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版前言

自上一版《俄罗斯史》面世以来过去的七年证明该国的发展并不像许多专家以及公众舆论所期待的那样确定。俄罗斯仍旧处于转轨之中，而且处于很大的压力和紧张之中。它的经济持续衰退。的确，在1998年8月的金融崩溃中，甚至那些曾经因转轨而一度繁荣的社会集团也蒙受了沉重打击。但是，对俄国未来的众多预测不管多么黯淡，都不包括回复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可能性。不管好坏，这个国家已进入新的历史时期，即俄罗斯联邦时期。即将来临的选举的重大意义就在于它发出了一个明确的信号：舞台已经变了。

就如前几版那样，也可能比前几版更突出的是，我尽力跟踪最新事态的发展，这种努力尤其体现在新添的关于“叶利钦（Yeltsin）的俄国”那一章里。我也试图利用俄国档案的开放带来的机会，特别是苏联时期的档案。幸运的是，我所在的伯克利分校的博士们和博士研究生们已经根据这些档案完成了一些最佳的工作。我利用各种机会去俄国参加学术会议并与许多俄国学者讨论。当他们来到伯克利或参加国际会议或我们的国内会议时，我也与他们作了更多的交流。我还在莫斯科讲过学，有一次是在克里姆林宫。在这里，我真诚地感谢我的俄国东道主和对话者。我还要深切地感谢美国同行和帮手。格列高里·格罗斯曼教授在经济领域提供的帮助依然是无法估量的，他对苏联其他方面的无与伦比的知识也使我受益。阅读了部分手稿并提出了意见的其他同事包括罗伯特·米德尔考夫（Robert Middlekauff）、亚历山大·乌辛尼奇（Alexander Vucinich）和雷吉纳德·泽尔尼克（Reginald Zelnik）等教授。胡佛研究所的约翰·邓洛普（John Dunlop）博士提供了十分有价值的新材料。我的研究助手伊利亚·温科维茨基再一次展示了他对苏联和当代俄国问题的精通，他还修订了索引。纳丁·加马奇女士再一次担当了优秀而热情的秘书。另外，我要就牛津大学出版社的齐伊娅·史蒂文斯（Gioia Stevens）女士、斯泰西娅·卡米诺斯（Stacie Caminos）女士和本杰明·克拉克（Benjamin Clark）先生所组成的新的“工作团队”为我所做的及时而有效的工作表示谢忱。我们的女儿玛丽娅（Maria）帮助我处理照片和一些其他事务。对我的妻子阿琳我欠的恩情最多，其理由是有限的篇幅内所难以一一列举的。

尼古拉·梁赞诺夫斯基

于加利福尼亚州伯克利市

1999年5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