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部落联盟：大贺氏与唐朝的恩恩怨怨

唐高祖（618—626年）在位时，和唐太宗（627—649年）在位前期，唐朝军事斗争的对象是强大的突厥。唐太宗贞观三年（629年），唐太宗命李靖率李世绩、柴绍、薛万彻等大将统兵十万，分道夹击突厥，于次年在吐谷浑俘获颉利可汗，东突厥遂亡。慑于大唐声威，“西北诸蕃，咸请上（唐太宗）尊号为天可汗”。唐朝的疆域是多民族的，统治阶级是多民族的，民族政策也是成功的，李世民功不可没。唐太宗离世后，包括突厥、铁勒等汗国在内的可汗和王子都自愿陪葬。

东突厥的覆亡，使长时间依附于不同政权的契丹，又一次被逐渐纳入中原王朝。

契丹人没有放弃机会，唐高祖武德四年（621年），契丹首领孙敖曹与靺鞨首领突地稽联合入朝。两年后，契丹一位首领首次前往长安觐见。唐太宗即位第二年，契丹大贺氏首领摩会专程前往长安要求归附。在贞观年间唐军东征的军队中，出现了契丹军人的身影，成建制地服役于唐营州都督张俭统领之大军帐下……

唐贞观二十一年（647年），以窟哥（摩会的子侄辈）为首领的契丹大贺氏联盟八部正式归顺于唐朝。此时的契丹大贺氏联盟八部，名称与第一次八部部落联盟时完全不同。此时的八部分别为达稽部、纥便部、独活部、芬问部、突便部、芮奚部、坠斤部、伏部。

大贺氏联盟成立于隋末唐初时期，总人口在20万人上下，胜兵4.3万左右，平时游牧生产，战时联合聚战。八部首领均称“大人”（沿袭曹魏时期对乌桓的封号），重大事项须八部首领集体决策。实际上，北方游牧民族在从奴隶制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中，依然保留了大量原始民主的议事方式，类似的形式还有以后蒙古族的“忽里勒台”大会。

尽管名称与第一次八部联盟不同，但历史研究表明，两次八个部落还是有联系的，此八部联盟是第一次部落联盟经过长年征战洗礼后的继承和发展。

一边是独步天下的“天可汗”唐太宗，强大、文明的唐王朝，一边是实力卑微、蹉跎坎坷的契丹民族，因此在契丹归顺初期，朝廷对契丹可谓恩宠有加，对大贺氏家族给予巨大政治支持，并通过该家族对契丹人进行控制和统治。朝廷不仅以皇命的方式确定大贺氏联盟的首领均由大贺氏家族世选和产生，从而赋予该家族在本民族内的生杀大权，改变了游牧民族首领原始民主制的产生方式，还赐窟哥国姓“李”。要知道，在封建皇权时代，被赐皇帝姓氏，特别是天可汗的姓氏，是何等荣光之事！

唐太宗的“美意”不仅于此，他还颁授李窟哥为松漠都督府都督、使持节十州诸军事；在契丹八部置州治，各部首领分别任州刺史。唐高宗时又拜李窟哥为左监门大将军，命其处理契丹、库莫奚两族事务。此后，大贺氏家族后人多次被朝廷加官晋爵，契丹人也不断遣使入朝觐见和进贡。

据《旧唐书》《新唐书》统计，李窟哥之后，契丹大贺氏联盟首领连续七任，皆出自朝廷钦命的大贺氏家族。李窟哥之后的七位首领分别是阿不固、李尽忠、失活、娑固、郁于、咄于、邵固。虽然是在大贺氏（李氏）家族内部遴选民族首领，尚未达到父子相传的封建体系，但毕竟改变了原始民主推选来自不同家族人员出任首领的落后方式，为契丹民族和耶律阿保机实施“父终子继”的封建世袭制带来了过渡程序。

在大贺氏八部以外，还有一些契丹小部落在营州（北魏置州，时州治在今河北省昌黎县，唐时迁今辽宁省朝阳市）一带游牧。他们看到民族主体都归顺唐朝，于是纷纷要求内附，受营州都督府节制。

大贺氏联盟正式纳入中原封建王朝的郡县制度，李窟哥及其家族也开始享受唐朝俸禄，在该联盟存续的一个多世纪中，总体而言，与太宗、高宗交往比较亲密。经历过突厥汗国统治的契丹人，在政治思想和治理经验上已经有了一定的进步，在归附唐朝后，视野开阔了，财富增加了，交流加强了，“想法”也就多了起来。因而第二次部落联盟也就没有第一次八部联盟时那么“稚嫩”了，表现在不局限于以往为获取财富而进行的单纯军事斗争，而是偶然尝试参与全国性的政治事件，因而也给契丹与唐朝的关系不断带来新情况。

窟哥死后不久，接班的阿不固就带领库莫奚一族，为了争夺人口，与唐军交战。朝廷封定襄都督府（非今日山西省定襄县，而是唐初为内附突厥人定居所设羁縻管理机构，治所约在今内蒙古呼和浩特市东南的美岱古城附近）都督阿史德枢宾为行军总管。唐军一举击败契丹军，生擒阿不固（后放回）；武周篡权后，契丹人对李氏皇族大权旁落颇有不满，加之时任营州都督府都督的赵文翙为官不仁、横征暴敛、骄横无礼，甚至坐视治下的契丹百姓遭遇饥荒而不执行朝廷政策放粮赈灾，于是松漠都督府都督李尽忠与其妹夫、松漠之归诚州刺史孙万荣以此为借口，于唐武则天万岁登封二年（696年）起兵，大举进攻幽州，连下数城。次年即攻破营州城，斩杀赵文翙，李尽忠遂自号“无上可汗”。契丹人在自己民族史上首次提出了政治要求，这无疑是一个划时代的事件。

其实，李尽忠兴兵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唐朝在贞观以后，朝廷内部和周边的战略形势都发生了变化：太宗晚年，太子李承乾和魏王李泰为接班问题争执不休，无奈之下，太宗只好废掉二人，立晋王李治为皇储。李治即位后，是为唐高宗，但他在太宗晚年时与太宗宫内才人武氏勾搭成奸，内外已经沸沸扬扬，即位后又将武氏立为正后。高宗身体一直不好，政事遂逐渐由武后打理。高宗殁后，武后先后立儿子李显和李旦为帝（中宗、睿宗），后都废黜。武氏于690年自行称帝，国号由唐改为周，一般称“武周”，建元“天授”，都城也由长安迁至洛阳。武则天垂帘、亲政共50余年，是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性皇帝。

武周代唐，给庞大的唐王朝带来了巨大影响，各种势力和利益纷繁交织。尽管武则天是千古难觅的女中英杰，但这样的宫廷大事显然削减了其管理朝廷和羁縻少数民族的精力。

唐帝国疆域内外的环境也不容乐观。7世纪末期，突厥再次崛起，重构其草原霸主地位，并对唐朝边镇造成直接威胁。武周面临诸李和贞观旧臣的异样眼光，主要注意力在稳固武氏统治地位等方面，因而对羁縻民族的管控有所放松。

唐军一开始轻视了契丹军。朝廷军队在左鹰扬卫大将军曹仁师、右金吾卫大将军张玄遇、左武威卫大将军李多祚、司农少卿麻仁杰等人的带领下，在河北道北部（今河北省秦皇岛）与契丹军交火。契丹军靠着天时、地利、人和占尽了优势，以一场漂亮的伏击打垮了唐军，其中两位大将均被俘虏。

武周朝廷不能容忍这种事情。696年十月，朝廷将狱中的罪犯充军，并且拜武周宗室、建安王武攸宜为右武威卫大将军、清边道行军大总管，统军讨伐，结果又被契丹军击败。李尽忠、孙万荣的部队居然乘势南下攻到了檀州（今北京密云县）。这时，契丹内部也出现问题，李尽忠病死，其家人被排斥，于是远奔突厥。

尽管此时突厥与朝廷军队处在打打和和的状态，但是在对待契丹人的问题上暂时取得了一致。因为朝廷不希望看到一支新兴力量出现，要一边对付北方的突厥和西边的吐蕃，还要应付东北方向的契丹；突厥则不希望在草原上出现同样的游牧强权。

于是，契丹军突然遭受灭顶之灾——朝廷和突厥军队从南、北两个方向进行夹击。默啜可汗的突厥精锐骑兵迅速进袭契丹人空虚的后方，俘虏了李尽忠、孙万荣家属数万人。此时，在中原作战的孙万荣正为几场大胜而痛饮，他先后攻陷了冀州（今河北省冀县）、瀛洲（今河北省河间市）、幽州，武周朝廷派出的夏官尚书王孝杰等力战身亡。

突厥的背后一刀让孙万荣军心动摇，朝廷重新派出的神兵道大总管、河内郡王武懿宗的20万军队趁势掩杀过去，联合部队中的库莫奚军人又在阵前倒戈。雪上加霜之下，契丹军队一败涂地，孙万荣仓皇逃窜，在幽州东边被亲兵所杀，战事结束。

这场历时一年的大战虽然对大唐的实力没有根本影响，但战后唐朝对松漠的契丹人采取了驱逐政策，迫使很多人投奔突厥。并且朝廷似乎“伤心”了，长达20多年都没怎么“搭理”契丹人。

武则天去世（705年）后，其子中宗复出执政。韦后毒死中宗，立李重茂为帝，睿宗第三子李隆基杀韦后并迫少帝李重茂逊位，拥父亲复位。712年（唐睿宗延和元年），睿宗让位于李隆基，退居太上皇，李隆基即唐玄宗。

唐玄宗是高宗李治与武则天的孙子。玄宗在位的44年，可谓“冰火两重天”“生死两茫茫”。前期的开元盛世，玄宗意气风发，唐朝国运开泰，是唐朝的辉煌顶峰，也是中国历史上最值得留恋的时期；后期的天宝年间，经历了安史之乱又痛失爱妃的玄宗，一副老态龙钟之相，苍凉度日，这一阶段也成为唐朝由极盛到衰败的时期，为五代十国埋下了伏笔。

他虽然没有太宗李世民的军事战略才能，但是擅长内政的武则天为他留下了比较厚实的经济基础和军事实力，使得玄宗可以坐享先人的遗产与财富。

被太宗打得丢盔卸甲的突厥军队，曾经不得不在朝廷指认的可汗领导下生活，尽管依然图谋中原，但是可汗家族内部的纷争让突厥人不可逆转地衰败了。到开元初年，突厥已经不再是唐朝的威胁了。

在李尽忠、孙万荣的大贺氏联盟反唐失败后，契丹人除内附外，余众皆降服于突厥长达20年。唐太宗开元三年（715年），随着朝廷对少数民族管控力度的加强和突厥势力的大大削弱，契丹人又一次向唐朝示好，契丹人遣使随进贡的库莫奚人面圣。

次年，大贺氏首领李失活亲自到长安朝贡，唐玄宗按照太宗朝的民族亲善和羁縻政策，重新设置松漠都督府，以李失活为都督，次年加封松漠郡王、左金吾卫大将军。玄宗还把自己的外甥女永乐公主赐予李失活为妻，可谓恩宠有加。同时，为掣肘大贺氏，朝廷也恢复了营州都督府，采用内地办法直接管理汉族边民和农耕契丹人。

这个时期，大贺氏联盟与中央政府的关系进入了一个新的“和平期”。大贺氏（李氏）统治阶级的子嗣也如同其他少数民族一样，前往帝都长安作“质子”。但是一个突发事件给双方关系蒙上了阴影，即非大贺氏（李氏）家族的一位契丹部落酋长——可突于，逐渐操纵了部落联盟的实际控制权。尽管他并没有直接取而代之，但他操纵首领更迭如儿戏。

唐玄宗开元十七年（729年），可突于带着巨大的好奇心，诚惶诚恐地前往长安，希望在精神和物质上都有所获益。然而，唐朝是高度发达和文明的中央集权封建制帝国，秩序、程序、顺序是礼仪礼节等一切关系的基础和起点。可想而知的是，这位在契丹一呼百应的可突于自然无法在巨大而等级森严的唐帝国朝廷获得他所需要的东西。

恼羞成怒的可突于次年回到松漠后，一气之下居然杀死了大贺氏（李氏）首领，即第二次部落联盟的最后一位首领——（李）邵固，然后带着契丹人和库莫奚公开反对唐朝廷。此时朝廷也很“繁忙”。突厥被打击得分为东、西两部后，东突厥在中亚与向东扩张的阿拉伯哈里发帝国进行了数次重大战役并互有胜负。因为贞观时期，“唐朝是中亚的主人翁”（勒尼·格鲁塞《草原帝国》语），不断陷于突厥和阿拉伯兵火困境的中亚昭武九姓民众，又一次把渴望的目光投向了长安的唐玄宗。就在可突于公开反叛的时候，唐朝廷正忙于接待中亚各城邦藩属的进献，聆听他们恳切的呼声呢。

当然，经受过武周时期重大军事打击的契丹人，人口规模和军事实力已经缩小，暂时不在朝廷的视线之中，所以唐朝并未派出大规模的军队进行攻击。

李邵固被可突于杀害，标志着契丹人的第二次部落联盟——大贺氏联盟解体。伴随着唐朝由初唐盛世转向中唐（762—827年），契丹人的命运再次扣紧了人们的心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