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基辅罗斯：政治概览
在那座城市、那座叫基辅的城市里……
一首史诗的首行
基辅的政治史可以简单地分为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始于奥列格半传奇式地占领第聂伯河上的这座城市的那一年即882年，直到972年或980年。在基辅历史的第一个世纪里，基辅的王公们把不同的东斯拉夫部落置于其统治之下，成功地利用了基辅位于著名的“从瓦兰人到希腊人”的道路——即从斯堪的纳维亚、波罗的海和欧俄北部地区到君士坦丁堡——上的位置优势，以及与大森林和大草原地区居民的其他联系，把他们的领地发展为一个大国。在这个世纪行将结束的时候，斯维亚托斯拉夫公爵（Prince Sviatoslav）进行了一系列影响深远的战役和征服，击败了许多敌手，并威胁到了巴尔干地区的现状和拜占庭帝国。
斯维亚托斯拉夫更为雄心勃勃的计划的失败以及基辅公国在欧俄地区的地位的逐渐巩固标志着基辅历史转入了下一时期，在这一时期，基辅罗斯的发展、繁荣、稳定和成功达到了其整个历史的顶点。第二个时期几乎完全被两个能力非凡的公爵圣弗拉基米尔（Saint Vladimir）和智者雅罗斯拉夫（Iaroslav the Wise）的统治所占据，并随着后者在1054年的逝世而结束。就在从奥列格到斯维亚托斯拉夫的基辅诸君主把基辅罗斯建成为一个举足轻重的国家之后，在弗拉基米尔时代的早期，一个意义非凡的新因素进入了基辅的生活和文化，这就是基督教。基辅罗斯的新基督教文明早在11世纪上半叶就结出了硕果，从而为其政治权势和经济繁荣——这是那个时代的特征——增添了不少文采和风骚。
基辅历史的第三个即最后一个时期，也就是衰亡的时期，其起始和终结的时间，非常难以确定。不妨说它是随着智者雅罗斯拉夫在1054年的去世而开始的，但是在外来侵略、内战以及基辅的国际地位的下降所共同导致的俄罗斯历史的基辅时代的终结的进程中，最后的终点在哪里，人们莫衷一是。从1113年至1125年执政的弗拉基米尔·莫诺马赫（Vladimir Monomakh）一般被认为是基辅的最后一个能干的统治者，同样的赞誉也被加在他的儿子、从1125年至1132年间当权的姆斯季斯拉夫（Mstislav）身上。其他历史学家则把苏兹达利（Suzdal）的安德烈·鲍格柳波斯基公爵（Prince Andrew Bogoliubskii）在1169年夺取并洗劫基辅，以及他事后决定留在东北而不是迁到第聂伯河上的这座城市这件事，视为这一时期的终点。1240年作为基辅历史的末日也有一定的道理：在这一年，基辅——那时它已经萎缩成一个曾经伟大的城市的影子了——被蒙古人完全摧毁，后者在被征服的罗斯开始了自己的统治。
基辅公国的兴起
于史有据的基辅的第一位统治者奥列格在很多方面仍然是一位模糊不清的人物。根据《编年纪事》的说法，他是个瓦兰人，伊戈尔的亲戚，他在882年占领基辅，死于913年。在他的被称为“德鲁日纳”（druzhina）(1)的扈从们的支持下，奥列格把其统治从波利安人居住的地区扩张至几个邻近的东斯拉夫部落所在的地区。在那以后，一些流传至今的史料表明，德列弗利安人（Drevliane）对这一扩张进行了激烈的反抗，一些部落似乎稍事抵抗后就俯首称臣了。纳贡成了他们对基辅效忠的主要标志和形式。其他部落的角色则可能仅仅是奥列格及其继任者伊戈尔的种种征服事业中的同伙，而没有承认基辅的最高权威。到其生命终了时，奥列格已经聚集起足够的力量，在907年对拜占庭进行了一场成功的战争。罗斯的编年史夸大了奥列格的胜利，讲述了他把自己的盾牌钉在君士坦丁堡的城门上的故事。令人奇怪的是，拜占庭方面的史料却对奥列格的这场战争缄默不语。但是，罗斯的一些胜利看来是可信的，因为奥列格在911年从拜占庭人那里获得了一份极其有利的贸易条约。
奥列格的继任者伊戈尔公爵（Prince Igor）从913年起开始统治基辅罗斯，直至他于945年逝世。我们关于他的知识除了来自罗斯的史料之外，还有希腊文和拉丁文史料可资补充。因此与半传奇式的奥列格相比，他是一位完全意义上的历史人物。伊戈尔不得不与德列弗利安人进行战争，并在其他东斯拉夫部落的土地上维持和扩展基辅的权威。这种权威是相当不稳定的，因此每一位新公爵都在很大程度上被迫重复其前任的努力。伊戈尔于941年对君士坦丁堡进行了一场重大的围攻并摧毁了它周围的地区，但是他的舰队被使用了著名的“希腊火”(2)的拜占庭海军击败。这场战争最终以944年签订的一项条约而告结束，与911年的条约相比，该条约对罗斯人相当不利。罗斯人于943年对位于遥远的里海地区的属于波斯的几个省份成功地发起了一场远征。945年，伊戈尔在德列弗利安人的土地上收取贡品时被他们杀死。
奥列格和伊戈尔与拜占庭签订的条约值得特别关注。它们的精心草拟和极其详细的条款涉及罗斯人在君士坦丁堡的旅居、罗斯人与君士坦丁堡居民的贸易以及两国的总体关系等。很明显，与拜占庭的各种联系得到了高度重视，尤其是将它作为一个贸易来源——战争是要保护和强化这些联系，而不是疏远希腊人。历史学家所称的“拜占庭联系”的这种诱惑，可能也促使罗斯人领袖把他们的中心朝基辅移动，并在很大程度上由此形成相应的对外政策。
与此同时，草原地区的居民继续威胁着年轻的基辅公国。除了易于安抚和相对文明的可萨人之外，更多的原始民族也自东向西涌来。在基辅历史早期，马扎尔人（the Magyars）——一个操芬兰—乌戈尔语（Finno-Ugrian language）并在很长的时间内与可萨汗国结盟的游牧部落——开始从南俄罗斯草原出发向北迁移，到9世纪末时进入了潘诺尼亚平原（Pannonian plain），为后来的匈牙利国家奠定了基础。但他们部分地是被佩切涅格人（the Pechenegs）——又称帕奇纳克人（Patzinaks）——赶出南俄罗斯的，这个新一波的入侵者是一支来自东方的、相当原始且凶猛的、操突厥语的游牧民族。《编年纪事》上说佩切涅格人是在915年入侵的；后来，在可萨汗国衰落之后，他们在10世纪下半叶开始持续不断地袭击基辅公国。
伊戈尔的突然死亡使他的妻子奥莉加（Olga）开始掌管基辅公国，因为他们的儿子斯维亚托斯拉夫还是个孩子。奥莉加临危受命，从945年至约962年当政，由此成为俄罗斯历史上一系列杰出女性中的第一位和东正教的一位圣徒。有关史料记载了奥莉加对德列弗利安人的严厉惩罚，以及她在其他东斯拉夫部落中加强基辅权威的不懈努力。根据史料，她在954年或955年皈依了基督教，她在957年还有一次君士坦丁堡之旅。她在那里受到了皇帝君士坦丁·波菲洛根尼图斯（Constantine Porphyrogenitus）的接见，后者留下了此次会面的记录。她的来访有助于加强罗斯与拜占庭的政治和贸易联系。奥莉加也在那里受了洗礼，尽管她个人的皈依并不意味她臣民的皈依，甚至不是她儿子斯维亚托斯拉夫的皈依。然而，因她把基督教带给俄罗斯的贡献，后来她被东正教会追封为圣徒，“等同于使徒”。
斯维亚托斯拉夫从962年到972年统治基辅罗斯，他的统治标志着基辅罗斯历史的第一个时期的高峰，这个新国家的体制以及它在东欧平原的地位在这十年里被确定下来。因此这十年被精辟地称为“大冒险”。如果冒险成功了的话，俄罗斯历史将出现新的中心并走上不同的道路。即使它最终失败了，斯维亚托斯拉夫勇敢的努力和抱负还是在从君士坦丁堡到伏尔加河和里海的这个广大地区留下了它们的烙印。斯维亚托斯拉夫是作为一位典型的“武士公爵”而载名史册的。他朴实、严厉、不屈不挠、勇敢，与部下同甘共苦，身经百战。他被比作哥萨克（Cossacks）的首领、维京人的船长等各种军事传统中的领袖，其中哥萨克人——如果不是海盗的比喻的话——的比喻说到了点子上：斯维亚托斯拉夫的长相、着装以及生活方式都使我们想起了草原。用《编年纪事》的话来说：“在远征时，他既不乘车，也不携带炊具，而且不炖肉，只是割下一条条马肉、猎物的肉或牛肉，在煤火上烤一下就吃。他也不携带帐篷，（睡觉时）只是把一块马鞍垫布摊在身下作毯子，把马鞍当枕头。”
964年，斯维亚托斯拉夫开始了一场伟大的东征。他首先征服了名为维亚吉奇人（Viatichi）的东斯拉夫部落，此前他们一直向可萨人进贡而不是向基辅进贡。然后，他下至奥卡河（Oka）口，把这一带讲芬兰语的部落置于他的统治之下。接着，他从奥卡河口出发沿伏尔加河继续前进，袭击伏尔加河地区的保加尔人，洗劫了他们的首都大保加尔城。但是他并没有对保加尔人继续作战以扩大战果，而是在965年将锋芒重新转向伏尔加河，这一次的目标是可萨人的国家，沿途征服了一些讲芬兰语和突厥语的部落。斯维亚托斯拉夫对可萨人的战争势如破竹，战果辉煌：罗斯人粉碎了可萨的军队，夺取并洗劫了可萨的首都伊蒂尔，到达了里海并沿其西海岸前进，夺取了萨曼达尔这个关键的要塞。然后，他们向西击败了阿兰人和其他一些北高加索民族，接着来到了顿河河口，猛攻一个叫萨尔克尔的要塞，该要塞是可萨人在那个地区的统治中心。虽然可萨汗国又维持了半个世纪，但已大伤元气，再也没有从这令人惊魂不定的打击中恢复过来。斯维亚托斯拉夫于967年回到基辅。他卓越的东征击败了伏尔加河地区的保加尔人和可萨人，完成了基辅周围东斯拉夫人的统一，还迫使维亚吉奇人以及在东南方的特别是顿河地区的其他部落都臣服于基辅。而且，这场胜利把整条伏尔加河都置于罗斯的控制之下，而罗斯人原来仅仅控制着伏尔加河的上游。这又意味着罗斯人对著名的伏尔加河—里海贸易路线——一条比第聂伯河本身更加古老而且可能更加重要的南北交通大动脉——的控制。然而，对可萨人的辉煌胜利也有其副作用：它决定性地削弱了可萨人防御其他亚洲民族特别是佩切涅格人的缓冲作用。
968年，斯维亚托斯拉夫卷入了另一项重大冒险之中。应拜占庭皇帝尼斯弗鲁斯·福卡斯（Nicephorus Phocas）的邀请，他率领一支大军进入巴尔干半岛，进攻多瑙河流域的保加利亚王国。罗斯人再次获得了显赫的军事胜利，攻占了保加利亚人的首都，俘虏了他们的统治者鲍里斯（Boris），但是他们不得不中断作战以反击佩切涅格人。佩切涅格人在969年趁斯维亚托斯拉夫及其军队不在的时候包围了基辅。斯维亚托斯拉夫就这样逐渐控制了从伏尔加河到多瑙河平原的领土，但他显然特别喜欢巴尔干地区。根据《编年纪事》的记载，他曾表示：“我不在乎是否呆在基辅，但我宁愿住在多瑙河边的佩列雅斯拉维茨（Pereiaslavets），因为那儿是我的王国的中心，所有的物产都集中在这里：来自希腊的黄金、丝绸、美酒和各种水果，来自匈牙利和波希米亚（Bohemia）的银子和马匹，以及来自罗斯的毛皮、蜂蜡、蜂蜜和奴隶。”读者不妨发挥自己的想象力思考一下：如果真的迁都，以后的俄罗斯历史会怎样？
但是拜占庭帝国——从969年起由著名的军事领袖约翰·齐米斯希（John Tzimisces）皇帝统治——已经充分意识到了这一新的威胁。由于斯维亚托斯拉夫不愿意离开巴尔干，一场惨烈的战争随之而来。这位罗斯公爵以其一贯的风格迅速地翻越了巴尔干山脉，侵入了拜占庭帝国，夺取了斐利波波利斯（Philippopolis），威胁到阿德里安堡（Adrianople）和君士坦丁堡。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刻，约翰·齐米斯希首先设法恢复了他在亚洲的地位，此前对外战争和内部叛乱威胁着帝国在亚洲的统治，接着把锋芒转向巴尔干。他发起了反攻，这次轮到他翻越巴尔干山脉了。随后他夺取了保加利亚的首都大普雷斯拉夫（Great Preslav）。罗斯军队的交通线受到了威胁，不得不撤退至多瑙河边的要塞多罗斯托伦（Dorostolon）也就是今天的德里斯特拉（Dristra）或西里斯特利亚（Silistria）。经过一番苦战，约翰·齐米斯希把该要塞围困起来。971年7月，被战争拖得筋疲力尽的斯维亚托斯拉夫最终在放弃巴尔干和克里米亚的条件下与拜占庭媾和，并许诺将来不再挑战拜占庭帝国。在返回俄罗斯的途中，由于随身只带了一小批扈从，他在佩切涅格人发起的一场袭击中身亡。佩切涅格人的可汗从此有了一个用斯维亚托斯拉夫的头颅做的酒杯。大冒险终于走到了尽头。斯维亚托斯拉夫的巴尔干战争之所以引人注目，不仅是因为其中所涉及的种种具体争议，而且也与战争中双方军队的规模以及战争在军事史上的地位有关；拜占庭的史料显示，斯维亚托斯拉夫统率着一支由60 000人组成的军队，战争结束时这支军队仍然有22 000人。
斯维亚托斯拉夫由于经常与军队一起出征在外，所以在他母亲奥莉加于969年逝世后，他委托大儿子雅罗波尔克（Iaropolk）管理基辅地区，派遣二儿子奥列格统治德列弗利安地区，派三儿子——年轻的弗拉基米尔——和一位年长的亲戚管理诺夫哥罗德。斯维亚托斯拉夫死后，兄弟间的内战随之而来。最初，雅罗波尔克占了上风，奥列格战死，弗拉基米尔逃往国外。但两年后弗拉基米尔返回，在外国雇佣军和当地人的支持下，他打败并杀死了雅罗波尔克。大约在980年，他成了整个基辅王国的统治者。
鼎盛时期的基辅
弗拉基米尔统治到1015年，他在很多方面延续了其前辈的政策。他在东斯拉夫人中重新确立了基辅公国的权威，这个权威在内战期间一度严重地动摇了。他从波兰收回了加里西亚（Galicia）地区的各个城镇。再往北，他征服了好战的波罗的海部落雅特维格人（the Iatviags），把他在这一地区的领地扩张至波罗的海。在遏制佩切涅格人方面，弗拉基米尔的非凡努力总体上也是成功的。他构筑要塞，建立城市，向边疆地区移民，并设法把与草原地带之间的边界外推至距离基辅有两天旅程的地方，此前这段距离只需走一天。其次，他为统治基辅罗斯建立起一个较为稳定的王朝法则，它持续于此后的五百年中。这个留里克德家族（Riurikid family）（那些可以宣称自己是传奇人物留里克公认后代子孙的人）设法将自身确立为俄罗斯正统政治统治的唯一来源。最后而且是最广为人知的，则是弗拉基米尔对基督教的采纳不仅是为了他自己，也是为了罗斯国家和社会，这具有深远的影响。研究基辅罗斯的一位著名历史学家珍妮特·马丁最近概括了弗拉基米尔的影响，认为他的“政策奠定了一个转变的基础，他的疆域原来是一些部族的聚集，每个部族分别向他进贡，而现在转变为一个整体的王国，它以一种共同的宗教和各种文化联结，以及一个共享王朝所提供的政治结构而结合起来”。
历史学家们认为，弗拉基米尔采纳基督教是一种政治举措，旨在把不同民族整合为一个单一社会，这有助于让他自己的统治和他的朝代合法化，因为这种宗教在强调一个出类拔萃的神——一位国君或许可以比拟，而教会也将自己与世俗政治权威结盟。信奉基督教也促进了与拜占庭各种联结的进一步强化。不过，这个选择的意义之大之深远，远远超过了当初促使他走这一步的特定的政治和文化环境。对基督教的兴趣在罗斯人当中并非没有先例。事实上，早在867年就可能已经有了隶属拜占庭教会的罗斯主教管区了，虽然并非所有学者都同意从一份早期文件中一个特别引人入胜的段落中所做出的这一推断。无论在亚速海海滨是否存在过一个信奉基督教的早期罗斯国家，在弗拉基米尔时代之前基辅确实目睹过基督教的影响。在伊戈尔统治时期，基辅就有一个基督教教堂，而且我们知道弗拉基米尔的祖母奥莉加后来成为基督徒；弗拉基米尔的哥哥雅罗波尔克据说也对基督教有好感。但应当强调的是，奥莉加皈依基督教并没有影响其臣民的异教信仰，而且在弗拉基米尔统治的早期，基辅罗斯经历了一次强劲的异教复兴。弗拉基米尔的转变以及因之发生的“罗斯的受洗”是与一系列错综复杂的发展相伴的，学者们对此给出了不同的阐释和解读：弗拉基米尔为拜占庭皇帝巴西尔二世（Basil Ⅱ）提供军事援助，罗斯人包围并夺取了拜占庭在克里米亚的前哨契尔索尼苏斯，弗拉基米尔迎娶了巴西尔二世的妹妹安娜（Anne）。不管这些以及其他有关事件的确切意义和动机如何，基辅罗斯人在988年或988年左右可能在基辅或基辅附近皈依了来自君士坦丁堡的基督教，也有些历史学家倾向于认为皈依地点是契尔索尼苏斯。
基辅罗斯皈依基督教与当时的历史潮流是一致的。大约同一时期，在波罗的海的某些斯拉夫人中间，以及在波兰、匈牙利、丹麦和挪威，异教徒也都皈依了基督教。除了一些边远民族——如立陶宛人——的抵制之外，基督教实际上正迅速地在整个欧洲传播。尽管如此，我们仍然认为，弗拉基米尔的决定是一个真正的且极其重要的选择。有关罗斯人在各种宗教中选择他们的信仰的传说说：罗斯人拒绝了伊斯兰教，因为它禁止喝酒，而“喝酒是罗斯人的最大乐趣”；他们拒绝犹太教，是因为它是一个没有国家的失败民族的信仰，于是他们选择了拜占庭的礼拜仪式和信仰。这个传说意味深长：罗斯位于多种文化的交叉口，它不仅与拜占庭以及其他基督教邻国有联系，而且与伏尔加流域的保加尔人建立的穆斯林国家、更为遥远的、位于罗斯的东南方的其他穆斯林国家以及信奉犹太教的可萨人有来往。换句话说，弗拉基米尔和他的臣僚们最终选择了成为基督教世界的东翼，而不是非基督教文明在欧洲的前哨。这样一来，他们便为高度发达的拜占庭文化进入他们的领地敞开了大门。基辅的文学、艺术、法律、礼仪和习俗从此都打上了拜占庭的烙印。皈依基督教的最明显后果就是基督教教会在基辅罗斯的出现，这种新兴的且极端重要的组织将在以后发挥出教会在欧洲其他地区所起到的类似作用。但正如前文所说，基督教的存在决不仅仅局限于教会内部，它渗透到基辅社会和文化的方方面面，在后文中我们将会回到这一主题。在政治方面，新宗教鼓吹国家的团结，强调与拜占庭以及整个基督教世界的联系，因而赋予基辅公爵及其公国一个更为坚固的意识形态基础。关于拜占庭遗产以及俄罗斯对它的继承和借鉴，德弗尔尼克（Dvornik）、奥波连斯基（Obolensky）、梅延多夫（Meyendorff）等众多学者已经为我们描绘了一幅多彩多姿的画卷。
必须记住的是，基督教是从拜占庭而不是从罗马传到俄罗斯的。虽然这一区别在当时并没有后来所具有的那种意义，东西方教会之间的分裂也要等到1054年才发生，但罗斯人对拜占庭的忠诚决定了或者说有助于决定这个国家随后的很大一部分历史。它意味着俄罗斯置身于罗马天主教之外，这不仅使俄罗斯丧失了罗马天主教本来可以提供的一些文明成果，而且以一种重要的方式导致了俄罗斯相对孤立于欧洲其他地区及其拉丁文明的地位。它显然也刺激了俄罗斯对西方的怀疑以及俄罗斯人与波兰人之间悲剧性的敌意。另一方面，我们完全可以认为转向君士坦丁堡是弗拉基米尔当时所能做出的最有价值、最有利的精神、文化和政治选择。拒绝拉丁文化和强调当地语言的优点在于：它使基督教以一种容易理解的斯拉夫仪式的形式走近了民众，并给民族文化的发展以强大的动力。除了作为一位非凡和成功的统治者受到纪念之外，弗拉基米尔还被东正教会封为给罗斯人施洗礼的圣徒，“地位等同于耶稣的十二使徒”。
弗拉基米尔于1015年的逝世导致了另一场内战。弗拉基米尔的几个儿子卷入了内讧，他们曾作为父亲的副手在王国的不同地方任职，并获得了当地的支持。得到波兰的鼎力相助的长子斯维亚托波尔克（Sviatopolk）一度获胜，但在1019年他最终被另一个兄弟雅罗斯拉夫（Iaroslav）击败，雅罗斯拉夫是以诺夫哥罗德为根据地重新挑起冲突的。斯维亚托波尔克在俄罗斯历史上的传统称谓可以粗略地译为“受诅咒的人”，他的罪名之一是暗杀了他的三个兄弟，即斯维亚托斯拉夫、鲍里斯和格列布（Gleb）。鲍里斯和格列布后来受封为东正教的圣徒。这些罪名是否真的成立无关紧要，反正雅罗斯拉夫是最后的胜利者。
雅罗斯拉夫公爵在历史上被称为智者雅罗斯拉夫，他从1019年开始统治基辅，直至1054年去世。他统治的时期通常被称颂为基辅历史上的一个高峰。然而，这个时期也不乏危险，特别是在其统治早期，国家面临的困难仍然需要公爵及其臣民付出艰辛努力。内战并没有随着雅罗斯拉夫占领基辅而结束。实际上，他不得不一度放弃基辅并最终通过1026年的协议与他的兄弟、“勇敢的姆斯季斯拉夫”（Mstislav the Brave）分割了王国。姆斯季斯拉夫是特姆塔拉堪（Tmutorokan）的公爵，该公国位于库班河流入亚速海和黑海的河口地区。雅罗斯拉夫保有基辅并对第聂伯河以西的地区行使统治；姆斯季斯拉夫则获得了第聂伯河以东地区，以契尔尼哥夫（Chernigov）为政治中心。只是在姆斯季斯拉夫于1036年去世后，雅罗斯拉夫才成为整个基辅公国的统治者，而且即使是在那时，波洛茨克（Polotsk）地区仍然有一个自治的诸侯。除了为王位奋战之外，雅罗斯拉夫还不得不镇压一连串地方性的叛乱，后者包括苏兹达利地区好战的异教徒势力的崛起以及各个芬兰和立陶宛部落的起义等。
雅罗斯拉夫进行了几场对外战争。1031年他成功地从波兰收复了西南地区，该地区当初是作为波兰支持斯维亚托波尔克的报偿而割让出去的。大约12年之后他发动了一场对拜占庭的战争，但失败了。这是罗斯与君士坦丁堡之间的最后一场战争。雅罗斯拉夫在1037年与来袭的佩切涅格人的战争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罗斯的决定性胜利重创了入侵者，并导致了边疆草原地区在四分之一个世纪里的相对和平，直至来自东方的新敌人波洛伏齐人（Polovtsy）(3)来临。
在雅罗斯拉夫时代，基辅公国的声望达到了顶峰；公国的版图从波罗的海延伸到黑海，从奥卡河河口延伸到喀尔巴阡山脉。基辅统治家族与欧洲许多王室关系密切。雅罗斯拉夫自己娶的是瑞典公主，他的三个儿子迎娶了欧洲的三个公主，他还把三个女儿分别嫁给了法兰西、匈牙利和挪威的国王；他的姐妹中一个成了波兰国王的妻子，另一个嫁给了一位拜占庭王子。雅罗斯拉夫还很乐意为各国的统治者和王公们提供避难所。后者中有逃离英格兰和匈牙利的王公们、挪威的国王圣奥拉夫（St. Olaf）以及他的儿子和堂兄弟哈罗德·哈尔德拉达（Harold Hardrada）。需要说明的是，虽然在雅罗斯拉夫统治下基辅与欧洲其他国家的来往特别频繁，但总的来说这类联系在基辅罗斯的历史上是司空见惯的事情。学者鲍姆加登（Baumgarten）即持此论，沃尔纳茨基亦以为然。据他统计，基辅与匈牙利的联姻有六桩，与波希米亚的有五桩，与波兰的约有十五桩，与德意志的至少有十一桩。关于这最后一点，确切地说，至少有六位罗斯王侯娶了德意志妻子，而在德意志，“两位侯爵、一位伯爵、一位王子和一位皇帝娶了罗斯妻子”。
然而，雅罗斯拉夫的巨大名声与其说来自他在对外关系方面的活动，不如说基于他在内政上的作为。他的名字与意义深远的宗教复兴、与基辅的法律、教育、建筑和艺术联系在一起。他统治时期的教会事务对历史学家来说充满了疑团。由于某些原因，基辅的史料，其中特别是《编年纪事》，实际上遗漏了从988年的皈依至1037年间的教会历史。这些史料还给人一种印象，即在1037年前后，也就是在雅罗斯拉夫统治的末期，罗斯人一度偏离了基督正教，其根据是诸如基辅的一座由弗拉基米尔建立的教堂在1039年举行了一次献祭那样的怪事。如何解释这类事情？学者们意见不一。普里瑟尔考夫（Priselkov）提出，在1037年之前，俄罗斯教会是隶属于奥奇里德（Ochrid）的保加利亚大主教教区而不是与拜占庭直接联系的。一些专家主张当时基辅的教会的效忠对象从君士坦丁堡转向了罗马，或者采取了一种独立于且不服从君士坦丁堡的立场。斯托克斯（Stokes）给出了一种新近的解释，他把关注的重点从教会之间的国际纷争转向基辅公国的内部历史，认为在雅罗斯拉夫统治下，罗斯的宗教中心也即总主教的驻地有过变化，即从第聂伯河东岸城市佩列亚斯拉夫利（Pereiaslavl）迁到了基辅。在有新的证据之前，看起来最好还是假设罗斯当时仍然处于拜占庭教会的管辖之下，而且自皈依以来都有它自己的总主教，不管其驻地是在基辅还是在佩列亚斯拉夫利。无论如何解释1037年之前的教会历史，雅罗斯拉夫的确对罗斯教会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影响，他改变或确定了它的组织，挑选了一个能干且有教养的叫伊拉里昂（Hilarion）的罗斯人当总主教，这是首位来自本土的总主教。他还大规模地建造并资助教堂和修道院。他被公认在传播和巩固罗斯的基督教方面做出过重大贡献。
智者雅罗斯拉夫还拥有立法者的美名。一般认为他领导编撰了罗斯的第一部法典——《罗斯法典》（The Russian Justice），这部法典是我们了解基辅社会和生活的宝贵资料。在基辅的文化方面，他也厥功甚伟：赞助艺术家和建筑师，在基辅建立了一所规模很大的学校和一座图书馆。
基辅公国的衰亡
雅罗斯拉夫在临死之前已经为他的儿子们分配好了领地：大儿子伊兹雅斯拉夫（Iziaslav）获得了基辅和诺夫哥罗德；二儿子斯维亚托斯拉夫得到了以契尔尼哥夫为中心的地区；三儿子弗谢沃洛德（Vsevolod）得到了佩列亚斯拉夫利；四儿子维亚切斯拉夫（Viacheslav）分到了斯摩棱斯克；五儿子伊戈尔获得了沃里尼亚的弗拉基米尔（Vladimir-in-Volynia）。分封的地产包括以上所说的中心城市周围的地区。显然，王子们被指望着相互合作以保持基辅罗斯的完整。而且，看来只要有空缺出现，他们将会逐级升迁，升迁的顶点是基辅的王位。这种事也的确有过。但是这一制度——如果它能够被称为一个制度的话——很快就陷入困境。雅罗斯拉夫的安排很可能是基于当时仍然存在于统治家族中的古老的氏族观念和血缘关系而做出的，但它打破了君主与其国家之间的自然联系，在继承权方面排除了儿子们而只对他们的叔伯即他们过世的父亲的兄弟们有利。另外，随着王子们的数量不断地增加，为每一个王子安排合适的位子变得越来越困难了。1097年，在柳别奇（Liubech）召开的会议上，王子们同意应当实行父子相传的继承制度。然而，在最重要的基辅大公的职位的继承问题上，兄弟之间依次继承的原则仍然保留了很长的时间。
伊兹雅斯拉夫、斯维亚托斯拉夫、弗谢沃洛德——他死于1093年——以及伊兹雅斯拉夫的儿子斯维亚托波尔克——他继承了弗谢沃洛德的王位直到1113年去世为止——的统治时期充满了令人恐惧的、几乎是持续不断的内战的记录，但这些内战并没有在任何永久性的意义上解决基辅罗斯的政治权力问题。与此同时，基辅公国不得不面对一个新的严重威胁，即波洛伏齐人，也就是西方作家所知的库门人（the Cumans）。这一波讲突厥语的入侵者来自亚洲，他们首先击败了佩切涅格人，迫使后者向多瑙河地区退却，接着占领了东南部的草原地带。他们于1061年首次袭击了基辅的领土，从此成为对基辅罗斯的安全乃至生存的持久威胁，并不断消耗着基辅的资源。
尽管困难重重，基辅公国在一位出色的统治者弗拉基米尔·莫诺马赫的统治下再度复兴。他是弗谢沃洛德大公的儿子，早在正式获得最高权力之前，在国家的政治生活中就已声名显赫了：在许多事情上，他与他父亲一起行动或替他父亲行动；在王室会议中，他往往也发挥着领导作用。这些会议包括1097年和1100年召开的解决内部争议的会议以及1103年举行的旨在协调行动以保卫大草原边境的会议。在与波洛伏齐人的军事冲突中，他也是挑大梁的角色。公元1111年，那时他还没有成为基辅大公，他在萨尔尼查（Salnitsa）战役中取得了对波洛伏齐人的可能是最大的一次胜利。作为大公，也就是从1113年继位直至1125年去世，弗拉基米尔·莫诺马赫实际上一直在不停地打仗。他在利沃尼亚（Livonia）、芬兰、伏尔加流域的保加尔人的土地上以及多瑙河地区都打过仗，他也击退过波兰人和匈牙利人。但他的最重要的战争是对波洛伏齐人进行的。他的非凡的《遗嘱》（Testament）总共谈到了八十三次主要战役，并声称共杀死了200个波洛伏齐王公；据传，波洛伏齐的母亲们常常用他的名字来吓唬她们的孩子。弗拉基米尔·莫诺马赫也是一位精明强干且孜孜不倦的组织者、管理者和建设者。他可能主持建造了弗拉基米尔城，该城坐落在基辅罗斯东北部的克利亚济马河（Kliazma）畔，该城后来成为两代基辅大公的首都。他也以札记作家而闻名。他意在帮助穷人特别是负债者的社会立法也引起了后人的特别关注。
弗拉基米尔·莫诺马赫的继承者是他的能力非凡、精力充沛的儿子姆斯季斯拉夫。后者的统治年份是1125—1132年。姆斯季斯拉夫死后，莫诺马赫的另一个儿子雅罗波尔克继位。雅罗波尔克一直统治到他于1139年去世。其后不久，基辅的宝座再次成为残酷的竞争和内战的目标，这些内乱常常遵循着叔侄相争的经典基辅模式。1169年，竞争者之一、来自东北部的罗斯托夫（Rostov）和苏兹达利公国的公爵安德烈·鲍格柳波斯基突袭并洗劫了基辅。在内战中胜利之后，他还把首都迁到了他心仪的城市弗拉基米尔。安德烈·鲍格柳波斯基的行动既代表了这位新大公的个人偏好，也反映了第聂伯河上的这座城市的地位的惊人衰落。1203年，基辅再次被洗劫。最后，1240年，它被蒙古人完全摧毁。
基辅衰落的原因
基辅罗斯的衰落与瓦解被以一些不同的方式来解说，归因于一些因素。许多历史学家干脆就质疑“衰退与倒塌”这样的表述是不是过于简单化了，他们指出在弗拉基米尔·莫诺马赫死后的那个世纪是一个地方封邑崛起和繁荣的时代，尤其是基辅西边的沃伦—加利西亚（Volyn-Galicia）东北部的斯摩棱斯克（Smolensk）、梁赞（Riazan）、弗拉基米尔—苏兹达尔（Vladimir-Suzdal）和诺夫哥罗德（Novgorod）。在扩大自己的疆域，获取对基辅王位的继承上，这些封邑的统治者之间无疑有着竞争与冲突，但这些地区也在发展自己的地方利益和力量。这些地区中的许多都建立了与邻近国家和民族的独立联系，与邻人甚至是遥远的国家建立了贸易往来，享有丰富发展的文化生活。对此有一种形容，有一种苏联历史学家充分发展出来的观点，也就是强调基辅公国的松散性质以及它向非集权化和封建主义方向的演变，是其衰败的根本原因。实际上，某些专家提出了基辅罗斯是否可以被称为一个国家的问题。除了这一极端的观点之外，一般认为基辅公国远不是一个近代意义上的国家，它在某种意义上只是由若干个地区组成的一个联邦或联盟，它只能在有限的时期内被格外能干的统治者有效地统一在一起。遥远的距离和糟糕的交通使得中央集权问题显得特别尖锐。还有人认为，当时的罗斯，总体上说整个欧洲也一样，正在向自然经济、地方主义和封建主义演化。因此，相对薄弱的统一性纽带最终断裂了，出现了一个被称为“罗斯”的由10或12个相互分离的地区组成的松散的封建联合体。我们在后面讨论罗斯的封建主义问题以及其他有关问题时将再次回到这个观点上来。一种与此相关的解说认为同时存在着两种相反的政治趋势：一方面是那些强有力的封邑的崛起，另一方面则是基辅作为这片疆域之中心的顽强的政治结构的持续——所以才有对其王位的激烈竞争。由此看来，需要记住的是英国历史学家西蒙·富兰克林（Simon Franklin）的论点，他认为所谓基辅在政治稳定和团结上的“黄金时代”，这种形象其实部分上是一些编年史者的发明，他们想对自己君王的成就加以理想化，尤其是智者雅罗斯拉夫；或者是突出一个已经因政治秩序瓦解而失落了的俄罗斯。
苏联的历史学家，还有其他一些专家，也把社会冲突视为基辅衰落的一个因素。他们特别提到在地主压迫下农民的逐渐农奴化进程以及城镇贫民日益恶化的地位，弗拉基米尔·莫诺马赫时期的一些事件揭示了这些趋势。基辅罗斯从早期社会那里继承的奴隶制也被认为是其衰弱的一个因素。
关于基辅罗斯衰落的另一种实质上是经济上的解释强调贸易、或者更确切地说是贸易的衰败所起的作用。粗略地说，该观点认为，基辅公国崛起于“从瓦兰人到希腊人”的伟大商路上，以此为生；当它被切断时，公国也就灭亡了。按照一种更为谨慎且被更多的人接受的看法，基辅在国际贸易中地位的恶化被认为是其衰落的一个主要因素。始于11世纪的贸易路线的变化伤害了第聂伯河上的这座城市的利益。主要由于意大利商人在地中海的活动，西欧与中欧之间以及拜占庭与小亚细亚之间的联系变得更加密切了，二者都绕过了基辅。十字军东征，特别是十字军在1204年对君士坦丁堡的洗劫，以及巴格达的哈里发政权的衰落，对基辅也有不利影响。罗斯的某些城镇和地区，如斯摩棱斯克，特别是诺夫哥罗德，从欧洲商业地图的重新安排中以及意大利和德意志城市的兴起中受益的事实，削弱了基辅对它们的控制。最后，基辅在保护经南部草原到黑海的商路不受草原上的诸民族的破坏方面遇到了巨大的困难，而且最终失败了。
除了经济和社会的分析之外，我们也不妨转向政治分析。许多历史学家非常强调基辅政体的失败，认为这是基辅罗斯瓦解的一个主要的、而且可能是决定性的原因，而不仅仅是更为根本性的经济和社会困难的反映。人们一致认为基辅王室的政治制度不能有效地运转，但对这一制度的确切性质却没有共识。在这个问题上有两种解释。一种解释认为，基辅的政治体制除了混乱还是混乱，除此之外就是暴力的规则，在原则问题上没有广泛共识。另一种解释认为，家族成员联合统治和兄弟间依次继承的习俗是存在的；诸如一位公爵的长子与其父亲的三弟——也就是该长子的三叔——对王位拥有同等权利这样的具体规定，也是存在的，这些制度要对基辅的衰落负重要责任。无论如何，不断的争吵和各地方之间的内讧葬送了这一制度。波戈金（Pogodin）指出，在智者雅罗斯拉夫去世后的170年中有80年在打内战。人们还把各种各样的错误和缺点归咎于基辅的王公们，特别指责他们太好战，太爱冒险，而且常常缺少统治者必需的各种稳定的品质。然而，就这一点而言，他们的总体素质看起来与其时代颇和符节。
城镇因素使得王室统治和王室关系变得更复杂了。在王公们的权威出现之前，基辅罗斯的城镇就已经存在了，而且可以说它们代表了一种更为基层的政治组织。随着王室争执的增加和王室权力的衰落，城镇在基辅政治中的作用日益重要，特别是在决定哪一位公爵统治某个特定的城镇和地区的问题上。诺夫哥罗德后来的演变就以一种极端的形式再现了基辅的这种政治趋势。
至少还必须提到另一种因素：外来压力。虽然完全可以认为基辅的经济、社会关系和政治共同导致了国家的衰落，但基辅的衰落也可以——可能是自相矛盾地——主要根据外来的侵略来解释。因为基辅不得不在许多战线上进行无数令人精疲力竭的战争，其中最主要的是在东南地区进行的针对草原居民的战争。佩切涅格人取代了可萨人，波洛伏齐人又取代了佩切涅格人，但战争依旧。在波洛伏齐人和基辅罗斯人两败俱伤之后，蒙古人又给了致命一击。与中世纪欧洲的战争相比，这些战争规模更大，更加激烈，破坏也更大。有必要指出的是，在基辅历史的几个世纪里，草原一直在蚕食着森林，森林面积的不断减少是导致基辅防御实力削弱的一个原因。有一个讲述罗斯领土被毁灭的故事的俄罗斯史诗。它讲述了基辅罗斯的强大的武士或壮士们（the bogatyri）阻击入侵者的故事。壮士们战斗英勇，用他们的剑把敌人一劈两半。但是，被劈开的敌人的每一半马上就长全了。数量不断增长的敌人不停地压过来，最终吞没了罗斯人。
(1) 这个俄语词指近代以前直接效忠于罗斯和俄罗斯的王公们的贵族，他们兼有亲兵或扈从和家臣的双重角色。本书后文中的“亲兵”、“扈从”、“家臣”和“德鲁日纳”等称呼，都是指这种性质的贵族。
(2) 希腊火是一种能够燃烧的混合物，由拜占庭水手通过铜管向其对手的船只发射，击中后即可引起大火。人们至今不知道它的确切成分。——原注
(3) 又称基普恰克人，属突厥语族民族。该民族从1055年到13世纪初屡次侵扰俄罗斯，13世纪时被蒙古—鞑靼人征服，其后部分成员迁移到匈牙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