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传承制，建立契丹国

中国北方游牧民族基本上都经历了从民主选举部落（联盟）首领，到从特定部族或家族中选举（即世选制），进而发展为由某个家族父子传承（即世袭制）的历程，契丹也不例外。

古八部时期，百姓间的地位和财富差距尚不明显，契丹部落联盟主要是形式上的一种松散结盟关系，因而部落联盟的历任首领之间可以没有血缘关系，人们对这种职务的渴望并不是很强烈。到了大贺氏联盟时期，特别是首领被强大的中央政府赐姓、封赏以后，契丹的贵族阶级开始形成，受中原文化熏陶，部落联盟首领开始在具有血缘关系的同一个部落中间产生。在政治上能得到中央政府（包括契丹曾归附过的突厥、回纥政权）确认，从而具有天然法统地位，在财富上能数代累积，逐渐产生统治阶级雏形。尽管首领的产生依然遵从各部落共同推举的方式，但显然开始流于形式，因为无论怎样推选，首领都产生在大贺氏（李氏）家族。这种世选制相对于原始民主选举制，也是一大历史进步。

世选制在第三次部落联盟时也实行了百年之久。随着“可汗”称号的出现和财富的更大规模积聚，使得联盟首领无论在称谓、财富还是其所拥有的军队数量上都有更加引人瞩目之处。遥辇氏部落联盟为其后裔的一支——耶律氏，掌握全族权力提供了温床，掌握遥辇氏部落联盟核心——迭剌部军政大权的耶律家族，在阿保机的带领下东征西战，不仅在北中国建立了个人权威，而且在部落内部形成了别人无法企及的优势。

特别是在击败了以叔叔释鲁、弟弟剌葛为代表的本部反对势力，斩杀了七部首领和贵族以后，契丹族的权力已经全部集中在阿保机一人手中，为世选制变为世袭制打下了牢固的基础。世选制产生部落首领的主要特点是以兄弟间、叔侄间横向或斜向传承为主，而世袭制产生部落首领的主要特点则是标准的垂直方式，即父子相传，也就是汉族的嫡长制。

阿保机在一步步实现自己家庭的世袭制传承，他于后梁末帝贞明二年（916年），将部落联盟可汗的重新选举进行了革命：选举改为汉式的登基制度，宣布建立契丹国，自己为契丹国皇帝，皇权终身制；废除原先沿用的中原（后梁）年号，建元“神册”。他还令人惊诧地宣布长子耶律倍为皇储，公开采用嫡长世袭制。两年后，阿保机在之前建设和管理城郭的经验上，下令在契丹故地——西拉木伦河北岸建造完全中原化的都城：上京。

契丹国显然是中华大地的新生事物，各方势力都用复杂的眼神注视着它。被赦免的剌葛、迭剌看到阿保机把民族和国家大权集中在一人手中，遂“贼心不死”，分别于契丹国建立次年和第三年发动叛乱，但都以失败告终。其中，剌葛兵败后逃入李存勖境内，后在李存勖建立后唐与阿保机和好时被处死。

唐哀帝天佑四年（907年），权臣朱温废黜唐朝末代皇帝，自立为皇，国号“梁”，史称后梁，建都汴（今河南省开封市），中国进入五代十国时期（“五代”是指北方的梁、唐、晋、汉、周五个朝代，“十国”是指南方和山西地区的前蜀、后蜀、吴、闽、楚、南唐、荆南、南汉、吴越、北汉等十个并立政权，是907年唐朝灭亡到960年宋朝建立之间的一段混乱分裂时期）。朱温代唐自立当年，阿保机就遣使到中原，希望得到后梁太祖朱温的承认、册封、支持和赏赐。但自恃正统的朱温却给契丹人提出了极为苛刻的条件，诸如要求契丹人称臣、献马，替其消灭李克用等。如果说称臣、献马还可接受的话，消灭大军阀李克用，对于内部尚未完全“肃清”的阿保机可就勉为其难了。

反正梁与契丹境土并不接壤，阿保机遂转而与李克用结盟。李克用死后，其子李存勖于923年在魏州（今河北省大名县）称帝，建国号“唐”，史称后唐，并追谥其父李克用为后唐太祖。

李克用与一直觊觎帝位的朱温不同，他属于归附大唐的少数民族出身的将领，因围剿黄巢起义军、勤王有大功而被唐廷封为“晋王”。一来晋地在中国古代是非常重要的封地，周朝时，国王亲弟弟的封地即晋国，“战国七雄”中的韩、赵、魏三个国家同出自晋国；二来因为其地战略位置非常重要，拱卫黄河华夏腹地且物产丰富，所以历朝历代皇帝都将自己属意的皇储、皇子或亲信封于晋地以示恩宠，如隋炀帝杨广、唐太宗李世民等都曾受封晋王。李克用虽也有反唐事，但总体上不愿自己称帝建国，在与朱温共同剿灭黄巢后，二人目标完全不同，遂成为“死敌”。

据史书记载，李克用于后梁太祖开平二年（908年）逝世，临终时交给其子李存勖三支箭：“一支箭先讨伐刘仁恭，你如果不先攻占幽州，那么河南地区也难夺取。一支箭北击契丹，当初阿保机和我盟誓结为兄弟，相约兴复唐朝社稷，后来他却背信弃义，你一定要讨伐他。最后一支箭去灭朱温，你如能完成我这三项未实现的心愿，我死而无憾了。”

用异样眼光看待阿保机的中原王朝所不了解的是，他们面对的契丹人已经不是当年唯唯诺诺的边地小族了，而是控兵十余万、令人生畏的大族。阿保机不仅征服了大量少数民族，使其契丹化，同时由于他带领的统治阶级和贵族不断汉化，使得大量躲避战乱的汉民逃到契丹化，开始契丹化进程。契丹人的汉化与汉人的契丹化，是一个相对而行的进程，既是阿保机得以建立契丹国的一个重要人文基础，也是一种发展进程。据《旧唐书·契丹传》和《辽史·营卫志》载，契丹族在唐代后期已经通过部落通婚、民族融合等手段，使人口达到了40余万；阿保机建国后，契丹已经拥有遥辇氏九帐房（部族）、横帐三父房（部族）、国舅拔里房（部族）和乙室乙（部族）以及五院部、六院部、乙室部、品部、楮特部、涅剌部、突吕不部、鸟槐部、突举部等九个传统部落，加上融合的汉族、库莫奚、室韦、女真等，人口已经超过唐时的一倍，达百万之众。

在阿保机建国称帝的进程中，给予他巨大帮助的汉族谋臣韩延徽，看到中原群雄并起，朱温篡唐但立足不稳，李克用、李存勖父子借复唐口号与朱温对抗，而一直危害契丹人的刘仁恭、刘守光父子都在914年被李存勖杀死，现实给了契丹人以发展壮大的好时机。曾经是卢龙镇节度使刘守光手下的韩延徽，是在一次受命出使契丹的时候，因表现勇武大气、有理有节而被惜才的述律氏力荐给阿保机的。

阿保机夫妻二人对韩延徽都非常信任和敬重，可谓言听计从。韩延徽帮助阿保机分析了复杂的北中国形势，建议他广开言路，吸纳众多汉儒加入统治团队，同时劝导农桑，大批契丹人开始农耕定居生活，使契丹国的发展壮大有了坚实的农业和粮食基础。韩延徽还帮助阿保机建立“百官制”，使得过去各级管理人员主要对部族、氏族、部落或部落联盟集体负责的机制，改为官员、官吏，向皇帝负责，从而强化了阿保机及其后世的皇权。契丹国还创造性地采用“南、北两面官法”，分别管理主要由游牧契丹人组成的北方国民和主要由汉族、渤海人及农耕契丹人组成的南方国民。即北面官用契丹旧制，南面官以新制（汉法）施政，北面沿袭部落制和头下制，南面采取州县制。

统治体系的稳固，有力地促进了阿保机的扩张，而契丹国的每一次扩张，又为其统治提供了“加固”功能。立国之初，阿保机就一改过去被动防御或者仅着眼于劫掠的战争方式，以新兴政权的面貌开始主动参与中原事务。在立国的头两年，契丹军队不断进占李存勖的地盘，诸如朔州（今山西省朔州市）、儒州（今北京市延庆县）等地，当中原军队无力反击时，契丹军队则占据之；反之，则挟持汉人北上，安置在契丹腹地的州县为其创造财富。

中原的形势也在不断变化着，作为“宿敌”的后梁与后唐之战，以后者的全面胜利告终。李克用充满智慧的儿子李存勖，于923年彻底击垮了后梁军队并围攻其都城。无奈之下，后梁末帝自杀身亡，李存勖遂建立后唐，建元“同光”，是为庄宗。两年后，李存勖的后唐几乎统一了中原，除了被后来建立西夏国的李元昊之祖占据的灵州（今宁夏灵武县西南）、夏州（今陕西省横县西）外，中原的北方基本都被纳入后唐版图。

阿保机是聪明人，绝不会在“太岁头上动土”。看到这种局面，他立刻改变了之前蚕食中观的政策，率契丹军队转向经略自己的北方和西方，大军在不到两年时间里（924—925年），不仅征服了蒙古高原上的诸游牧部落，还统治了西迁至河西走廊、青藏高原的回纥人，部分吐谷浑、党项羌等民族也归附契丹国。

阿保机向东的扩张也很顺利。后唐庄宗同光三年（契丹国天赞四年，925年），契丹大军一举消灭了有“海东盛国”之誉的渤海国。该国是中国古代中央政府管辖下的地方民族自治政权，由粟末靺鞨首领大祚荣始建于武则天圣历元年（698年）。像对待其他少数民族的首领一样，唐玄宗先天二年（713年），大祚荣被唐廷册封为渤海郡王、忽汗都护府都督等。

渤海国文字、文化、生活方式一切照搬中原，始终对唐朝履行朝贡、朝觐、质子等义务，762年时还模仿唐朝建立“五京”制。国家设三部六省，行政是州县管理。渤海国被契丹国灭亡后，其三百万百姓大致有五个去向，约两万户、十万人留在当地生活；一部分被强行迁至契丹国本部，后与契丹人同化；一部为避战乱逃至中原；一部与女真混居，后来成为满族的祖先之一；还有一些则逃入朝鲜半岛，后大部分被契丹国索回，少量与高丽民族融化。

在南、北面官制基础上，契丹国对渤海国旧地沿袭了类似南面官制的统治方式。契丹国太祖天显元年（926年），阿保机改渤海国为“东丹国”，以太子耶律倍为东丹王。

同一年，武功赫赫、统一契丹、建国称帝的耶律阿保机辞世，契丹民族又进入一个新的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