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基辅罗斯的经济、社会与政治制度

……快乐地游荡，和谐而优美地舞动，充满了快乐……这种精神四处弥漫，这种风格感染着俄罗斯的一切；我们的歌曲是这样，歌曲的曲调是这样，我们祖国也是这样结合起来的。

阿克萨科夫（K. Aksakov）

封建化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是土地私有权的出现，小农的被剥夺（他们变成了私有土地上的封建“佃户”），以及他们所遭受的经济剥削或超经济剥削。

利亚申科（Liashchenko）

关于基辅经济的传统观点强调贸易的作用。与之有关的一份经典文献描述了罗斯人在这方面的活动，该文献是由10世纪的拜占庭皇帝兼作家君士坦丁·波菲洛根尼图斯编著的。君士坦丁·波菲洛根尼图斯写道，每年11月，基辅的王公们及其扈从们都会到各个臣属的斯拉夫部落的领地上进行索贡巡视，就在那些地方度过一个极其奢侈的冬天。4月，在第聂伯河破冰之后，他们就带着贡品沿河回到基辅。臣服于罗斯人的斯拉夫人则忙着伐木、造船，在春天河流可以航行的时候，把这些船只带到基辅，卖给王公及其扈从们。船只装备完毕并装好货之后，罗斯人就沿第聂伯河到维迪切夫（Vitichev），他们在那里等待更多的来自诺夫哥罗德、斯摩棱斯克、柳别齐、契尔尼哥夫以及维什哥罗德（Vyshgorod）的货船和他们会合。最后，整个船队沿第聂伯河向黑海和君士坦丁堡开拔。

克柳切夫斯基以及其他历史学家通过研究指出，拜占庭人提供的这一简洁的描述总结了基辅罗斯的某些最重要特征，甚至可以说揭示了它的生活周期。王公及其亲兵们所操心的头等大事是从属地收集贡品。其方式，要么如前文所述，在冬天到王国的各个地区去收集贡品，这种巡视在俄语中被称为“巡行征赋”（poliudie）；要么是坐等贡品上门，俄语中称之为“游蛇”（povoz）。王公以统治者的身份获得的实物贡品中最重要的是毛皮、蜡和蜂蜜，这些贡品形成了罗斯人商业的基础。奴隶是另一种主要商品：基辅公国的持续扩张所致的成年累月的战争使得王公能够不断地获得奴隶以供应国外市场。这样一来，基辅的主人几乎就成了商业巨头。他的扈从们也尽力模仿他：他们在冬天帮他收集贡品，并从中获得属于他们的份额，由罗斯人的夏季商船队把这些贡品运到国外销售。来自基辅罗斯不同地区的许多商人也带着他们的货物加入到这个载运贵族们的贡品的船队，以图在路上获得保护以及确保在行程结束时有利可图。贡品的收集、船只的建造及每年春天在基辅附近的船只销售、商船队的组织以及最后的远航活动把整个第聂伯河盆地的所有居民、在相当程度上也把基辅罗斯的所有居民联系起来，并成为基辅公国不可缺少的经济基础。在奥卡河或沃尔霍夫河（Volkhov）的岸边常常可以看到来自拜占庭或巴格达的铸币。

可以进一步认为，君士坦丁·波菲洛根尼图斯的记述还解释了罗斯人的对外政策，后者从逻辑上讲是与他们的经济利益一致的。基辅的统治者努力获得国外市场并设法保护通向那些市场的贸易生命线。基辅公国首先依赖“从瓦兰人到希腊人”的那条伟大的南北商道，它成了基辅的主要经济和政治支柱。这条路线中断后，国家也就灭亡了。罗斯对君士坦丁堡的著名战争以一种特别惊人的方式证明了贸易与对外政策之间的结合，这些战争包括860年的战争、奥列格统治时期的907年的战争、伊戈尔统治时期的941年和944年的战争、斯维亚托斯拉夫时期的970年的战争以及智者雅罗斯拉夫统治时期的1043年战争等。战争的惯常模式是：由对在君士坦丁堡的罗斯商人的侵犯这类事件所挑起，以贸易协定而结束。所有保存至今的罗斯和拜占庭之间的条约都有显著的商业特征。此外，它们的贸易条款不仅极其详细，从法律上来说也是非常出色的，在国际关系和国际法的历史上堪称华彩乐章。值得注意的是，罗斯的商业从这些协议中获益匪浅；而且君士坦丁堡并不把与条约有关的罗斯的利益当作特定私人企业的利益，而是视其为统一的基辅宫廷的贸易利益。

有充分证据表明，基辅的商业历史之悠久丰富远远超出了君士坦丁·波菲洛根尼图斯的记载，也并非仅局限在意义重大的罗斯—拜占庭关系史中。早在基辅国家形成之前南俄罗斯就有贸易路线和商业活动了。罗斯托夫采夫和其他一些专家对此有着非常专业的论述。还必须提及的是，远在奥列格之前很久，在东斯拉夫人中间就有广泛的商业活动。另外，早在基辅历史的黎明时期，东斯拉夫人就已经拥有许多城镇了。据萨韦利耶夫（Saveliev）估计，东斯拉夫人与东方国家的贸易最远到达中国边境，至少始于公元7世纪。罗斯的一些度量衡规则是从东方、特别是从美索不达米亚引入的，另一些则源自罗马。同样，在西方，东斯拉夫人很早就与较近的邻国、也与一些较为遥远的欧洲国家如斯堪的纳维亚建立了贸易关系。随着基辅公国的日渐繁荣，罗斯的贸易持续增长，而且规模庞大。它的复杂性以及很高的发展水平在11世纪问世的《罗斯法典》中得到了有力的反映。

尽管对基辅经济的传统看法强调商业，但近来一种强调农业的作用的不同解释越来越有影响。格列科夫（Grekov）是这一观点的最有力的阐释者，苏联的其他历史学家继续了他的研究。这些学者谨慎、详细地记述了罗斯农业的早期起源及基辅公国建立之前和之后其农业的高度复杂性和规模。在时间上，如前所述，南俄罗斯的农业可以追溯至斯基台的农夫、乃至公元前4000年的新石器时期。东斯拉夫人的历史也见证了他们与农业的古老而基本的联系。例如，语言学的资料显示，从远古时代他们就熟悉各种各样的谷物、蔬菜以及农具。他们的异教信仰中含有对大地母亲和太阳的崇拜，他们的与农业周期相联系的各种信仰和宗教仪式以对圣母的崇拜和对圣伊利亚（Saint Elijah）、圣乔治（Saint George）、圣尼古拉（Saint Nicholas）等圣徒的崇拜的形式存在至今。东斯拉夫的历法中月份的名字是以生活于森林地带的农业社会必须完成的各种农活来命名的：伐木的月份、树木干燥的月份、烧焦的树木变成灰烬的月份等等。考古发现同样证明了古代东斯拉夫人农业的悠久历史和广泛分布；这些发现中特别重要的有金属农具和常常储藏在专门的建筑里的数量巨大的各种谷物。

书面史料对此提供了进一步的支持。在6世纪的一份与安特人有关的文献中就提到了“大地的物产”。有记载说在9世纪的中亚市场上就有斯拉夫的亚麻布，后来它在中亚被称为“罗斯丝绸”。基辅时期的文献说明了农业在基辅生活中的中心地位。面包是人的主要食物，燕麦是马匹的主要食物。面包和水是饮食中的基本搭配，大量的面包代表着富裕，旱灾则意味着灾难。基辅罗斯的居民懂得冬季生长的谷物与春季播种的谷物的区别。尽管《罗斯法典》非常关注贸易，但它也为移动田地的边界标志物这种行为规定了极重的刑罚。虽然贡品与税收有时用毛皮来支付，但更多地是用“犁”作基本单位来统计。这里的“犁”可能指特定数量的耕地。

格列科夫和其他苏联历史学家还认为，农业在基辅经济中的这种基础作用决定了基辅王公及其家臣的社会特征，实际上也决定了基辅社会的阶级结构。他们强调王公及其家臣们与土地的联系，其依据包括王公们的家庭经济的详细记录、遍布基辅各地的王室所有的和王室家臣们所有的庄园以及与土地相联系的各种外号等。他们认为基辅罗斯正发展为一个完全的封建社会，在得出这一结论的过程中，他们特别强调庄园经济的盛行这一因素。

不难看出，支持贸易在基辅罗斯的重要地位的证据与强调农业重要性的证据之间是相互补充而非相互冲突的关系。必须承认，两种产业都是这个国家的典型特征。但是两者之间的关系确实造成了某些困难。一种观点认为大多数人民以农业为生，而王公们和上层阶级则主要对贸易感兴趣。其他专家则强调必须考虑时间因素。他们提出，虽然君士坦丁·波菲洛根尼图斯的记述可能是关于10世纪中叶的罗斯经济的有效指南，但是其后基辅发展的天平逐渐地倾向了农业。人们对于基辅罗斯的社会结构并无共识，而社会结构与这一复杂的经济图景是紧密相关的。

正如前文在几次提到拜占庭的时候已经指出的，基辅主要出口原材料，特别是毛皮、蜡和蜂蜜，在基辅历史的早期也包括奴隶。其他外销产品包括亚麻布、大麻、短麻屑、粗麻布、啤酒花、羊皮和兽皮等。作为交换，基辅罗斯从拜占庭购买葡萄酒、丝织品和艺术品等奢侈品，从东方进口香料、各类宝石和上等织物。拜占庭还提供海军军需品，而大马士革剑和良种马则来自东方。基辅罗斯还从西方进口某些工业品（例如纺织品和玻璃器皿）、部分金属制品和其他物品（例如匈牙利的马匹）。罗斯商人远赴四海，外国商人也蜂拥至罗斯，在基辅、诺夫哥罗德、斯摩棱斯克、苏兹达利以及其他中心城市都有他们的足迹，有时候在有些城市他们还有自己的单独的社区。这些外来者包括德意志人、希腊人、亚美尼亚人、犹太人、伏尔加河畔的保加尔人、高加索的商人以及其他民族的商贾。罗斯商人有自己的各种正式的和非正式的组织，其中的正式组织类似于西方的行会。金融业和商业一样，一般来说也有高度发展。应当补充的是，除了进口用于直接消费的物品之外，基辅罗斯的商人也大规模地从事转口贸易。

国内贸易虽然没有对外贸易那样红火，但也同样源远流长，满足着重要的需求。基辅、诺夫哥罗德和其他重要城市是国内贸易的中心，商业网遍布全国。国内贸易的部分原因在于一个在全部俄罗斯历史中都具有深远意义的事实：这个国家在地理上分成草原地区和森林地区、生产谷物的南方和消费谷物的北方。

商业导致了货币的广泛流通。最初，北方用毛皮作货币，南方用牲畜作货币。从圣弗拉基米尔统治时期开始，基辅开始使用铸币。最初主要是银条和银元，后来外币在基辅罗斯也大量增加了。

农业在草原地区和森林地区都得到发展。草原地区的农业有一种粗放而非精耕细作的特征，当农民的旧有耕地的生产力下降时，他便开始耕种肥沃的和易于耕种的新土地。森林地区的农业经历了一个更加复杂的演变过程。首先要砍树，这项活被称为“砍伐”（podseka）。然后犁地、播种。此外，当地力耗尽时，只有经过新的艰辛劳作才能获得一块新耕地。因此，后来出现了一种称为“休闲地”（the perelog）的做法：耕种者耕种一部分地，休耕另一部分地，若干年后轮换。这种做法最后发展为一种稳定的双圃制，每块地都分为两半，一块耕种，一块休耕，一年轮换一次。到基辅时代末期，出现了三圃制，这标志着农业的又一次重要进步和耕作精细程度的重大提升：土地被分为三块，一块播种春季谷类作物，秋季收获；另一块播种所谓的冬季谷类作物，实际是秋季播种，夏季收获；第三块休耕；三种地每年按顺序轮换。农具也在改进；东斯拉夫人早在8世纪、甚至7世纪时就使用一种木犁。小麦是南方的主要农产品，黑麦、大麦和燕麦是北方的主要农产品。随着基辅公国的发展，王公、贵族和僧侣们发展了大规模农业。一些学者认为基辅罗斯的土地私有制最早可以追溯到11世纪，但是，根据间接证据，其他专家认为这一制度起源于10或9世纪，甚至更早。

东斯拉夫人以及后来的基辅罗斯人也从事许多其他行业。南俄罗斯草原地区很早就开始养牛了，6世纪的一位拜占庭作家就写到了安特人所拥有的牛的巨大数量和种类。另一方面，森林环境也使人们习得了木工手艺和养蜂技术，森林还是巨大的狩猎场。获取皮毛和肉食的狩猎以及河流、湖泊中的捕鱼业早在基辅公国在第聂伯河上形成之前就发展起来了，这些产业在基辅罗斯仍有着重要地位。基辅人也开采金属（主要是铁），并提炼盐。他们从事的其他行业包括制陶、金属加工、毛皮加工、制革、纺织和以石头为材料的建筑，还有许多不那么流行但艺术造诣常常很高的手工艺。对于基辅生活中这一有趣的方面，雷巴科夫（Rybakov）和其他一些研究者近来有不少新发现。

基辅的社会

人口的主体即所称的“斯美尔德”⁽¹⁾（smerdy），是农业和乡村人口。基辅农人的大多数看来在基辅历史的早期是自由民，在基辅公国的整个演进中这种自由农人一直是一个重要因素。自由农人居住在小小的社群中，通常组成了土地的或宗族的公社（vervy或miry）。他们不处于王公或“波雅尔”（boyar，贵族）的直接控制之下，但要向他们交税或进贡。已有的各种形式的束缚随着时间而增强。一类半自由的农人被称作“扎库皮”（Zakupy），当他们不能偿还地主的贷款时就必须去干一段时间的活。社会金字塔的底层是农奴。或是将自己卖身为奴（常常以此还债），或是嫁给了一个农奴，或是出生在农奴家庭，由此而在一户富裕人家干活，这就成为了农奴。

如同我们已经注意到的那样，基辅社会也因其城镇和城镇阶级的巨大数量和重要性而闻名。季霍米尔诺夫（Tikhomirov）计算了一下，11世纪时基辅有89处城镇，12世纪结束时达到224处，到蒙古人入侵时升至将近300处，并且他认为这很可能还是少算了。这些城镇中有许多都颇大。学者们估计，12世纪结束时基辅的居民是4万到5万人之间，使得这个罗斯都城可以与同一时期的巴黎和伦敦相比。诺夫哥罗德的居民在12世纪后期也可能高达3万人。处在城镇社会的顶层并且控制着罗斯政治的是王公，以及因众多分支而日渐扩大的王室家族。接下来的则是王公的军事扈从“德鲁日纳”（druzhina）。“德鲁日纳”又依据他们重要性和功能的不同分为高级扈从和低级扈从。他们与地方贵族一道，构成了这个国家的上层阶级，在《罗斯法典》和当时的其他文件中被称作“穆日”⁽²⁾（muzhi）。随着基辅公国的演化，由不同种族群体组成的这些王公扈从与地方斯拉夫贵族融合，成为一个后来名为“波雅尔”的群体，在俄罗斯历史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不过，城镇人口的大部分还是“柳季”⁽³⁾（liudi），他们主要是商人、工匠和劳工，也分成了上层与下层阶层。由于城镇和基辅罗斯城镇经济的增长，这个中间阶级具有相当的分量，超过了这一时期欧洲其他国家的同一阶层，也超过了俄罗斯以后年代中的情况。与教会有联系的人构成了一个特殊群体，其中既包括允许有妻室的神职人员，也包括必须独身的修士与修女，还有以各种不同身份服务于庞大的教会机构的人士。除了履行基本的宗教职责外，教会还经营医院和客栈，分发慈善物品，办教育，这些还不是他们的全部活动。最后，作为基辅生活活力的一部分，无论是城镇还是乡村，都有一些生活于这些明确分类之外的群体：罪犯、游乡艺人、被释放的农奴、劫掠者以及其他人。

基辅社会中对社会地位的测量标准是看犯了杀人和伤害罪在《罗斯法典》中是什么惩处。这部《罗斯法典》是斯拉夫习惯法和王公创新的基辅概要。许多“伤害”涉及对精英人物的尊严和荣誉的侮辱，比如剪掉了一个男人的胡须，或者是一个农奴打了一个自由民。如同其他的中世纪社会一样，荣誉在这里也是高度珍惜的。所有自由的男性和女性都得到一定程度的保护，但这部法典明显是更为重视男性和精英人物。这一点在金钱补偿上尤其明显。赔给一个被杀者亲戚的钱［在中世纪的英格兰，这钱叫做“偿命金”（wergeld）或“血债罚金”（bloodwite）］是不同的：如果杀了王公“德鲁日纳”中的一个成员，要赔80个“格里夫尼亚”（grivna）；如果是一个富有的地主或商人，要赔40个；如果是一个下层的自由民，只需赔5个。比起许多西方地区来，基辅罗斯的自由民女性有更多的权利，她们可以拥有财产，可以对侮辱进行复仇（包括被强奸），她们的亲戚可以要求“血债罚金”，但对她们受到侮辱、伤害和死亡的赔款只是相应各阶层男性的一半。

基辅的政治制度

基辅的主要政治机构是大公办公厅、“杜马”（duma）即贵族委员会，以及“卫彻”（veche）即市政会议，他们分别对应着基辅公国的专制或君主政治、贵族政治以及民主政治。尽管基辅罗斯的王公的数目在增加，住在基辅的那位大公一直保持着特殊地位。从12世纪起，他便拥有大公的头衔。大公的任务包括统率军队、执法和行政管理。在战争中，大公首先依赖的是自己的全体亲兵，其次是从各重要城镇征召来的军团，在事态紧急时，还可以进行全民总动员。如前所述，基辅的军事史异常丰富，基辅军队的组织和经验给后世留下了宝贵的遗产。

在司法和行政方面，大公居于关键地位。然而，他不得不与选举出来的以及他自己任命的官员们共事，而且一般而言也要与地方的官员们进行协调。再重复一下前面提到过的一个论点，大公的政府是个后来者，因此不得不被嫁接在已经充分发展了的地方机构上，在城镇中尤其如此。《罗斯法典》说明了这种复杂的关系。这部法典由智者雅罗斯拉夫提出，经过几个版本的发展，到13世纪已形成了最为稳定的形式。它部分是对已有习惯法实践的成文化，但随着社会发展和王公权力的增长，它也在改变。国家在管理社会方面的权力增长，一个标志就是这部法典中对杀人罪惩处的变化。最早的版本中，这部法典采用的是暴力复仇的习俗，后来的版本为减少社会暴力和扰乱，就以罚金来替代。如同我们已经部分看到的那样，这部法典表明了基辅社会相对较高的发展，尤其是在贸易和金融领域。它也因其刑罚颇为温和而引人注目，包括更多地使用罚款而非死刑。教会法规随基督教一起来自拜占庭。尤其是随着主教教区数量在11和12世纪的增加，教会法庭对性行为、婚姻、家庭事务以及涉及宗教和教会的案件——包括对异教牧师、巫师和民间治病术士的持续斗争——也越来越有司法裁判权。

贵族杜马看来是从基辅大公与其身边的高级扈从们之间的协商和合作中发展而来的。它随着基辅罗斯的发展而不断扩大，反映了贵族阶层的崛起以及罗斯皈依基督教这一事态的影响，因为高级神职人员在杜马中也有一席之地。把贵族杜马比作议会或者认为它是对王权的一种明确的法律限制的观点，肯定是错误的，但在它与议会的前身元老院之间却有可比之处。它的习惯性身份是基辅大公的忠诚的和经常的顾问与合作者，就此而言，它仍然是一种极其重要的制度。我们知道有过这样的例子：由于大公没有与他们商议就擅作主张，高级扈从们就拒绝遵命。

最后，基辅公国的民主成分在“卫彻”或市政会议这种形式中得到了某种表达，它类似于西方的诸蛮族王国中自由人的集会。各家的家长都有权参加这个会议。它们通常在集市上举行，就诸如战争与和平、紧急立法、与某个王公的冲突或王公之间的冲突等重大问题做出决定。卫彻中所盛行的、常常难以驾驭的、通过一致同意的方式进行决策的做法，可以认为是直接民主的一种应用，代议制和多数统治这样的原则则被弃置一边。卫彻制度源自史前时代，其历史早于王权，与王权的关系也从来没有完全协调过。在基辅罗斯时期，基辅市的卫彻发挥了特别重要的作用，但同时在罗斯境内到处都有卫彻在运作。实际上，这一制度的最具深远意义的发展稍后将在诺夫哥罗德发生。

基辅罗斯的经济和社会发展、特别是它的政治制度之所以值得研究，不仅是因为其自身的价值，更是由于它们对后来的俄罗斯历史的影响。后文中我们将反复地关注王公、杜马和卫彻在不断变化的环境中、在曾经属于基辅公国的不同地区的不同的演变轨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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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在古代俄罗斯指自由农民，后来的地主亦用这个词称呼他们的农奴。

(2)　在古罗斯语中是男子汉、大丈夫的意思。

(3)　俄语中“民众”之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