参议员的决策方式时说：“他总是使用一种逻辑：如果我们建立了一个现在还不需要的武器系统，结果可能是浪费了一些钱财。但是，如果我们不建立这种系统，并且后来证明我们这样做是错误的，那么我们就要冒极大的风险，比如丧失我们的独立。”189
同样，螺旋理论家也没有说威慑毫无成效或根本没有必要。甚至张伯伦也曾说过：“我们决不能表现出软弱，那样会使墨索里尼变得更加顽固。”他还说：“如果把我们对和平的热爱和愿意做出让步的理智误以为是软弱的表现，那就大错特错了。”他最终意识到，“……实力是德国惟一能够听懂的语言，这一点是十分清楚的”。如果螺旋理论家说他们的模式是普遍适用的，那就必须证明他们对冷战的分析同样适用于20世纪30年代的国际事件。他们认为，“军备竞争是诱发紧张局势的体系”，“双方都陷入了试图‘以军事实力争取和平’的死胡同”。“国际紧张局势的主要根源已经不再是对权力的争夺，而是相互的不安全感。”借用奥斯古德评论那些试图通过军备寻求安全的人时说过的话，丘吉尔必然是一个“鲁莽强硬之徒”，而用埃里克·弗罗姆（Erich Fromm）的话说，张伯伦倒是一个“理智的”思想者。事实上，只有很少人认为螺旋理论具有普世性质。辛格认为，20世纪30年代中期的英德限制军备谈判“在一定程度上……暂时降低了相互的威胁知觉程度，因而也降低了国际紧张局势”。螺旋理论家像威慑理论家一样，更易于把希特勒视为即使妥协也不可能奏效的那种人。所以，当艾伯特·沃尔斯泰特（Albert Wohlstetter）问阿纳托尔·拉波波特是否把螺旋理论看做“具有一般意义的规律”，可以用于包括希特勒在内的一切案例，拉波波特回答说，这一理论可以用于俄国人，因为俄国人是“理智”的，但是对于纳粹来说，则完全不适用。190
武力与威胁什么时候奏效？决策者的选择
如果两种理论都无法解释所有事件，如果实力有时有效，有时则具有自挫性质，那么，我们就面临两类问题。第一，螺旋模式和威慑理论之间为什么会出现分歧？它们的分歧是什么？第二，在什么条件下一种理论比另一种理论更合理？什么时候实力奏效？什么时候实力会诱发螺旋式敌意互动？什么时候一方让步会使对方也做出让步？什么时候让步会使对方得寸进尺？191第二类问题更加重要，但是也更难回答。
决策者一直面对这些至关重要的问题。以色列从一开始就要对付这些问题。阿拉伯人是否会被安抚？报复和惩罚是否会制止游击队的袭击？同样，1958年至1962年柏林冲突的一个重要方面也是需要西方决策者预测苏联人到底相信什么。这里存在两种可能。第一种是苏联人可能认为，如果西方国家接受自由城市的建议，承认这是一种变化模式，那么，这些西方国家也可能在心理上做好了准备，接受莫斯科称为“事实”的东西，即两个德国和无核区。192第二种是苏联人可能认为，西方在柏林问题上的妥协为的是让苏联在德国安全问题上做出相应的妥协。在大国和小国的分歧中，大国不仅要考虑小国的反应，而且要考虑第三方的反应。比如，约翰逊总统在运河问题上向巴拿马做出让步的时候，不仅必须保证巴拿马不会因此认为施加压力和施行动乱是有效的工具，而且还要保证其他国家也不能这样考虑问题。约翰逊可能相信自己会说服巴拿马，灵活不是因为软弱，在最初的让步之后，美国的反对态度不但不会消失，反而会越来越强。但是，即便如此，约翰逊还是要确保一点：美国在以前认为是至关重要的问题上愿意对一个小国做出让步，这样做不至于被其他国家误认为美国愿意在其他问题上向比巴拿马强大的国家做出更大的让步。
让我们回到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例子上去。英国必须预测采取强硬路线和实施让步政策分别会产生什么后果。决心比德国人建造更加强大的无畏级战舰能够制止军备竞赛吗？答应德国人的要求能够缓解冲突吗？在开战之前的最后几天里，类似问题不断出现。英国首相赫伯特·阿斯奎思（Herbert Asquith）和外交大臣格雷考虑发出最后通牒，但是又认为这样做只会激怒德国，完全失去了和平解决问题的可能。同样，在1938年3月，外交大臣哈利法克斯（Halifax）告诉内阁，保护捷克斯洛伐克的行动会导致不愿意出现的后果：“我们越是靠近法国和苏联，就越可能使德国人认为我们在阴谋围剿德国。”六个月后，当纽伦堡集会发生的时候，两名英国外交部高级官员要向德国发出强硬的警告，以阻止“希特勒走得太远”。但是，当时的主导意见是，这样做只会激怒希特勒，而不会制止他，同时还会减少英国调解冲突的可能。1939年3月，外交部常任副大臣贾德干爵士（Alexander Cadogan）在给英国驻德国大使内维尔·亨德森的信中总结了他们之间的意见分歧。他写道：“你希望我们更加悄悄地进行扩军，你说我们扩军的声势使德国认为我们最终要进攻德国……但是，我觉得远比这一点更加可怕的是，德国人可能会认为他们有能力攻击我们并摧毁我们……为此，我一直希望，一旦时机成熟……我们就要尽一切可能宣扬我们的实力。”193
同样的问题对于英国确立其远东政策也是至关重要的。1924年拉姆齐·麦克唐纳（Ramsay MacDonald）停止在新加坡建立海军基地的原因之一就是他认为显示军力不但不会减弱日本对中国的压力，反而会加强这种压力。这与他的军事顾问的想法是相反的。十多年以后，英国和美国驻日本的大使就采取强烈警告和制裁的方案是否合理产生了意见分歧。英国大使认为，“这种私下的威胁会加强文官政府对军事行动的控制；美国大使则认为这样做会使军方更加独立”194。
甚至在德国提出强烈要求之前，英国和法国就必须在采取强硬路线与实施和解政策之间做出选择。在凡尔赛协商和平的时候，两国就和约应该具备多大的惩罚性质展开了辩论。在后来的20年里，两国又围绕是否应该放松对德国的苛刻要求、是否应该坚决抵制德国恢复自己的地位等问题争吵不已。英国人接受了螺旋理论关于战争根源的解释，所以赞成做出让步，以使德国成为维持新现状的国家。法国则反对采取宽松政策，理由是德国的敌意是无法消除的。法国认为，让步只能加强德国的实力，使德国怀疑其对手的决心。普鲁士在1871年做出过同样的选择。普鲁士认为法国的敌意是消解不了的：几百年的历史表明法国永远也不会成为爱好和平、值得信任的国家。所以，决不能让它强大起来。当时普鲁士的战争部长说：“为了我们的人民和国家的安全，我们不能缔结一个保全法国的和平。”另外一位决策者也说，普鲁士“应该把法国人当做被征服的军队看待，尽我们最大的能力遣散他们。我们要摧毁他们，使他们一百年不得翻身”。俾斯麦同意这种观点，认为法国“狂躁易怒、贪婪嫉妒、争强好胜”，绝对不可相信法国人会放弃报仇之心，“我们必须占领土地、要塞、边界，使我们自己永远免受敌人的讲攻”。195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法国的政策使英国再次面对选择。究竟是缓和政策还是强硬政策更能使法国采取理智的立场呢？保证法国的安全是否能够缓解法国的恐惧感？但是，随之产生的是减弱了对法国的限制，这样是否只会鼓励法国采取更为强烈的反德立场呢？威胁是否能使法国宁愿放弃强硬政策而不冒失去英国支持之险？也许，威胁会加强法国的不安全感，从而使法国更加坚定压制德国的政策？沙皇批评英国在日俄战争中与日本签订了新的条约，这一条约给日本以“鼓励和道义支持”，因此违背了英国的中立承诺。英国大使回答说，事实上，条约对俄国有利，因为这一条约“使日本能够以俄国可以接受的条件寻求和平。如果没有条约向日本人做出的安全保证，他们可能会选择继续作战”196。
1971-1972年间，美国政府面对相似的问题。美国必须确定，如果向以色列出售喷气式飞机，以色列在与阿拉伯国家的谈判中会变得更加灵活还是更加强硬。有些美国官员说：“如果特拉维夫不再依赖美国的供应，华盛顿的外交影响就会减弱。另外一些人则认为……美以两国之间更加友好的氛围可以增强美国的影响。”美国决定向以色列出售飞机之后，一位美国官员说，反正不向以色列出售飞机“从来就不是有效的方式。也许，如果有一种互相尊重、互相信任的感觉，我们的影响力可以加大”。1973年初，美国决定出售更多的飞机，它做出的解释是：“以色列人越来越相信他们的相对军事实力能够得以保全，所以，他们应该愿意在和平解决方案的谈判中承担更多的风险。”197苏联同样要决定，提供更多的援助、做出更多的许诺是会制约盟友还是放纵盟友。例如，1971年，苏联和印度签订了一项协议。这一协议是否会使印度认为苏联愿意帮助制止其他大国对印度的干预，因而加大了印度进攻巴基斯坦的可能；还是这样一个协议会使印度感到自己不再孤立，所以没有必要草率行事，因而加大了和平的可能？这样的权衡是很困难的事情，所以，权衡的结果往往是不明智的政策。英国在1902年与日本签订了一项防卫盟约，认为这样会加强日本的安全感，从而减弱日本与俄国交战的可能。事实上，这一盟约解除了日本对交战危险性的最后一丝不安。198（具有讽刺意义的是，战争的结果是消除了俄国对印度的威胁。这种威胁恰恰是几十年来英国外交的一大难题。）
武力与威胁什么时候奏效？理论假设
可惜的是，我们没有业已确立或得以证实的理论，可以用来解释武力和威胁什么时候奏效。但是，我们可以提出几个比较显而易见的假设、得出一个简单但又重要的结论。当具备以下条件时，威胁比较容易奏效，威慑模式可能得以应用。这些条件是：（1）受威胁一方认为自己采取强硬政策的代价很高。具体地说，就是当（a）受威胁一方相对弱小、容易受到伤害；（b）受威胁一方在主观上极度重视保护国民的生命和财产；（c）受威胁一方具有高度的规避风险意识；（d）受威胁一方有着短期打算。199（2）受威胁一方相信实施威胁战略的国家认为采取强硬立场的代价很低。这一假设的具体内容与第一个假设中列出的内容正好相反。（3）受威胁一方认为自己退让的代价比较低。具体地说，就是当（a）当前的事件没有危及受威胁一方的核心利益；（b）当前的事件没有涉及可以适用于其他重大事件的原则问题；（c）受威胁一方的退让不会使它放弃重要的承诺；（d）实施威胁战略的国家的目标被视为是有限的；（e）受威胁一方认为，实施威胁战略的国家是出于自身安全的考虑并把自己视为威胁；（f）寻求的目标和采用的方法均没有违背法律上平等的行为体之间正常关系的准则；（g）（与上一条假设有关）实施威胁战略的行为体并没有羞辱受威胁一方，没有施加无理的惩罚，没有提出不合理的要求，没有试图攫取对受威胁一方至关重要、对自己不那么重要的利益。所有这些行为降低了受威胁一方做出退让的代价，因为这些行为会使受威胁一方不必过分担心施加威胁的一方会得寸进尺。由于这些行为，人们可以相信威胁一方并未怀有极度野心，也明白它有着目标上的轻重缓急，把它当前要求与可以在未来提出的许多要求区分开来。
现在，我们从行为体在威胁面前退让问题转向退让的后果问题。当存在以下条件的时候，让步会像威慑理论所说的那样招致对方得寸进尺。这些条件是：（4）退让使让步一方明显越过了应该退让的界限；（5）对立双方没有公平游戏和对应互动的基本意识；（6）让步的方式表明让步一方愿意付出极高代价避免战争；（7）让步一方不顾高昂代价仍然做出让步（即没有满足假设3中提出的条件）。
详细讨论这些假设会使我们远离本书的主题。但是，我们应该注意到有一条主线贯穿着这些假设。决定威胁是否具有效用的关键因素是对方的意向。当面对侵略国家的时候，威胁和武力是必要的。让步可以为重要的策略性需要服务，200但不能消除对方不满的根本原因。如果让步是在压力之下做出的，如果侵略国家认为维持现状国家对于它们之间冲突的本质没有任何幻想，那么，做出让步很可能促使对方提出更多的要求。（我们也要简要提及问题的另一面，即：如果一个国家相信，对方认为它之所以让步是因为对方实力强大，并在它让步之后会提出新的要求，那么，这个国家就很容易认为对方是侵略国家，必须对其采取强硬立场。这一点对于本书的其他章节是十分重要的。）如果维持现状国家采取强硬立场，侵略国家针锋相对，螺旋模式就行不通了，因为双方都正确地认识到它们之间的真实不相容关系。但是，如果两个维持现状国家之间发生冲突，螺旋模式则可能提供正确的解释和政策建议。在这种情况下，威胁会产生自挫效应，因为双方都没有认识到对方害怕自己，谨慎地采取主动行动或做出让步能够使双方摆脱困境。
这当然不意味着国家的根本意向是决定国家怎样就威胁和让步行为做出反应的惟一变量。国家行为的细节和背景、各方的行动准则、自己的具体目标和认为对方确定的具体目标等因素也需要加以分析研究。并且，不是所有维持现状国家或侵略国家都以同样的方式行事、以同样的方式理解对方的意向。所以，我们不能说只有试图改变现状的国家才把缓和政策视为软弱的表现。只有对对方国家可能采取的各种政策进行初步分析的时候，才能以这样的方式解释问题。同样，即便是双方已经处于高度的真实不相容境地，增强实力仍然能够进一步加大虚幻不相容状态。但是，这些补充性的说明不能掩盖一个事实，即：决定螺旋模式与威慑理论哪一种更具解释能力的重要变量是互动双方的意向。
如果这一结论正确的话，那么，螺旋理论家和威慑理论家的争论焦点就不是哪一种更可以作为国际关系的一般性理论，而在于哪一种理论更适用于冷战。回答这个问题的决定性因素是：苏联的意向是什么。正因为如此，拉波波特才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究竟为什么要进行这样的权力游戏？这样做难道不是得不偿失吗？”201
对国家意向的认知与对国家利益的分析
由于螺旋理论家和威慑理论家对苏联意向有着不同的认识，所以他们对处理非重要问题的态度也就截然不同。螺旋理论家认为非重要事件为缓解紧张关系提供了机会。事件的结果并不重要，重要的是通过这一事件，双方可以经历一个学习过程。各方都可以表明自己不但不构成威胁，而且尊重对方的合法权益。当张伯伦从戈德斯堡返回、向他的顾问介绍情况的时候就表达了这种观点。他说：“希特勒先生说，如果我们在不引发冲突的情况下解决了这个问题（苏台德问题），英德关系就会出现转折。对于本首相来说，这是当前至关重要的事情。”202
威慑理论家同意，冲突的处理方式往往比冲突问题本身更加重要。但是，他们害怕另外一种正反馈现象。正像托马斯·谢林所解释的那样，“（比胆大博弈）中冲突的焦点往往不是当时发生的事件本身，而是各方对一个参与者未来行为方式的预期”。赫鲁晓夫持相同的观点，他说：“假如我们在美国不向我们道歉的情况下就参加（1960年的巴黎最高级会议）谈判，结果会是怎样的呢……那样，侵略者就会试图压服我们。假如我们低了头，他们就会立即往我们背上扔一副马鞍，骑在我们身上作威作福。”203
同样，在劳资冲突中，双方可能会在一个问题上消耗大量资金，远远超出这个问题本身所涉及的资金。比如，在一个工厂，新经理拒绝支付少数工人的加班费，遭到工会的强烈反对。虽然这件事只涉及几个工人和很少一点钱，“工会领导人……认为这是一个关键问题；如果（新经理）这一做法得逞，就很难估计他还能走多远”。在另一个案例中，工会坚决反对管理人员改变一台无足轻重的机器的单位工作定额，理由是“管理人员会在这里逼紧一点，在那里逼紧一点，直到改变整个劳动定额结构”204。
如果一个国家将另一个国家视为高度敌意国家，那么，在大多数情况下，它都不会在具体问题上做出让步。由于对方的要求被认为是不合理的，所以，即便是最微小的让步都被视为不理智行为。并且，即使对方接受妥协，也会被认为是对方的权宜之计，最多只能为自己争得一点喘息之机。弄得不好，还会牺牲本来可以捍卫的原则，置自己于极易受到逼迫的中间地带，因而失去明确稳固的立场。如果对方是侵略性国家，问题的关键就不再是本身并非至关重要的具体事件，而是各自对对方利益、实力和决心的认识了。坚定不移能够使两国关系处于正常状态；退让妥协反而会使对方期望更多的退让妥协，因而导致极高的长远代价。比如，1885年，一名英国内阁部长要求对俄国在阿富汗的扩张采取强硬立场。他说：“现在，已经不是阿富汗领土多几英里少几英里的问题了。现在的问题是我们与俄国在亚洲的全面关系。”在阿加迪尔危机中，英国的反德派辩称：“现在的问题不仅是摩洛哥危在旦夕。德国正在寻求更大的利益。如果接受了德国的要求，它就一定要征服法国。……现在，具体条件并不十分重要……妥协并不意味着失去利益或失去威望。妥协现在意味着失败以及失败带来的一切后果。”1914年7月，艾尔·克劳表达了同样的观点。他说：“法国和俄国认为这些指控只不过是借口而已。现在涉及的问题是三国同盟致力对抗三国协约……这不是夺取塞尔维亚的斗争，而是试图在政治上称霸欧洲的德国与其他力图维护本国自由的国家之间的斗争。”205
如果一个国家认定对方是富有侵略性的国家，并以此为基础分析面临的问题，也会使这个国家在对方降低要求之后拒绝做出对等的让步。比如，1939年，有些芬兰人主张在与俄国的谈判中采取强硬立场。苏联的立场缓和之后，这些芬兰人仍然拒绝退让。他们坚信俄国试图统治芬兰，所以认为苏联是不可能做出真正妥协的。206
政策辩论往往集中在一个方面：所面临的问题是一个孤立的具体问题还是涉及更广义的安全问题。关于慕尼黑协议的辩论就是这样一个实例。反对张伯伦的人辩称[这里我们借用达夫·库珀（Duff Cooper）的话]：“1914年，我们参战并不是为了塞尔维亚，甚至也不是为了比利时……我们当时参战是为了不让……一个大国通过使用赤裸裸的武力而统治欧洲大陆。我们在上个星期也应当为同样的目的参战。”张伯伦并不是反对这种观点，他只是认为眼下的情况与第一次世界大战不同。他把双方的争端称为“在一个遥远的国家我们不认识的人们之间的争执”，并说：
反对绥靖政策的人也不会反对这种立场。他们之所以主张另外一种政策，是因为他们明确地认为当时的事件的确是“至关重大”的事件。
如果一方认为一个事件属于孤立事件，另一方却认为所有事件密切关联，那就会产生重大问题。一方试图根据事件本身对其单独处理，另一方则会认为这是综合实力虚弱的表现。1840年法国和英国就近东问题发生冲突，帕默斯顿（Palmerston）接受了法国对英国和西西里之间争端的调停。“进而，帕默斯顿表现出令人敬佩的同情心，促成把拿破仑遗骸从圣赫勒拿岛运回法国的事情……但是，梯也尔（Thiers）却十分错误地认为，帕默斯顿这样做暗示要在近东问题上采取缓和的政策。”当一方认为双方的共识仅限于面临的具体问题，另一方却认为这样的共识表示全面解决根本问题时，那么，当双方各自按照自己的想法行事的时候，就会相互指责对方实施欺骗伎俩，认为对方毫无诚意。就根本问题发生的冲突不仅被延续下去，而且还会更加严重。英国和美洲殖民地之间印花税法案争端的解决所产生的后果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为了达成妥协，英国首相“没有告诉议会美洲人反对议会权威的严重程度，也没有告诉美洲人英国议会维护其权威的决心。他这样做实际上使双方的立场更加不可调和。当这样的不可调和现象很快显现出来的时候，英国首相建构的这种美好误解只能加大双方的分歧。英国人认定美洲人试图一步一步地争取独立，而美洲人则认为英国妄图慢慢地、不知不觉地将他们变成奴隶”208。
在结束这一节之前，我们应当承认，一个人对对手的印象和因之而来的对自身利益的理解并不能完全决定他以什么方式解决非重要问题。首先，即便对方被视为是具有侵略性的，策略性考虑——如需要拖延时间；再如，你认为，如果你退让，对方的侵略性就会表现得更加淋漓尽致，这样自己内部也就会更加团结等——可能会使你故意把非重要事件作为孤立事件处理。其次，还存在其他原因可以使非重要事件发展成为重大冲突。如果事件涉及道德价值观念，让步或是妥协的代价就会使任何人都望而却步。再如，如果双方结成同盟，事件对同盟的一个成员至关重要，那么，另一个成员也会感到有责任予以支持，以免同盟发生分裂。这正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原因之一。有时，双方认为只要再稍稍努力就会取得胜利。在这种情况下，非重要事件也会发展成为重大冲突。这方面的例子是拍卖竞标。每个竞标者都必须报出最大价码，无论输赢均是如此。这样的竞标很容易使报价大大超过被拍卖物品的实际价值，因为先前的报价都是没有意义的，与是否报出更高的价格毫无关系。认为美国在越南“陷入泥潭”的理论就是一例。但是，五角大楼文件以及根据这些文件所写的文章表明，美国决策者实际上对于每一项政策是否可以导向成功地结束冲突这一问题持悲观态度。即使有些案例符合这一模式，也往往存在一个干预变量，即形成一个对方充满敌意的印象，并根据这一印象确认至关重要的问题，即自己是否具有威慑对方的能力。
最后，如果一个行为体的战略战术精明得当，他就会设法使事件成为孤立的事件，化解对方的挑战，并且当自己在争斗中不得不退却的时候尽可能减弱对自己形象的损伤。立场可以得到重新阐述，对形势的定义可以改变，退却可以根据事件的特殊情况被解释为是合理的，对涉及的事件不采取强硬态度也可以被解释为暂时的实力欠缺。通过这些做法，行为体可以使别人相信，他在某一事件上表现出来的行为是受到了具体条件的高度限制，而不是表现出可以影响他以后行为的本质特点。这样，退却就不会使人们高度怀疑行为体缺乏维护自己其他利益的能力，做出的让步也不大可能导致对方提出得寸进尺的要求。209
对螺旋模式和威慑理论差异的其他解释
对苏联的不同认识足以解释威慑理论家和螺旋理论家之间的争论。但是，可能还存在其他导致意见分歧的根源。首先，人们对侵略性的认知角度不同。其次，对于威胁作用的一般性理解可能存在枝节性的差异。即便理论家能够就如何处理极端案例达成一致，他们对一般性案例的处理方法也会产生意见分歧。这两种意见分歧的根源往往来自人们观察事物的角度，即把政治和国际政治视为以冲突为主要特征还是以合作为主要特征。人们有着不同的个性、经历或意识形态，因此对国家在多大程度上可能合作、国家之间的关系在多大程度上具有冲突性质等问题有着不同的看法。对于同样的情景，有人看到的是高度威胁和利益冲突，认为只有采取强硬立场和诉诸实力才能解决问题；有人却认为威胁不是十分严重，采取缓和的政策才可以达成对双方有利的解决方案。
第三种观点是，由于威慑理论集中考虑冲突问题，所以主张使用威慑政策的人往往注重利益冲突而忽视共同利益。拉波波特是最积极提出这种观点的学者。威慑理论家可能错误地理解了苏联和冷战，但是，如果把拉波波特观点中的因果关系颠倒过来，也许更能说明问题。威慑理论家将自己的理论用于冷战，因为他们相信苏联富于侵略性。人们采用这种理论，是因为他们认为这一理论的假定符合理论的应用对象。威慑者在其他情景中并没有把冲突视为主要问题，比如，他们没有把冲突视为盟国之间关系的特征。因此，我们虽然不能忽视著名的工具定律（Law of In-strument，即给一个人一把斧头，他就会认为一切东西都需要敲打一番），但是只考虑工具定律就会掩盖了对苏联行为的不同认知。而这样的不同认知恰恰是更重要的事情。210
价值观念差异
最后一种观点是，螺旋和威慑理论家之所以持有不同的观点，是因为他们的价值观念和道德准则不同。但是，他们所做的经验性分析千差万别，所以很难确定他们之间在价值观念方面的差异是否具有意义。菲利普·格林（Philip Green）正确地指出，威慑理论家“虽然自己也持有非好战观点，但是从道德角度来看，他们并非‘反战’”211。对于螺旋理论家来说也是一样：他们既不是和平主义者，也不是核和平论者。我们已经表明，螺旋理论家并没有否认当面临侵略的时候使用武力是正当的。他们主张的是，美国对苏联形成了威胁，所以导致了危险的情境。我们有条件采取一种“非战态势”，因为苏联并不构成对我们的威胁。
因为威慑政策的支持者和反对者的分歧在于继续威慑还是停止威慑（如对战争、共产主义扩张等）所可能产生的后果方面，所以，他们之间涉及政策的分歧并不能说明他们在与这些政策结果相关的价值观念方面存在差异。要证明他们的政策分歧出于他们在价值观念方面的差异，只能首先把大量经验性因素视为给定因素，然后要求他们对支持什么政策这一问题做出回答。如果没有这样的信息，就没有理由接受罗伯特·莱文（Robert Levine）的观点。他认为两个学派的主要分歧源于他们对战争和共产主义的恐惧程度的不同。由于存在这样的不同，所以，当被问到“为了保障自由，你愿意冒多大的战争风险？”时，他们会做出不同的回答。同样，戴维·辛格说：“存在两种可能的情况，一是苏联间或取得外交上的胜利，二是爆发核战争。非常明显，卡恩先生宁愿第二种情况发生，而不愿第一种情况发生。我则恰恰相反。”辛格的话会产生误导，因为辛格和卡恩的真正分歧是他们对不同政策导向战争的可能性具有不同的估计。212
也许，安全政策确实涉及这样的得失考虑。可能美国和北约盟国只有较少地建立我们希望建立的政府，才能加大我们的自身安全。但是，理论家们争论的焦点不在于此。两派理论家之所以坚持自己的政策建议，是因为他们认为自己提倡的政策可以既增强和平的机会，也增强自由的机会。不仅仅是阿米泰·埃齐奥尼（Amitai Etzioni）和查尔斯·奥斯古德，而且还有他们的反对者都声称，他们指出了一条“通向和平的艰难之路”，是“既避免战争又无需投降”的方案。螺旋理论家并没有说他们提出的政策会对美国安全形成严重威胁，威慑理论的支持者则认为他们提出的政策比单边行动更能制止战争的爆发。
占优战略问题
两派学者都没有意识到他们的分析所包含的得失权衡问题，所以他们含蓄地表示他们各自提倡的战略——借用博弈的术语来说——是占优战略，即无论苏联人怎样做，这一战略总是比其他战略都要好。213威慑理论家认定，退一万步说，即便美国把苏联当做威胁的认识是错误的，威慑政策除了花一点钱之外几无任何代价，因为苏联人明白美国的武器从来不会用于侵略目的。但是，我们对军备竞争—相互敌意这对相互推进的因素的讨论足以说明，威慑理论家的这种观点是错误的。
螺旋理论家缺乏政治上的支持，只好更加详尽地证明他们的观点是正确的。但是，如果苏联是具有侵略性的国家，那么，一旦实施螺旋理论家建议的政策，势必带来危险。关于怎样对付这种危险，他们讨论甚少，也很不充分。他们预测到的最坏结果是苏联拒绝合作，紧张状态不能缓和。如果这样的情况发生，采用渐进主义行动能以低代价的方式测试苏联是否具有侵略性。另一种可能则是误解太深，采用渐进主义的方式也无法澄清事实。但是，螺旋理论家没有预见到危险。正如奥斯古德指出的那样，“即使（苏联人）被证明为本质上就是邪恶的，而且这一本质不可改变，采取渐进措施，加之我们保留最后报复的能力，就可以在权力均势格局不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下，摸清他们的本质”。同样，埃齐奥尼也说，“由于最初的让步只是象征性的或者说是有限的，所以，（渐进主义需要的）宽宏大度就不会导致对国家安全的威胁……即使渐进主义战略失败，更加强烈的极端战略（威慑或是单方裁军）仍然是可以采取的战略。所以，这样的战略是‘收益最大’‘后悔最小’的战略”214。
对侵略性对手实施渐进主义战略的危险性
如果以上总结的渐进主义观点是正确的话，很少有人会反对实施渐进主义政策。但是，许多人反对这一政策，这足以使我们对它产生怀疑。渐进主义政策的确忽视了三个该政策可能带来的危险。一个国家主动采取的行动可能会使自己的盟友认为这个国家可以不顾它们的利益与对手进行和解。如果真正能够与对手达成协议，情况还是可以的。但是，如果螺旋理论的假定是错误的，这个国家就不得不既面对敌意对手，又面临被削弱的结盟体系。第二个危险与第一个相关。两个主要国家可能牺牲盟国利益进行一次或两次合作，但是在下一次危机中却又发现必须坚决支持自己的盟国，否则盟国就会众叛亲离。1912-1913年，德国和英国协力化解了巴尔干连年不断的危机中的一次危机，但是，两国没有进行进一步的合作。两国盟友的反应使德英拒绝在次年再度进行合作。如果两个主要国家中的一个或两个均期望对方继续合作，危险就更加严重。比如，有人认为，1913年英德试图“……就具体的殖民地问题进行（谈判），以减缓敌对状态……但是这样做弊大于利，因为这一举动使两国政府都期望对方在危机时刻放弃盟友的利益”215。
第三种危险，也是最严重的问题，对于那些关注心理变量的学者来说应该是非常明显的：对手可能会产生一种对这个国家的印象，这样的印象可能使对手采取更加富于侵略性的行动。螺旋理论家认为，可以把军事力量和心理状态区分开来，这就使一个国家能够“考虑采取既可以大幅度减弱紧张局势又不会危及重大国家利益的主动行动”216。但是，也正是这种军事力量和心理状态的可区分性，使一个国家在不改变军事实力平衡的情况下削弱了自身的安全。如果在一种情境中，事物发展的结果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利益和决心，取决于对对方利益和决心的认知，取决于对对方对自己利益和决心的认知的认识，217那么，原本为了表明自己不构成威胁的政策却反而会使对方认为自己是好欺负的。如果一个国家声明，称两个集团之间的任何分歧都不值得以战争方式解决，这样就可能使另一个试图利用这种观点的国家认为，这个国家即使退让妥协也不会冒战争之险。一个国家可能原本认为对手存有不安全感，所以做出姿态减弱对手的这种不安全感，但却使对手认为这个国家放弃了保护其他国家免受进攻的承诺。一个国家在非重要问题上做出的让步，可能使对手认为它过高估计了这个国家对一系列目标的重视程度，并因此认为它可能会在过去避免交锋的争端中占据上风。
具有讽刺意义的是，螺旋理论家批评威慑理论家的错误，但他们自己也犯了同样的错误。螺旋理论家没有意识到，使别人具有自己希望的那种对自己的认识（并且是正确的认识）是极其困难的；他们也忘记了，对手认为你清楚地知道他的意向，同时根据这一认识来观察你的行动并从中得出结论。如果威慑者对对手的认识是正确的，采取主动妥协行动就很容易被误解，因为对手不仅不必担心你具有侵略性，而且认为你对此也很清楚。这样一来，对手只能对你的行为做出一种解释：你是以体面的方式允许他放手扩张。20世纪30年代的历史就是很好的证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