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辽帝国:阿保机的耶律家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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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部:白马青牛与第一次部落联盟

契丹民族在东胡鲜卑的襁褓中诞生,在库莫奚民族的摇篮里成长,这是毋庸置疑的历史。但是,类似契丹这样建立过帝国、开创过朝代的民族,一般都有关于自己民族起源的传说等历史记忆。这种记忆不仅凝聚着一代代族民,还成为民族生生不息的精神支撑。有些传说直面先民筚路蓝缕的艰辛历程、激励后人,有些用神话形势隐含哲理、发人深省。更多的传说带有神话色彩,传说的本身就是民族文化的瑰宝。

我国台湾当代历史学者王明珂在其《羌在汉藏之间》一书中,对民族起源传说有如下论述:“以‘过去’祖先之血缘、地缘关系的流转,说明‘现在’此人群为何是同一族群或民族的人,为何他们共同拥有(或宣称拥有)这些空间领域及其资源,以及为何他们中有些人比另一些人更有权力拥有与使用这些资源。由此检视世界所有的国家历史、民族历史,我们可以发现它们大多不脱这些根基历史的叙事模式。”

事实的确如是。比如拥有悠久历史、存在至今的羌族,在其民族起源传说中就有兄弟几人自天而降,历经坎坷磨难,之后繁衍生息、发展壮大的故事。建立了元朝的蒙古族,其传说中有老祖阿兰老祖母感黄光而生三子,三子繁衍为成吉思汗所在的乞颜部,继而演化为铁木真及其后代,他们都是“血统纯洁的蒙古人”——黄金家族。这类传说在中外民族中都不胜枚举。

契丹民族起源的传说在正史中亦有记载。据《辽史·地理志》记载:“有木叶山。上建契丹始祖庙。奇首可汗在南庙,可敦在北庙。绘塑二圣并八祖神像。相传有神人,乘白马,自马盂山浮土河而东……”南宋人叶隆礼在其所撰的27卷纪传体史书《契丹国志》中也有类似说法:松漠(分别指中国东北大兴安岭林区与北方沙漠)有两条大河,其一叫土河,即老哈河,其一叫潢水,也就是西拉木伦河,西拉木伦是契丹语,就是黄颜色的意思,二河之间是契丹民族的发祥地。传说契丹人的祖先是一位骑白马的仙人,他到凡间后顺土河而下,在两河交汇的木叶山(在今中国内蒙古赤峰市),与一位驾着青牛车的仙女相遇,一见钟情,结为夫妻后生了八个儿子,不断繁衍成为契丹八部(落)。

那位骑白马的仙人,后来被尊为契丹民族的第一位可汗——奇首可汗,那位仙女则被称作可敦(汗后)。这个故事的发生地长期被辽朝祭拜,至今仍有遗迹。

这个传说表明,契丹民族已经由母权制社会走到了父权制社会,八个部落是血亲关系,并且共同以“白马青牛”作为民族的图腾。

其实这个传说揭示了契丹民族在诞生后第一次部落联盟的情况。与库莫奚分族而立后,契丹经过半个多世纪的休整,元气渐渐恢复,与北魏开始独立联系。北魏世祖太武帝拓跋焘时期,契丹遣使朝贡(437年),太武帝太平真君年间(440—451年)岁贡骏马。到北魏显祖献文帝拓跋弘时期,契丹已经获得正统王朝北魏的正式承认了。

从公元5世纪下半期到6世纪中期,契丹民族处在第一次部落联盟——八部联盟时期。北魏孝文帝太和三年(479年),受到东胡柔然民族不断扩张的压力,八部契丹人多从西辽河上游向东南迁移至辽河中游地区。

八部是契丹民族诞生后,为共同抵御外侮而带有自发性质组建的松散的部落联盟,其首领经八部选举产生。《契丹国志》载:“各部内选雄勇有谋略者,立之为主。”关于八部的名字,吕思勉先生认为,契丹部族,见于史者,在元魏及唐五代时,其数皆八……元魏八部:曰悉万丹(亦作欣服万丹),曰何大何,曰伏弗郁,曰羽陵,曰日连,曰匹絜,曰黎,曰吐六干。

尽管八部是契丹历史上第一次部落联盟形式,而且比较松散,但毕竟是这个民族走向独立自主的第一步。八部联盟的组建也成为未来契丹政权建设的最初形态。在八部首领的带领下,契丹人的游牧生活和民族成长都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人口不断繁衍,传统的畜牧业、渔业和狩猎业不断发展,生产力有了长足的进步。北齐文宣帝天保四年(553年),契丹在与北齐大战中失败,仅仅被俘虏的契丹人就有十余万,牲畜数十万头,可见八部人口之众多、经济之富裕。

八部联盟经济的发展,促使契丹人不断走出辽河流域。他们一边与中原王朝进行物质文化交流,用过剩的马匹等牲畜交换农产品和手工制品,以贡奉的形式与中原王朝对接,从中汲取行政管理的经验;一边不断改善和提高本民族的生活水平,从而不断推进本民族的凝聚力和发展。

任何新生事物的成长都不会一帆风顺,八部联盟也一样。他们蹒跚学步的孩童,生产力还不够发达,生活状态也谈不上稳定,所以必须努力确保内部团结、一心一意谋求发展。但是,要想使本民族获得几何级倍数的壮大,还不得不随时睁大眼睛、竖起耳朵,对周围强邻的一举一动保持足够高的防范。这就是八部联盟面临的危险与困窘之境,仅北齐的一次征伐就险些造成契丹灭族。

八部东边的靺鞨,经济、社会高度发达,是汉化的农耕文明区域。西边是强大的柔然,连物产丰饶的北魏都不堪其扰。北边是尚未完全开化的地豆于等部族,西南是库莫奚。因此,游牧于其间的契丹人,可谓尝尽了人间冷暖,见多了世态炎凉,经常被强邻欺侮和勒索。但弱小的契丹也曾几次主动出击强悍的柔然和突厥,开始介入北方强大民族间的角逐。

新兴的北狄丁零系后裔突厥,在木杆可汗的领导下,灭亡了柔然汗国,捎带也把契丹人打得丢盔卸甲。八部中的一部分不得不归顺了突厥,还有一万余帐东迁到靺鞨人那里避难,族众流离失所,八部联盟基本解体。

但毕竟是在中国大分裂阶段,各民族互相征伐的主要“标的物”是中原,都希望自己成为华夏的主人。这也在客观上为已分散各方的契丹八部提供了难得的喘息机会。

581年,杨坚建立隋朝,逐步统一全国,中国历经战乱后终于进入了一个相对平稳的时期。文帝为集中力量对付突厥,对包括契丹八部在内的少数民族采取招抚和扶植政策,流寓各处的契丹人也不失时机地依附于隋朝,同时纷纷迁回辽河流域故地。经历了乱世的契丹各部之间的联系进一步加强了,民族凝聚力也增强了。

但是“尚未定型”的契丹人有时也做一些与自己实力不匹配的事情,如《资治通鉴》载:隋炀帝大业元年(605年),不知道是不是为了给新君一个下马威,契丹各部一商议,就联合派兵大举入侵山西省、河北省北方地区,招致强大的隋朝强烈反应,进行了惩罚性攻击。契丹人口一时锐减,继北齐的征伐后第二次面临被灭族的危险。

毕竟隋文帝时期全国的总体情况是平和的,契丹人就在命运的夹缝中不断寻找机遇,不断休养生息。然而,好景不长,隋炀帝(605—618年在位)即位后,完全改变了其父隋文帝的治国路线,荒淫无耻致天下复又大乱。蛰伏不久的北方游牧民族纷纷南下以图中原,契丹人面临的形势又发生了新的变化。

隋朝的统治是短暂的,但是它符合中华民族求统一、盼太平的共同目标,结束了东晋十六国噩梦般的乱象,为唐的建立打下了基础。在隋炀帝造成的隋末乱局中,突厥人挟北魏末兴起的态势和灭柔然的余威,俨然成为中国北方霸主,契丹人也不得不寄人篱下以求自保。

唐朝(618—907年)是中古时期世界性大帝国,其长时间的稳定统治,对北方游牧民族在军事和政治和压制,不仅为中原各族人民的经济文化发展提供了空前绝后的和平环境,也促进了契丹民族的新发展。契丹族的第二次部落联盟——大贺氏联盟、第三次部落联盟——遥辇氏联盟的建立,为晚唐时耶律阿保机崛起于乱世建立辽朝奠定了坚实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