排队补缺

这怪不得刘伯温等人运气不好，而是元帝国的人才选拔机制出了严重的体制问题。

元末士人叶子奇在其笔记《草木子》中，给我们描述了这样一幅元末社会的官场情景：“元朝末年，官贪吏污。始因蒙古、色目人惘然不知廉耻之为何物。其问人讨钱，各有各目，新属始参曰拜见钱，无事白要曰撒花钱，逢节曰追节钱，生辰曰生日钱，管事而索曰常例钱，送迎曰人情钱，勾追曰赍发钱，论诉曰公事钱。觅得钱多曰得手，除得州美曰好地分，补得职近曰好窠窟，（官吏们）漫不知忠君爱民为何事也。”

当然，这种官场的黑暗景象并非元末才有，实际上自始至终贯穿于整个元代，只不过发展到中后期，社会矛盾终于积累到不可遏制的程度。

政治上自不必讲，元朝“四种人”的划分是毫无遮掩的民族压迫和人权压迫。元朝政府没有组织过任何形式的民族成分辨别活动，只是将具有不同民族特征的人含混地划分为四个等级：第一等蒙古人，为元朝的“国族”，蒙古统治者称之为“自家骨肉”；第二等色目人，包括阿拉伯人、波斯人（花拉子模人）、突厥人、粟特人、吐蕃人等，其中波斯人比例较高，被称为“自家亲戚”；第三等汉人（又称汉儿），概指淮河以北原金朝境内的汉族和契丹、女真等族，以及较早为蒙古征服的云南人，及最晚为蒙古征服的四川人，高丽人也属于这一等，地位比较低；第四等南人（又称蛮子、囊加歹、新附人），指最后为元朝征服的原南宋境内（元时江浙、江西、湖广三行省和河南行省南部）各族，因为南人曾经激烈反抗元军，因此被剥夺了几乎所有的权利，社会地位处于最底层。由此可见，汉人、南人博个功名难度很大。

在官场上，元帝国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官署的实权多数操在蒙古人、色目人手中。中央最高行政机构中书省的丞相，通常“必用蒙古勋臣”，色目人仅个别亲信得任此职。忽必烈初年曾以史天泽和蒙古化的契丹人耶律铸为丞相，其后即严令规定“不以汉人为相”。次于丞相的平章政事亦多由蒙古、色目人担任，一般不授于汉人。各行省丞相、平章的任用亦同此例。所以，刘伯温等汉人、南人不能补实缺，根本原因就在这里，科举考试只是做做样子，汉人、南人进士是锦上添花的存在，目的是安抚天下民心而已。

政治地位上的不平等也造成了汉人性命的廉价。元朝统治者曾下令：蒙古人因争执殴打汉人，汉人不得还手，只许向官府申诉，违者治罪。法律中还规定：蒙古人因争执及乘醉殴死汉人，只征烧埋银，并断罚出征，无需偿命；汉人殴死蒙古人则要处死，甚至打伤蒙古人也处以极刑。这种高低贵贱的身份差别，将蒙古人至于无法无天的地位，对汉人、南人丝毫没有怜悯和同情心。这些都加剧了社会矛盾，只要有一颗火星，整个汉人、南人群体就会燃起熊熊烈火。

此外，元朝统治者还对汉人、南人进行严密的军事防制。元统一后，即以蒙古、探马赤军镇戍河洛、山东，据全国腹心重地，“与民杂耕，横亘中原”，以监视汉人；江南地区，则遣中原汉军分戍诸城及要害之处，与新附军相间，借以防范南人。同时，严禁汉人、南人执把弓箭和其他兵器。为防止南人造反，甚至禁止江南农家用铁禾叉。此外，对汉人、南人祈神赛社、习学枪棒武术以至演唱戏文、评话等，都横加禁止或限制，以防他们聚众闹事，而蒙古、色目人不在禁限之内。

元朝统治者对汉人、南人的防控可谓达到了严密监控的程度。施行如此残暴而无人性的统治，元朝表面繁荣强大，其实危机四伏，大有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

回到家乡之后的刘伯温没多久便接到了朝廷发来的干部任命通知书，他被委任为江西瑞州高安（今江西高安市）县丞一职，相当于一县之长的助理。

可是，原瑞州高安县丞还在其位上，他也在等着补缺，他要就任的岗位上的那个官员还没离任，于是他就赖在县丞这个岗位上不走，真是一个萝卜一个坑！按照官场惯例，刘伯温还需要耐心等待原县丞离任后才能接任。从这一点可以看出，元帝国对汉人、南人中的杰出人才根本就不重视，所有的官位都人满为患，汉人、南人基本失去了升迁的机会和空间。

等待补缺的刘伯温经常在家乡附近的州县访学，和一群文人谈论诗词歌赋，激辩为政之术，每日里忙得不亦乐乎，等着可以就任的消息。谁也没有料到，他这一等就是四年，每天赋闲在家，无法为民请命，报效君王，只能冷眼旁观元朝的乱花迷眼之局。

就在等候补缺的这几年中，刘伯温奉父母之命成亲了，新娘是他的表妹，也是他的母亲富氏家族的直系亲属。他的母亲认为刘家的子女就该和他们富家的子女成婚，这叫亲上加亲。而他的父亲也认为，刘家的男人就该和富家的女人结婚。事实上，刘家和富家的婚配已经持续了九代，刘伯温没有理由拒绝。那个时代，很盛行亲上加亲这样的婚姻模式，如姑表亲、姨表亲等。婚后的刘伯温很宠爱他的妻子，两个人相敬如宾，诗词歌赋自然也有许多唱和。

男人成了家就多了一份担当，一份责任，成婚之后的刘伯温更加稳重老成，他留起了胡子，一副仙风道骨的样子。正所谓才子佳人英俊潇洒的刘伯温一生娶了三位老婆，在那个时代这个数量并不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