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版前言

在前四版的《俄罗斯史》中，每一次我都是以对当代苏联难题的评论来结束全书的。我曾经写道，苏联既不是一个稳定的国家也不是一个幸福的国家，但是不论是由革命还是因演变所引起的变革问题，就其本身而言是一个非常困难的问题，对此我无力明确地预测。最后几句是这样的：

结论是，苏维埃制度不大可能再延续下去，不可能通过演变而发生根本性变革，也不可能被革命所推翻。可以肯定地说，历史有它自己的前进方式，哪怕这意味着将历史学家抛在后面。

在这一评估出版后不久，一个总的来说是善意的甚至有点讨好意味的作者不无愤怒地写道，梁赞诺夫斯基教授不幸地以含糊不清的句子终结了清晰的710页。作为对这位批评者的回应，多年来我就每个版本反复考虑我的结论，但结果是每次都保留了这一结论。可以肯定地说，这不是单凭睿智或严谨就能说清的问题，但却是我能提供的最好结论。然而，现在我将它从结论部分提到前言里来了。历史学家和所有其他人一样，都被甩在后面了。我的上述评论的第一部分，即苏联的不稳定和不幸，不需要修改或详细阐述。有关变革的困难的第二句话则是前苏联的公民乃至世界上其他民族都在日复一日地体验着的。

说实在话，许多朋友都劝我说，比较聪明的做法是等几年再出《俄罗斯史》的新版。我之所以不愿等待有两个理由：我一直喜欢撰写当代史，不管“当代”到什么程度，就像我喜欢其他类别的历史一样；牛津大学出版社已为我提供了一位与我共事多年的、极为果断的优秀的编辑。让我们期待下一版的结尾像前面的篇章一样清晰吧（顺便说一句，附录中的表五和表六将在下一版中得到可靠的更新，而在目前这是一件不可能的事）。

在历史编纂学方面，下一版的内容也可能更丰富。“公开性”或许是苏联过去几年来最显著的本质性变化。它确实代表着从极权主义的紧身衣——这是苏联社会和文化的特性——的束缚中的解脱。它可能是不可逆转的。但是，迄今为止，由于时间短暂和其他原因，它尚未触动苏联史学。1990年4月，我参加了在莫斯科召开的关于重写苏联历史的会议，我阅读了不少苏联出版物，也与苏联历史学家交谈过。通过所有上述努力，我得出的结论是，变革是缓慢的。我不想贬低诸如叶夫根尼·维克托罗维奇·阿尼西莫夫（Evgeny Viktorovich Anisimov）这样的修正派历史学家的工作，或许因为未来属于他们则更加如此了，但是总的说来我对改革的困难有深刻印象并由此而感到沮丧。那些花费多年心血乃至毕生精力辛勤工作的人总想至少保留一些他们的成果而不是一扫而光，如果说这样做常常是不幸的话，那也是可以理解的。未来几年内很可能出现更大胆、更重要的史学成果。

和以前一样，在这一新版的准备过程中，我对整个手稿作了补充和修改，并对1985年之前的苏联历史做了至少57处修正。这些改动有些重要，有些并不那么重要，但都是简要和精确的，如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苏联的死亡数字由2 000万人提高到2 700万人，即增加了700万死者。正文的最后一章当然是新撰写的，而“结束语”也做了很多修改。

同以往一样，我欠了很多人的情：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同事们；在华盛顿特区的威尔逊中心（Wilson Center）和凯南研究所（Kennan Institute）相识的其他同行们，在那里我度过了1989—1990年的学术年；以及其他地方的美国同行和大量苏联学者及其他苏联来访者。我要特别感谢格列高里·格罗斯曼教授，在本书对苏联经济问题的处理方面，他再一次提供了其价值是无法估量的帮助，此外，我认为总的来说他是我们的最好的苏联问题专家。我也要感谢南希·莱恩（Nancy Lane）及其在牛津大学出版社的同事们；感谢我的秘书纳丁·加马奇（Nadine Ghammache）；感谢我的研究助手西奥多·威克斯（Theodore Weeks）、小约翰·兰道夫（John W．Randolph，Jr.）和伊利亚·温科维茨基（Ilya Vinkovetsky），他们主要负责修订索引。我还要感谢美国内外对我的这本通史做出持续不断的反响的人们。自美国第四版面世以来，不同的意大利文版本、法文版本已经出现了，在韩国甚至出现了本书俄罗斯帝国部分的韩文盗版（我被告知本书帝国以前部分的韩文版正准备出版）。但是，如往常一样，在流逝的岁月中，我所欠的主要恩情仍来自我的学生和我的妻子。

尼古拉·梁赞诺夫斯基

于加利福尼亚州伯克利市

1992年4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