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辽朝：辽阔而璀璨的时代

辽朝：我的“中国心”

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是崇尚统一的民族，儒家创始人孔子讲天下“大一统”，孟子说国、民“定于一”，他们的学说，两千多年以来早已深入人心。中国领土的统一和中华民族的统一，已成为所有中华儿女共同的期盼和渴望，是海内外中华儿女利益的最大公约数。

祖祖辈辈的中国人都期待和平安宁的生活，期待太平盛世，期待国家大一统。然而，为了实现国家的统一（哪怕是局部的统一），善良的中华各族儿女充满了无限的勇敢和力量。

许多少数民族和汉族一样，他们在领袖的带领下，为了实现各民族的统一而付出努力，契丹族就是其中一员。他们在政治家、军事家、民族领袖耶律阿保机的率领下，在中华大地群雄并起的年代，以中国北方少数民族东胡中一个弱小的族群，历经坎坷，从辽河流域奔向广阔的北中国，并实现了中国北方的统一。他们还建立了立国两个多世纪的伟业，在中国古代史和世界历史上都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中国的统一是历朝历代民众的恒久追求与目标，它凝聚了中国历史上无数民族（包括今天已经消失的契丹族等）的力量。统一是中国数千年历史发展的主旋律和客观规律，从秦始皇创建统一的多民族中央集权封建王朝（国家）开始，统一—分裂—再统一，就成了中国历史进程的主流与不二法则。

纵观中国历史，统一的时间占了多数，分裂的时段是有限的，而且每次分裂都是为下次大统一作准备。各民族也在这样的历史发展趋势中不断实现融合。

中国历史上大的分裂态势主要有两个阶段：其一是两汉三国以后，公元4世纪开始的东晋十六国和南北朝时期；其二是10世纪唐朝灭亡后的五代十国时期。前者主要是因为汉族周边各少数民族忽然迸发出对中原财富和文化的渴望，以战争手段割据，导致中原地区四分五裂。这次分裂颠覆了中原人民自秦朝以来自居中心的观念，但结果仍然是汉族建立了统一的隋唐政权。第一阶段的分裂，之后的统一是自北向南的，政治中心基本上集中于长安、洛阳一线。而第二阶段的分裂对中国历史进程的影响更为深远，以契丹民族为代表的中国北方各少数民族，再一次走出大漠和草原，冲向中原政治舞台。这些民族以“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大无畏气概，奔着统一中国的目标前进。

耶律阿保机和他的契丹族建立的辽朝，是北方少数民族尝试统一全国的“领头羊”。虽然辽朝只是实现了中国北方地区的统一，但作为物质文化远远落后于中原腹地的少数民族，辽朝在少数民族史上首次建立了最大范围的汉式中央集权王朝（国家），行使了少数民族从未有过的权力。受到契丹民族行使了两个多世纪皇权的巨大鼓舞，蒙古、女真、满族等北方少数民族也相继进入中原，以辽朝南京府（今中国北京市）为中心，建立了元朝和清朝，实现了更大范围的全国统一。

尽管中国历史上改朝换代的主角多为汉族，但是以契丹民族建立的辽朝为代表的少数民族政权，同样是中华民族的正史，同样值得人们追慕。

值得注意的是，古往今来，许多国家把契丹作为对我国的称呼，比如俄语和斯拉夫语中对中国的称呼即来源于契丹，即“Kitan”（直译为“契丹”“乞台”），至今如此。中古时期的希腊语、阿拉伯语、波斯语、古代英语以及部分拉丁语言民众，也都是用“契丹”来称呼中国。在现代英语中，也有用近似契丹的“Cathay”一词来代指中国。

从秦始皇、两汉一直到盛唐时期都与中国交往密切的阿拉伯人，自10世纪起开始便将中国称为“契丹”（Khita或Khata），甚至在辽朝和西辽均已灭亡后所著的阿拉伯兵书《马术和军械》（约13世纪晚期成书）中，仍将火药称为“契丹花”，把管状火器称为“契丹火枪”“契丹火箭”等。

为什么外国人习惯将中国或中原称为契丹呢？我们知道，中华文明与西方交往甚久，在西元前后的秦朝、汉朝及六七世纪隋朝、唐朝时期，华夏（汉）族就与西方同时期的罗马帝国、拜占庭、波斯、阿拉伯哈里发等帝国进行了密切的交往，但是他们为何不用广泛使用的“汉国”“汉人”“唐国”“唐人”来称谓中国和中原汉族呢？这的确是个有趣的问题。其实，答案很简单，是辽朝与辽朝后裔——西辽，在两个多世纪里远播华夏文明的结果。在中国，中原王朝往往称北方游牧民族为“北虏”或“胡虏”，而辽朝的建立者——所谓的“胡虏”之一的契丹族，早在隋唐时期就已经成为中国封建社会郡县统治体系中的一分子，到辽中期的圣宗、兴宗以后，早已完全汉化和儒化，并以中国正统自居，在对外交往时明确以“中国（中原）”自称，自命为前朝法统的合法继承者。

特别重要的是，契丹民族在其领袖耶律阿保机及其家族的带领下建立的辽朝，横亘在中国北方数百年，在地理和人文上替代自以为“中原正朔”的北宋、南宋朝，与世界各国特别是亚欧大陆各民族、各国家进行交往，长时间地渗透与影响，使当时的外国人都把富裕、繁荣、强大的中国和中国人等同于契丹，因此在外族对中国的称谓中留下了深深的印迹。

辽朝，是中国的辽朝，这不仅是中国各民族和世界的共同认知，而且为辽朝统治者引以为豪。1108年（辽天祚帝乾统八年、北宋徽宗大观二年），辽帝在给高丽王的文书中表示：“朕以王者抵绥四海，利建封侯，诸侯各守一邦，会归王统。”（《高丽史》卷十二）即使辽末战败投降，辽帝也不改自己的“法定正统”观念，天祚帝在《降金表》中写道：“伏念臣祖先开先，顺天人而建业，子孙传嗣，赖功德以守成。奄有大辽，权持正统……”（《大金吊伐录》卷四）

辽亡后，耶律大石依然不屈不挠地抵抗的雄心壮志，也来源于对契丹人“正统”的认知：“我祖宗艰难创业，历世九主，历二百年。金以臣属，逼我国家，残我黎庶，使我天祚皇帝蒙尘于外，日夜痛心疾首。我今仗义西行，欲借力诸藩，翦我仇敌，复我疆域。”（《辽史·天祚帝（四）》）

秉持中国正统信念，皇族耶律大石仅率两百人脱离金军的追捕，却能靠耶律氏辽朝的皇权正统，在短短数月纠集十万部众追随自己，并且以正统观念为精神食粮，远涉万里，克服今人难以想象的艰难困苦，在遥远的中亚重建一个强大的辽帝国（史称“西辽”，中亚史籍称“喀喇契丹”。耶律大石为西辽首帝德宗）。正是因为西辽在中亚立国近百年，以及西辽被蒙古军灭亡后，后裔在今伊朗建立的后西辽政权，给当地带来了先进的典章、政权体制、庶民文化、农业技术、生活习俗等中国文化，加深了各民族间的交流，使得这些以中国正统自居、带有强烈中原（汉）文化特征的群体，给当地和西方人以巨大而深远的影响，因而西方人称中国和中国人为“契丹”“契丹人”也就不足为奇了。

作为炎黄苗裔的契丹民族，崛起于乱世。在经历了著名的贞观之治和开元盛世之后，中原政权陷入了不可逆转的衰落，皇权式微、藩镇割据、宦官当权、母后擅断，不一而足。中央政府对周边各族的影响和控制明显削弱与放松，藩镇之间永无宁日的权、利之争，使中华大地无比混乱。而北方草原的回纥（旧称回纥）汗国崩溃后，原本势力比较强大的黠戛斯人却没能建立起强有力的政权，反而是游牧于潢水（西拉木伦河）、土河（老哈河）之滨的契丹人，抓住了这一历史性的机遇。他们迅速摆脱了分散和各自为政的松散部落联盟，紧紧依靠中原流离失所百姓中的先进分子，将自己从落后的奴隶制社会转向农奴制和封建制相结合的社会，生产力得到长足发展，民族凝聚力空前提高，逐步建立统一中国北方的强大王朝——辽朝。

尽管在此前的中国历史上，匈奴、鲜卑、羯、氐、羌等少数民族都曾在“五胡乱中华”时期建立过封建制政权，但不是昙花一现，就是只能局促于比较狭小的区域。庞然大物般的少数民族如柔然、突厥、回纥等，要么就如过客一般转瞬即逝，要么就是建立松散的汗国。因此，之前没有一个少数民族政权，能在统治范围、文化社会发展、政权建设的规范与巩固等方面与契丹相提并论。

辽朝是继鲜卑人建立的北魏王朝之后，又一个由少数民族建立的具有重大历史和现实影响的朝代，在中国历史发展进程中具有不可忽视的地位与作用。它兼具草原游牧文化与中原农耕文化，对促进中国北方各少数民族的经济发展、文明进步方面。契丹人建立强大的辽朝政权，也给后世的其他游牧民族提升自身、一统国家，增添了巨大的信心和精神动力，为同样来自北方或东胡族系的女真族、蒙古族、满族等，追求建立全国性政权打下了政治和经济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