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点建议

如果政策倡导者认为自己提出的政策建议必定是占优战略，他的观点就是错误的，他也不应该这样思考问题。恰恰相反，他应当做的事情是提出一种目标不是太高的政策建议：如果政策建议对对手的前提假定是正确的，政策的实施就会产生极大的效益；如果这样的假定是错误的，实施政策所产生的代价也是可以容忍的。这样做的一种方法是，获得一定数量和种类的武器，其能力足以实施威慑，但同时又不足以发动侵略性进攻。这样的姿态可以打破安全困境。根据核武器的逻辑，这意味着避免建设只供摧毁核力量的第一次打击系统（如大型的软导弹），也不在专门为报复性行动设计的武器上过多消耗军费开支（如相对来说不易受到攻击的北极星型潜艇）。但是，这里存在三个主要问题。第一，很难断定对手会从不同的军事姿态中得出什么推论。被一个国家的决策者视为威胁的事物，在另一个国家的决策者看来可能不是威胁。第二，一个国家承诺保护一个它无法用常规武器保卫的地区势必依赖核威慑，即在受到常规武器进攻的时候发动核反击。如果这个国家不能使对手相信它像重视自己的本土一样重视这一地区，那就需要具有超出能够进行第二次打击的力量才会获取可信性。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核武器不必立即全面使用。如果对方不按照自己的要求行事，可以威胁摧毁对方的一两个城市。如果双方的决心大体一致，属于威慑型（要求对方不做什么事情）的这类威胁比强制型（要求对方做对自己有利的事情）的更具可信性。218这样的观点有其道理，但所需要的军事力量却既不能被界定为进攻型，也不能被界定为威胁型。

第二个建议与本书关注的事情关系更加紧密。由于一个国家采取主动缓和行动和采取威慑战略的作用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对方的意向和它对这个国家的认知，参与政策辩论的人就不仅需要知道他们辩论的内容，还需要明确一点：对手采取什么样的行动就可以表明他们原来的认识是错误的。对于那些将对方视为侵略性国家的人来说，这一点尤其重要，因为这些人很容易把几乎一切现象都视为与自己的认识一致的证据。（我们在后面一章里会讨论这个问题。）这一点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意味着对方往往很难表明自己的目标是有限度的。当对方认定你是具有侵略性的国家的时候尤其如此。对手越是认为你会把友好姿态视为软弱的表现，它在采取明确行动方面就越发犹豫，所以，你就越要认真注意、及时发现对方愿意维持现状的迹象。如果决策者认为，对方只有采取连他们自己的国家都因风险太大而不采取的行动（如大量削减军备、取消势力范围甚至采取单方面行动）才能表明没有侵略野心时，他们自然会时时感到担心。同样，那些认为对手不具侵略野心的人则应当考虑什么样的行为可以将狡猾的侵略性国家跟陷入安全困境的和平性国家区分开来。

有一种众所周知的观点认为，重要的是设身处地站在对手立场考虑问题，以便预测对手的反应。以上建议表明，仅仅这样做是不够的。一个人必须设身处地，考虑多种可能的立场，因为其中任何一种都可能是对手立场的真实再现。仅凭你对对手的认识是正确的这一点还不足以判断对手会怎样对你的行动做出反应。你还必须试图考虑，如果对手的意向和认知与你想象的全然不同，他会做出什么反应。（这样考虑的时候，你还必须牢记，他很可能认为你了解他的意向，所以会将你的政策视为专门针对他自己所理解的自我政策，而不是你所理解的他的政策。）

如果对对方意向的认知真是决策中的关键因素，并且这样的认知往往出现错误，我们就需要探讨国家怎样认知其他国家，国家在什么条件下、出于什么原因会频繁出现错误知觉。这正是本书以下章节的主要内容。军事研究人员使用“战斗雾翳（fog of battle）”的术语，说的是每一方都受到很大限制，以致无法弄清对方的军队（甚至常常是自己的军队）在干什么。但更加重要的是“外交决策雾翳”。弄清对方到底要做什么，推断对方的战略安排，预测对方的行为方式——这一切都是极端困难的。由于这些任务的重要性和艰巨性，决策者必须使用理性思维的捷径，同时，他们又往往意识不到他们是在通过这种捷径思考问题。这些捷径常常导致某种重大的系统性错误，其中许多错误诱发了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