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红军长征路上最为惨烈的战役——喋血湘江

｜交战时间｜　1934年11月25日—12月1日

｜交战地点｜　湖南省道县和广西省全州县的湘江两岸地区

｜交战双方｜　红一方面军8.6万人；国民党湘军第1、第2、第3、第4、第5路军和桂军一部

｜指挥将领｜　博古；何键

｜武器装备｜　我方：武器极缺，基本上为旧式武器，且平均不足两人一支枪，每支枪不足40发弹，机枪和重武器极少，完全没有空中力量；敌方：中央军武器精良，湘军和桂军武器虽相对稍低劣但却远优于红军装备，且敌有30多架战斗机

｜交战结果｜　歼敌数千人，突破敌第四道封锁线。红军伤亡甚重，由8.6万余人锐减至3万余人

湘江源自广西省灵川县的海洋山龙母崖，它萦山泻壑，穿林越野，一路北去，过兴安、全州而进入湖南省境内。湘江血战，是中央红军突围以来最壮烈、最关键的一仗，在中国革命战争史上留下了极其悲壮的一页。湘江之战后，在广西境内全县旁边湘江有一个转弯处，叫岳王塘，红军战士的尸体从上游漂下来密密麻麻地汇聚到这里。望眼看去，全是穿灰色军装的尸体，江面上灰蒙蒙的一片，从全县而下的江水全成了红色的血水。“三年莫食湘江鱼，十年莫饮湘江水”。可见，这场战役有多少红军将领和士兵献出了宝贵生命。

1934年初秋，对红军第五次“围剿”感到收获甚丰的蒋介石，这段时间的心情真是好得不得了。至9月下旬，红军的根据地仅存瑞金、会昌、兴国、宁都、石城、宁化、长汀等县之间的狭小地区。而现在，国军的精锐继续向其中心区推进。眼看成功在即，踌躇满志的蒋介石带着夫人宋美龄开始了他们周游全国的旅行。夫妻俩飞经北京、察哈尔、归绥、太原、西安等地，一路上频频接见当地军政要员，大谈围歼红军的“战绩”，真是好不风光。就在他完全沉浸在这种志得意满的喜悦中时，却接到“剿总”南昌行营的报告，10月18日红军前锋已达赣湘粤边，主力有突围的迹象。红军这次的行动好像不是战术的调整，而是战略转移，目标不是南下而是西进。蒋介石大吃一惊，于是匆匆结束他的“风光之旅”，直飞南昌。一时间，南昌行营函电交加，大有山雨欲来之势。蒋介石亲自主持的军事会议，持续了整整一天，经过激烈的争吵，最终拟定了追堵红军的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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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在红军西进的路上设置了四道关卡，调集自己的嫡系部队和地方军阀40万大军全力围追堵截。他认为失去了根据地的中央红军是“流徙千里，四面受制，猛虎离山，不难就擒”。这一次，他雄心万丈，妄图彻底消灭中央红军。

第一道封锁线是由广东军阀陈济棠的部队防守的。陈济棠知道蒋为人阴险狡诈，派他阻拦红军的目的其实是一箭双雕，一方面打击红军，另一方面削弱他的势力。红军则充分利用陈与蒋的矛盾，在1934年9、10月间，周恩来和朱德同陈济棠的代表进行了秘密会谈，争取同陈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并“相互借道”。为了保存自己的势力，也是为了敷衍老蒋，陈执行了秘密协议，在红军行动的路线上，让出了一条20公里的通道。随后红军在安远、信丰之间的新陂、小溪和赣县的马岭等地突出重围。红军占领新田、古陂之后，残敌逃往安西，我红一、三军团派出部分兵力追击，并三面包围了安西城。由于红军的目的是向西转移，因此在派兵监视信丰、安远、安西三点的敌人，掩护全军通过信丰、安远间及王母渡一带敌封锁线后，就先后撤出了战斗。被敌人吹嘘的“钢铁封锁线”的第一道防线就这样被突破了，蒋介石得知这一消息后，自然是又气又恨。他明知道这是陈济棠在他眼皮底下玩的小把戏，但又不便发作，只好急令湖南军阀何键和陈济棠在桂东、汝城至广东仁化一线布置了第二道防线。

10月30日到11月2日，红军从江西崇义向湖南汝城、广东城口挺进。一路上，陈济棠执行了秘密协议，不求有功，只图自保。湘军受到红军的打击，胆战心惊；而蒋的嫡系部队还远在湘赣边，鞭长莫及，敌人一时不能组织有效的抵抗，因此红军在前进道路上只遇到了小股敌人，一触即溃。这样，没有经过大的战斗，敌人的第二道封锁线又被红军突破了。在得知第二道防线被突破后，老蒋怒不可遏，在南昌行营急颁“堵剿”令。为了堵截红军，他在粤汉铁路湘粤边境湖南境内的一段——良田至宜章之间，又设立了第三道封锁线。在这一带，敌人修建了不少碉堡，而且，蒋的嫡系部队薛岳、周浑元也从江西赶来。尽管如此，由于我红三军团和红一军团分别占领了军事重镇宜章城和白石渡，使红军主力较顺利地通过了粤汉铁路线，因此敌人重兵设防的第三道封锁线又被中央红军顺利地突破了。当然这和国民党内部的派系纷争不无关系，地方军阀个个明哲保身，谁都不愿和红军硬碰，这使得蒋介石精心构置的防线形同虚设，自然为红军所破。此时的蒋介石已是气急败坏、孤注一掷，他依托湘江又一次布下了一道封锁线。

红军西进途中的第四道封锁线——湘江防线。它实际上是一个以湘军和桂军两边夹击、中央军和粤军尾追配合所构成的口袋式的大包围圈。11月12日，蒋介石任命何键为“追剿”军总司令，指挥西路军和薛岳、周浑元两部专事“追剿”；令粤军陈济棠之主力部队进至粤湘桂边进行截击；令桂军白崇禧部以五个师控制灌阳、兴安、全州至黄沙河一线，扼要居险堵截。蒋介石不惜投入约26个师，近30万人和数十架战斗机的兵力，依仗其数量和装备上的绝对优势，企图在湘江东岸与红军决战，一举将红军歼灭。已经经过几番搏杀的红军将士，将面临更加严峻的挑战！一场恶战渐渐拉开了序幕……

这时的中央红军离开苏区已经一个多月了，他们冲破了敌人的三道封锁线，转战了2300余华里。那崇山峻岭间的崎岖山路早已将他们的草鞋磨穿，而连续的转战奔波和敌人的穷追不舍，也使部队疲惫不堪。况且，这并不单纯是一次军事行动，而是包括中央军委机关、中华苏维埃政府机关在内的一次战略转移，这实际上是一次举“国”的大迁徙。行军的队伍中有老人、病号、挑夫、担架甚至孕妇，还有那数不尽的辎重，使得这支队伍只能像蚂蚁搬家一样挪动！这支队伍的实际指挥者，那个共产国际代表李德，这些日子神情一反常态，碧蓝的眸子里失去了昔日的那种神采飞扬，却充满了阴沉和忧郁。

此时，也难怪李德忧心忡忡，最近几天军情似火，方方面面的情况都不容乐观。前有湘江挡道，左右有湘军和桂军拦扰，后有蒋介石的中央军追击，当前的形势可谓自西征以来最紧迫的。而且这烦恼不仅来自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近来红军队伍中的不满情绪也日甚一日。“不识时务”的彭德怀又一次提出了他的不同意见。彭德怀认为鉴于当前的形势，中央红军不应该坚持原来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计划，因为现在看来突破湘江封锁线十分困难，不如避重就轻，改变行军路线，以他的红三军团向北，进军湘潭、益阳、宁乡，以造成我军要夺取长沙的假象，吸引敌人主力，迫使他们改变部署。中央红军则丢掉辎重转向西北，用运动战的方式和敌人周旋，再伺机建立根据地。事实上，这金蝉脱壳的妙计无疑可以使红军脱离当前的困境。可在这个刚愎自用的李德眼里，这却又成了一次非组织活动的串通！不自觉地，他已经又一次把彭德怀的这个提议和毛泽东的那些提议联系到一起。前不久，毛泽东曾向“最高三人团”提出了向湖南中部进军，以调动江西敌人到湖南而消灭之的建议。具体计划是将红军主力全部集中于兴国方向突围，攻万安，渡赣江，经遂川以北的黄坳，走井冈山南麓，越过罗霄山中段——万洋山，迅速进入湖南境内；再攻灵县、茶陵、攸县，在衡山附近跨过粤汉路，到有农民运动基础的白果一带休整和补充兵源；尔后，再返回江西南部、福建西部。在现在看来，当时毛泽东的这一建议是非常具有战略眼光的。红军改西进为北上，即可以避开蒋介石在湘江边布下的“天罗地网”，跳出敌人的重重包围，又能在运动中相机歼敌，然后再相机打回中央苏区去。当时如果能采取毛泽东的建议，也许当年红军就用不着长途跋涉两万五千里进行长征了。可惜这个建议被李德、博古等人无情地拒绝了。

红军到达了会昌地区后，考虑到蒋介石已在湘粤边境组织了封锁线，毛泽东审时度势，再一次向中央建议：红军主力应取高排，渡濂江，直下南康、崇义、麟潭，越过湘赣边界诸广山，进入湖南，再攻资兴、耒阳，跨过粤汉路到有工人运动基础的水口山休整和补充兵源。毛泽东的这个建议改转移为进攻，同样能使红军摆脱被动挨打的局面。遗憾的是，它被“左”倾领导者又一次拒绝了。在李德看来，中央定下的决心不能变。现在红军唯一的出路就是强渡湘江，按既定方案与红二、六军团会合。这一次同国民党在湘江一战，不是鱼死，便是网破！

红军不到一个月连续突破蒋介石精心设置的三道封锁线，加剧了蒋介石妄图围歼红军于湘江以东地区的急切心情，为了湘江这一战，蒋介石可谓煞费苦心。蒋和桂、湘、滇、黔诸省军阀，向来貌合神离、互相猜忌、矛盾重重。蒋介石在湘江一战除妄图消灭红军外，还时刻不忘剪除异己。他企图驱使桂、湘两省军队同红军决战，弄个两败俱伤，他就可乘虚而入，出来收拾残局。湘、桂、红军这三家经此一役谁都不会好过，这就是蒋介石的“一举除三害”的如意算盘。

蒋任命何键为“追剿”军总司令，指挥西路军和薛岳、周浑元两部专事“追剿”；何键，号云泉，后改号芸樵，湖南醴陵人，1916年毕业于保定军官学校第三期步兵科。他和桂军白崇禧、胡宗铎、夏威是保定军校的同学，后来又结为拜把兄弟，但他又暗通蒋介石。1929年蒋桂战争爆发，他拥蒋反桂，在背后刺了李宗仁、白崇禧一刀！李、白被迫下野之时，他反被蒋委任为湖南省主席。投蒋后，他疯狂地屠杀共产党人，毛泽东的夫人杨开慧就是死于其手，是有名的反共专家。在对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围剿”中，他极为卖力，深受蒋的青睐。蒋介石委任何键为总司令，自有他的考虑。论资历，何键是绝对够不上总司令这个头衔的，但何键是既会拼死堵截红军入湘，又可率湘军“追剿”入桂的唯一人选。因为红军西征不仅须从何键的地盘湖南经过，而且还要穿越广西，而何键又和桂系军阀关系非同一般。这样何键就能在红军到达湘江前，率湘军先于红军进入桂境，抢占全县（今全州县），又不至于让白崇禧等桂系军阀有戒心。而给何键一个“追剿”军总司令的官衔，会大大调动他的积极性，为“追剿”红军卖全力，因此总司令一职非他莫属。

而对蒋介石欲“一举除三害”的打算，桂系的白崇禧并不是没有觉察。白崇禧，回族，字健生，广西桂林人。辛亥革命时参加广西学生军北伐敢死队，1916年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第三期步兵科毕业后入桂军第一师实习。北伐战争中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副总参谋长、东路军前敌总指挥、淞沪警备司令。1927年参与“四一二”政变，后任第四集团军副总司令兼新编第13军军长、“护党救国军”前敌总指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广西绥靖公署副主任等职。是桂系新军阀中，仅次于李宗仁的第二号首脑人物。在众多的军阀中，白崇禧以足智多谋，满腹经纶而闻名，有“小诸葛”之称。他和李宗仁合作时间很久，因而有人将二人称为“李白”。他曾为李宗仁长期出谋划策，为统一广西立下了奇功。

自蒋桂战争之后，广西在桂系李宗仁、白崇禧统治之下，鼓吹大广西主义和排外思想，保持着半独立的状态，他们也特别注重加强军备。桂系接到在湘江堵击红军的电令之后，立即在南宁召开军事会议，谋商对策。白崇禧判断红军动向时，提出三种可能：一是深入广西，二是直驱贵州，三是进攻四川。而他认为：在这三种可能性中，第三种可能性最大。四川内部四分五裂，又远离国民党中央的控制，是共产党立脚最好的地方。第二种可能性次之，因贵州是山区，便于游击。第一种可能性最小，因广西民团组织严密，红军不至于在此久留。红军很可能只是路过广西，并不打算在广西立足。红军有10万人马，来势凶猛，而广西只有正规军2万多人，以2万人去堵10万人，很可能会被红军消灭，即使打得再好，也会两败俱伤。不论结果如何蒋的嫡系部队都会以追击红军为名，乘虚而入，广西就会成为他蒋介石的天下。因此，他们权衡利弊后觉得既要反共，又要防蒋；对红军只能追击，不能堵击。因此桂军确定的湘江战役中基本作战方案是：在红军入境前，将部队布防于桂湘边境一带，摆出决战的架势。这样一则可以应付蒋介石，二则让红军知道，广西早有准备，不要轻易进广西来。如果红军过境势不可免，就让出桂北一条路，让红军通过，但绝不能让红军进入广西腹地。在红军通过时，可以相机进行侧击追击，这样，一可促使红军快走，二不会冒红军主力回头打击的风险。这样做既可相机打击红军，应付蒋介石，而且可以保存实力和地盘。

1934年11月15日，桂系以白崇禧名义电复何键，表示了“协力堵剿”的决心。16日，桂湘双方在全县会商联合防堵的作战部署。何键派刘建绪出席，广西由白崇禧出席。白从南宁动身的头一天，高调宣传自己的行踪，唯恐天下人不知。在全县会议上，湘桂双方商定：利用湘、漓两水天险，严密布防。防区的划分是以黄沙河为界。桂军负责兴安、全县、灌阳至黄沙河（不含在内）一线，湘军负责衡阳、零陵、东安至黄沙河一线。任务划分得很明确，看似各司其职，但就在面临与红军决战的关头，桂系的头头们却决定把部队撤离湘江防线，让出桂北一条路。桂系希望这样能将红军引向湘西，移祸于何键。但又恐日后给蒋介石留下口实，遂于11月20日以李宗仁名义直接发电给蒋介石，略谓：“据谍报，红军主力由临武分经嘉禾、蓝山西窜，龙虎关、富川、贺县同时吃紧。仁部原在龙虎关以北防堵，故拟即将仁部主力，移赴恭城附近，策应富、贺、兴、灌。但兴安、灌阳以北，仅能留一部，诚恐力量单薄，请转饬何总司令所部，向江华、贺县推进，以期周密。”在发出这一电报的同时，即做好南撤的一切准备。22日，蒋介石上当了，竟复电同意。桂军立即将原在全县、兴安、灌阳布防的第15军撤往恭城，全县只留第72团的两营干训队，兴安留一个团，灌阳留一个团。至此，从全县至兴安60公里长的湘江，已无兵防守，湘江防线完全向红军敞开了。第二天，即11月23日，湘军刘建绪得知桂军南撤的情报，立即报告何键。何键大为恼火，即于当天下午下令调整部署，令刘建绪部四个师立即南下全县，令各路追击部队加紧追击，迟滞红军行动，以便刘建绪部赶到全县，填补桂军南撤后造成的防御空白，仍想围歼红军于湘水以东。国民党这次的军事调整，造成了一时的防守真空，遗憾的是，红军当时对敌情的这一重大变化并不了解，将最宝贵的两天渡江时间耽误了，因而未能利用桂军撤防的极其有利的时机，渡过湘江。

11月25日，中央军委才下达抢渡湘江的命令。红一军团先头部队于11月27日赶到界首，未经战斗就占领了这一渡口，很快控制了界首以北60华里的湘江两岸。这时军委纵队也到达了离渡口不到80公里的灌阳以北的桂岩地区，剩下的问题就是争取时间。但是，中央军委纵队就是加快不了行军的速度。11月26日，走了8公里；27日，只走了6公里；28日，走了28公里；29日，走了32公里；足足4天，才走到湘江岸边。“最高三人团”是想将中央苏区整个的搬到湘西去。临突围前，雇了几千名挑夫，绑了3000多副挑子，兵工厂拆迁一空，所有机器都卸走，凡是能够搬走的值钱的不值钱的东西统统都装在驴背上带走，组成了庞大的运输队。需要七八个人抬的石印机、十几个人抬的大炮底盘，也舍不得丢下。抬着如此沉重的东西在山间羊肠小道上行走，队伍怎么能加快行军速度呢？就这样，红军一路走走停停，直到11月29日红军第一军团的主力才跨过了江上浮桥。等中央、军委纵队走到湘江边时，花去了极其宝贵的四天时间，然而这个时候红军战士们，为了掩护中央机关的转移，每时每刻都在流血牺牲着。

国民党刘建绪部，于11月27日进入湘桂公路全州一线。一场恶战不可避免，强行冲网似的战斗行动就这样拉开了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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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25日，在接近湘江时，中央军委下达了作战命令：红军分兵两路渡过湘江，渡河地点选在界首和凤凰嘴之间。另外，以一军团为右翼，三军团为左翼，五军团为后卫，八、九军团为侧应。从后卫和两翼掩护中央纵队和军委纵队渡过湘江。但其实李德和博古也明白，这个任务是非常艰巨的。因此，在下达这个命令的同时，又发布了一道政治命令：为胜利地进行这次战役，红军各纵队全体人员要坚决、不顾一切地行动！进攻部队应果断地粉碎前进路上一切抵抗，并征服一切天然的和敌人设置的障碍；掩护部队应不顾一切阻止及部分地扑灭尾追之敌。根据这个命令，为掩护中央纵队过江，红一、三军团设了三个重要的阻击战场，灌阳的新圩、兴安的光华铺和全州的脚山铺，而这三个地方也正是这次湘江战役的主战场。只有这三个战场把敌人阻击在外面，中央纵队和军委纵队才能顺利地从界首一带渡过湘江去。而界首渡口的安全，将直接关系到中国革命的命运！

英勇的红三军团由此首先打响了灌阳新圩阻击战。红三军团的任务是坚守界首、新圩等要地，阻击南面来的桂系白崇禧第7、15军，保证红军的左翼安全，保护中央、军委纵队过江。军团长彭德怀深知此次任务的艰巨。为此，他对全军下达了铁的命令：不惜一切代价，全力坚守三至四天！为了确保阻击任务的成功，他命李天佑率红五师进至敌人来犯的必经之地——新圩，阻止由南面北上的桂军；命6师（29日到达）在河东岸石玉村一带建立阻击阵地，掩护五、八军团通过；同时又命张宗逊、黄克诚率领的4师，加入到一军团方面的作战，在界首以南的光华铺阻击由全州南下的湘军。此时的彭德怀心中不无忧虑，虽然无数次的战斗已经把红军战士们铸造得钢铁般坚硬，但此次敌人在数量上占绝对优势。红5师要抵挡桂军两个师的进攻，红4师同样也要阻挡湘军的一个师外加一个独立团的进攻。敌人除了人数上占优外，装备上也远比红军要好，且还有空军助战。这次，三军团是在地势开阔的平原地带进行防御作战，既无险可守，又来不及修筑工事，也只有靠广大战士们的血肉之躯和顽强的毅力来抵挡国民党军的进攻了。

就在何键派刘建绪到湘江布防的同时，还不忘向蒋介石告了白崇禧一状。蒋在得知湘江无兵防守的这一情况后，知道上了“小诸葛”的当，气得火冒三丈，马上给他发了封斥责电报：“匪先头已于两日前，在勾牌山及山头与上米头一带渡河。迭电固守河流，阻匪窜渡，何以全州沿至咸水之线并无守兵，任匪从容渡河，殊为失策。窜渡以后，又不闻我追堵各队有何处置，仍谓集结部队，待机截剿。匪已渡河，尚不当机立断痛予夹击，不知所待何机？可为浩叹。为今之计，惟有一面对渡河之匪，速照恢先、健生所商夹击办法，痛予除歼；一面仍击匪半渡，务使后续股匪不得渡河，并照芸樵预定之计划，速以大军压迫。匪不可测，以迟滞匪之行动，使我追军得以追击及兜剿。总之，剿匪一部漏网，已为失策，亡羊补牢，仍期各军之努力，歼匪主力于漓水以东、四关以西地区。前颁湘水以西地区剿匪计划，已有一部之匪西窜，并望即按计划次第实行，勿任长驱西或北窜为要。”

接到电报后，白崇禧算计着，他的部队放弃兴、全、灌一线已经有4天时间了，红军的大部队应该已经过了湘江。按照“不拦头，不斩腰，只击尾”的方针，这时也应该有些动作了，不然在蒋介石那里实在交代不过去。随后，他便给亲信夏威打电话：“老蒋指责我们把共军放跑了，现在不有所行动恐怕日后难以交待。你马上带部队追上去，务期有些战果，要让老蒋看看我们桂系是卖了力的！”夏威在接到命令后，马上率两个师向新圩方向奔来。他们本以为要和红军的后卫部队交火，但没想到遇到的却是打阻击的红军主力部队。一场硬仗便这样开始了。

11月28日晨，红5师阵地刚部署完毕，桂军7个团沿着通向江边公路向5师阵地扑来。红军的指挥所里，红5师师长李天佑不无担心地对政委钟赤兵和参谋长胡震说：“都说桂军作战一向勇猛，我们用两个团对付桂军的两个师，兵力过于悬殊。再加上部队一个月的长途行军已是非常疲劳，况且这个地方也无险可守。我估计坚持两三天应该有把握，再打下去恐怕就不好说了。”“为了保卫党中央，我们的战士会创造出奇迹的。”政委钟赤兵充满信心地说。参谋长胡震把拳头往桌子上一砸，大声说道：“我们只要还剩一个人，敌人就别想过去！”

说话间敌人已经上来了，他们凭借数量和装备上的绝对优势，发起了疯狂的进攻。虽说桂军勇猛，但在红军顽强的阻击下，头一天他们只占领几个小山头。在得知战况后，“小诸葛”白崇禧大骂夏威指挥无能。夏威具实禀告：“红军部队是彭德怀的三军团第5师，从师长李天佑到团营连长，很多官兵都是广西人，对这一带很熟悉，有的原来是我们部下。他们很能打仗，非常难以攻克。”于是，白崇禧不得不又投入新的兵力，并加派飞机参战。

到了第二天，战斗更加激烈。敌人的各种野炮、山炮一起向红军阵地集中猛烈射击。敌人的飞机又不时投下重磅炸弹，并俯冲扫射，和敌地面部队一起向红军发起猛攻。一时间，弹如雨注，声若雷鸣！红军的阵地上顿时砂石横飞，烟尘遮天蔽日，血肉横飞。红5师指战员拼死坚守阵地，与敌军反复争夺山头，进行着白刃战。不少战士以一敌十，以一敌百，发疯似的冲向敌人。当敌人发现对手只有一人时，就像一群饿狼似的冲向红军战士，英勇的红军战士顿时成了血人，怒视着敌人，虽仰面倒地，但死不瞑目！无数的英雄就此长眠在这里！就这样，在来来回回的拉锯战中，红军击退敌人数十次进攻。战至下午，整个战场被弹头弹皮铺了一寸多厚，而一条干河渠，被敌人的炮弹打落的大小树枝填满，踏下去，连腿都拔不出来。激烈的战斗使得红5师的伤亡在逐渐增多。14团向师部报告，团政委负伤。15团也报告团长、政委双双负伤，两个营长牺牲。营、团指挥员都这样了，部队的伤亡可想而知。但红5师仍然在顽强地坚持着。从军团指挥所发来的电报里不时传来中央机关的渡江情况：“红星正在向江边前进。”“红星已接近江边。”“红星先头已开始渡江。”在每一份电报的最后，军团首长彭德怀都要求红5师“继续坚持”。部队的伤亡在不断增加，阵地却在逐渐缩小，师长李天佑心急如焚，“我们的后方机关太庞大了，行动过于迟缓”。现在他最大的希望就是让中央纵队走得快一些，他们走快一步，部队就可以减少一分伤亡。

战斗进行到下午，李天佑与政委钟赤兵简单商量了一下，对师参谋长胡震说：“15团团长、政委都负了伤。你去指挥15团，组织他们顶住，在黄昏以前，一个阵地也不许丢掉！”胡震点了点头，起身向15团阵地跑去。李师长又电告14团团长黄冕昌，适当收缩兵力，把指挥所向师部方向靠拢。这时敌人的炮火也快要打到师指挥所来了，黄冕昌团长冒着弹雨来到了师指挥所。他还未来得及说话，这边电话铃就响了。李师长抓起话筒，是15团报告：“胡震参谋长在指挥部队反击时牺牲了！”李天佑放下电话，含着热泪把这个不幸的消息告诉了政委钟赤兵和14团团长黄冕昌。之后，又对黄冕昌说：“中央纵队正在渡江，我们无论如何也要顶住。只要还有一个人，就不能让敌人闯过新圩！”在下达完命令后，为了师部的安全起见，师指挥所随即向后转移了。就在李天佑、钟赤兵刚刚赶到新的指挥所，即接到前方报告：“黄冕昌团长也牺牲了！”这时，红5师处于前所未有的险境之中。据李天佑后来回忆：“这时是下午了，我们已整整抗击了两天，中央纵队还在过江！现在两个团的团长、政委都已牺牲或负伤了，营连指挥员也剩得不多了，负伤的战士们还不断地被抬下来。但是，我们是红军，是打不散、攻不垮的。我们的战士在‘保卫党中央’这个铁的意志下团结得更紧，伤亡的指挥员有人自动代理了，带伤坚持战斗的同志越来越多……我们以拼死的战斗，坚持着第三天更险恶的局面，阵地仍然是我们的。敌人被拦在这几平方里的山头前面，不能前进！”

就在此时此刻，距前沿阵地不远的军团指挥所里，彭德怀何尝不着急！他意识到此时已经进入万分危急的关头，有全军覆灭的危险。为了稳住阵地，掩护军委纵队和中央纵队的过江，彭德怀决定亲自前往前沿阵地指挥战斗。临行前，他向朱德总司令发出了一封十万火急的电报，希望军委纵队和中央纵队加速渡过湘江。在界首临时司令部里，朱德接到了彭德怀的电报，不禁捏了一把汗。朱德知道，如果不是情况十分危险，他彭德怀是不会叫苦的。本来，27日在红一、三军团占领渡口的时候，中央红军的大队人马离渡口不过一天的路程，加快步伐是可以过去的。但是，由于部队的辎重过多，几万人在山间的羊肠小道上行进非常缓慢。忙中出错，红八军团又走错了方向，前面的部队还要等他们一天，本来一天一夜的路程，却走了三四天。这就更加大了作战部队的压力。朱德意识到问题的严重，遂电令全军：十万火急，迅速渡江！要知道，每分每秒，都是用红军战士们的鲜血换来的！

彭德怀来到前沿阵地，给红五师的战士以巨大的鼓舞，稳定了形势，使处于劣势的红五师在新圩坚守了三天两夜，为后续部队的赶到赢得了时间。12月1日，红军的各路纵队终于赶至湘江岸边。而这时，国民党军的进攻也更为激烈了，桂军和随后赶到的中央军“追剿”主力，向红军发起了全面进攻，企图一举夺取渡口，封住红军渡过湘江的道路。

在这牺牲越来越大，战斗越来越艰苦的时候，指战员们多么希望中央、军委纵队快点渡过湘江呀！可是被辎重所累，红军中央、军委纵队的速度就像是蜗牛一样，实在是让人心急如焚！

就在灌阳新圩方向打得异常激烈的时候，11月29日光华铺阻击战也打响了。光华铺为一片宽广的丘陵地，坡度较小，视野开阔，根本不适合作为一场战争的防守阵地。但是，三军团红4师却别无他选。为了阻击由全州打过来的湘军和由灌阳追过来的桂军，保证中央纵队顺利过江，只有在这里背水一战。这是一场名副其实的硬仗！兵力上依然是敌众我寡，装备上依然是敌强我弱。连续的作战早已让红4师的战士们疲惫不堪了，伤员无人照顾，更无法补充兵员。在这里承担阻击任务的红军一个团，却要迎击桂军四个团的猛烈进攻，战争的惨烈可想而知。

29日晚，桂军四个团全部出动，在漆黑夜里同红军展开了激战。随着战斗开始，大地猛然震动了，天空被一群群烈焰映红。无数的炮弹向红军的阵地飞来，刹那间天崩地裂，地动山摇。火光中，砖头、木块、铁丝网、死了的人和活着的人一齐被热浪抛向空中，又重重摔了下来。炸开的尘土粘着血而成了糊状。

擅长夜战的桂军凭借熟悉地形的有利条件，绕过红军在光华铺的阵地，直插界首渡口。红军发现这一情况后，急令3营营长张震率部堵击。

1994年9月，已任中央军委副主席的张震，重来这里，凭吊60年前牺牲的战友，讲述了当年激战的情景。他说：“光华铺地势比较开阔，一面临江，在桂（林）全（州）公路旁边，距界首只有几里路，地理位置十分重要。因中央机关、军委纵队和兄弟部队都要从界首渡江，所以，我营必须不惜一切代价，坚决扼守光华铺阵地，否则后果不堪设想。29日深夜，我营对面发现密集的手电灯光，有部队沿湘江边运动。我即令加强前沿警戒，同时将情况报告了团长，沈团长认为，湘江边是一个空隙，遂令一营部队进至江边防御，果然，敌军利用我防御结合部还在逐步渗入，在夜暗中与我们交了火。后从俘虏口中查明，敌军是桂军第7军独立团和第15军45师一部。我当即派8连出击，但敌人越来越多，双方激战后形成对峙。30日凌晨，国民党桂系第7、15军各一部又向我光华铺阵地发起猛烈攻击。能否坚守住光华铺，关系着中央机关、军委纵队和后续部队能否顺利地渡过湘江。在党中央和中央红军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我们自30日凌晨到12月1日，不惜一切代价，在光华铺与敌展开了殊死搏斗。团长沈述清率领一营在与敌反复争夺中，战死在湘江畔。上级决定由师参谋长杜中美代理10团团长。他赶到指挥所不久，也在下午的一次阵前反冲击中饮弹牺牲。团政委杨勇闻讯便马上接替指挥。他打仗从来奋勇当先，几度危急之时，都是他带领全团坚决实施反击，守住了阵地。我营也打得非常艰苦，全营指战员前赴后继，视死如归，因伤亡过大，一度被转为团的第二梯队，稍事休整后又投入战斗。由于敌我双方都没有工事作依托，在江边来回‘拉锯’，反复拼杀。晚上，我5师部队赶到，但桂系的增援部队也陆续到达。面对优势的敌军，5师也打得非常英勇，付出了沉重代价。就这样，我们和兄弟部队一起，完成了掩护中央机关和军委纵队在界首渡江的任务。湘江一战，我们团共伤亡100多人，几乎接近全团人员的一半，有我的老上级，有我的好战友，我深深为之痛惜，时常念及他们。”老将军身经百战，却对这次战斗记忆犹新，可见其惨烈的程度！

而这么大的伤亡，完全是红军领导人“左”倾的错误造成的。就当时的情况而言，潇水距离湘江不过百余公里，中央纵队在走了5天后，却仍然告知掩护部队“正在向江边行进”！而此时此刻，红军战士们正在用生命作代价，来掩护他们过江。随着伤亡不断增大，战士们的心在暗暗滴血……

就在红三军团奋力杀敌的时候，红一军团也在全州的脚山铺同敌人展开了拼死的战斗。这就是敌我双方投入兵力最多的脚山铺阻击战。

脚山铺是个只有20几户人家的小山村，它北距全州30余华里，南距湘江渡口50华里，是防止敌人抢占湘江渡口的咽喉要冲。湘桂公路从离它不远处穿过，公路的两侧则是起伏不平的丘陵地带，约有两公里长。丘陵间长着疏密不均的树木和一些灌木，倒可为阻击部队作隐蔽物之用。

作为保护中央纵队右翼的红一军团，在此阻击的是从北面全州开过来的湘军三个师。自古就曾有“无湘不成军”的说法。曾国藩、左宗棠等人镇压太平军的那段历史无人不晓。那时湘军就以骁勇善战而闻名军旅了。现在的湘军与过去虽不是一码事，但血脉相连，风格相近，其战斗力丝毫不亚于国民党中央军！况且是在家门口作战，更是如狼似虎。

第一军团2师于11月28日黄昏进入后，不顾疲劳，连夜构筑工事，尽一切努力做好迎战的准备。第二天清晨，刘建绪的湘军便在强大火力的掩护下，向红军阵地发起了攻势。其猛烈程度为红军前所未遇！先是飞机狂轰滥炸，接着是山炮和迫击炮群的轰击！红军阵地很快变得满目疮痍。炮声刚一停，湘军士兵就一窝蜂地向这边冲过来，密得如同蚂蚁。这时红军战士们出奇地冷静，一直等湘军冲至阵地前三四十米处才开火。步枪、轻机枪、重机枪、手榴弹一齐发力，把敌人打得纷纷倒地。但是打退了一批又冲上来一批，湘军就如同着了魔一样，“哇哇”怪叫着，踏着自己人的尸体，冲向红军阵地，发起一次次的冲锋。这回红军面对的不是纸老虎，而是真老虎！打下去，冲上来。又打下去，又冲上来！阵地失而复得，得而复失，这种拉锯战仅半天，便不下十来回！

这是一场名副其实的血战！50多年之后，两位亲身经历过这场战斗的老将军，就是当时红1师4团的团长耿飚和政委杨成武，竟不约而同地以“血战”为名，来描述这场令他们永远不能忘怀的战斗。

耿飚在他的回忆录《湘江血战》中这样写道：

我们刚刚布置好阵地，敌人便开始攻击了。清脆的防空枪声打破了冬晨清冷的寂静。十多架敌机每三架一组，黑压压地低空向我军阵地飞来，穿梭似地发起扫射轰炸，重磅炸弹的气浪震得我们耳鼓轰响，站都站不稳。翻卷的烟尘使人窒息。树木上弹痕累累，断枝残叶乱飞乱舞，树干被炸中后，立即纷纷扬扬落下一地劈柴。飞机倾泻完炸弹，对面山上敌人的大炮又开始轰击，一排一排的炮弹把觉山阵地重新又覆盖了一遍。炸断的树木枝叶一层层地落在我们的掩体上，把人都埋住了。

炮击一过，我们便从树枝堆里钻出来，修复工事，准备迎敌。

李英华同志爬过来，向我报告了一下伤亡情况。接着，杨成武同志带领二营跃入战位，并挨个嘱咐战士们靠近了打。

敌人靠近了，黑压压的一大片，像蚂蚁搬家似的，向山坡上爬来，还砰砰叭叭地盲目射击着，他们看看我们没有反应，便认为全被飞机大炮炸死了，督战指挥官先直起腰来，接着，士兵也停止了射击，肆无忌惮地向山上攀登。

敌人完全进入射程，我扣动扳机，撂倒一个敌兵，大喊一声：“打！”

各种武器吐出了愤怒的火舌，敌人丢下一大片死尸，滚下山去。稍作调整后，敌人补充了更大的兵力向山上冲锋。这样三个回合后，我们乘胜发起反冲锋，把敌人赶得远远的，又从他们的死尸上拣回弹药。

刘建绪孤注一掷，重新组织空袭和炮击。恶毒的敌人使用了燃烧弹，凝固汽油弹溅得满山都是，被炸碎的树木燃烧起来，我们只能在火海里激战。到晚上，敌人的尸体越积越多。又一次羊群似的冲锋开始后，我估计敌人第一天的发作该差不多了，便下令把敌人放近，一阵手榴弹猛炸后，左右两翼发起反冲击，把残敌彻底赶出我们的防区。

这夜，临近几个山头不时爆发出枪声和爆炸声。我们知道，这是敌我的试探性接触。这些战斗很快就停止了。这说明双方形成对峙，预示着明天将有更大的战斗。半夜时分，我的疟疾又发作了一次，一阵猛烈的高烧和寒颤过后，双腿虚弱得一点力气也没有了，连蹲也不能蹲，只好坐在指挥所的地上。

师里连续发下好几个通报，告诉我们，当面敌人的确切兵力是9个团，而后来我们知道，那次我们阻击的实际上是整整15个团……

就在这场殊死的阻击战中，湘军的穿插部队曾一度打到了红一军团指挥部的门口。使年轻的军团长林彪差点当了俘虏！当时，红一军团指挥部就设在离前沿不远的一个山坡上。林彪、聂荣臻等正聚精会神地埋头查看地图，研究下一步的行动计划。敌人端着刺刀上来了，他们却没有发觉。警卫员及时发现了敌情，立即跑进来报告：“敌人摸上来了！”正在看地图的林彪头也未抬，聂荣臻也未抬头，只淡淡地说：“恐怕是我们的部队上来了吧……”警卫员急得直摇头：“你快看！”聂荣臻向远处一望，果然是一股敌人！“快撤！”林彪等人赶紧组织部队撤收电台，向后方转移，由于及时撤退，才摆脱了敌人。

林彪带着一行人撤退到南边的一个小山岗时，正赶上湘军又发起了一轮新的冲击。林彪通过望远镜清晰地看见：这时双方的火力渐渐弱下来。湘军士兵端着上了刺刀的枪冲到了4团的阵地上，红军士兵也端着上了刺刀的枪或挥舞大刀迎了上去。两拨人很快厮杀在一起，只见寒光闪闪，血肉横飞，不断有人被砍倒在地！这种近身肉搏是异常残酷的，在一公里之外，大刀断骨的喀喀声仍真切可闻！让人感觉森森可畏！然而，林彪却自始至终端着望远镜，不动声色地观看着长达20余分钟的这一幕，直到湘军败下阵去。

而面对这么多凶悍的湘军，中央纵队又行进得如此之慢，他的红一军团究竟还能坚持多久，林彪心中也没有了底……。

在黄昏时分军委纵队总算是赶到了渡口。风高浪急，浮桥随着江水起起伏伏，到处可见炸弹撕扯的痕迹，随时都有断裂的危险。数百个工兵战士正顶着炸弹在抢修浮桥，身体浸在齐肩深的冰冷江水中，随着浮桥上下晃动，犹如浮雕的头像。桥的下方，则是断裂的竹竿、木棒、木板等在汹涌的波涛中起浮，时不时地还会出现一缕缕血红。炮声、枪声、厮杀的吼叫声混杂在一起，整个江边像炸了锅。渡口的情况已经完全失控，人们个个争先恐后地过江，与行李、骡马等混杂在一起，跌跌撞撞，纠缠在一起，不时有人掉入水中。这时敌人动用了40架飞机，开始轮番对江上的浮桥进行轰炸，一排排炸弹在江水中激起冲天的水柱。没过多久，浮桥被炸断了，会水的战士泅渡，不会水的战士拉着接长的绳子过江。混乱中绳子又断了，人们在江水里上上下下地浮沉着。敌机疯狂向江中的人群扫射，炸弹不停地在人群中炸开。人们就像被热油泼到的蚂蚁，无处可逃！笨重的山炮、印刷机、缝纫机、行李、挑子、炊具、书籍扔得满地都是，数不清的文件在江中随处漂流。倒下的红军更是不计其数，江中到处都是残肢、断臂及一具具的尸体，殷红的鲜血将碧绿的湘江染成了“赤水河”。

博古站在湘江边上，举目四望。他看到的是纷乱杂沓的涉水队伍，满江漂流的文件，随处遗弃的机器和遍地躺卧的尸体。这种景象真可谓是一片狼藉。此时的博古内心充满了悲凉。他深感红军眼下处境艰险，却想不出摆脱的办法；他深知这局面跟自己不无关系，却又无力挽救。面对尸横遍野的湘江，博古感到了绝望，慢慢掏出腰间的勃朗宁手枪，对向自己的太阳穴，口中喃喃自语：“去见马克思罢了，这样一了百了。”就在他手指触到了扳机的一刹那，突然听到背后传来一声惊呼：“你要干什么！”原来这时一军团的政委聂荣臻恰巧从这里经过，他这一当头棒喝，使博古从死神魔掌里挣脱出来。博古无可奈何地放下手枪，神经质地苦笑着说：“我不想活了。”“你要冷静点，走了火就没命了。”聂荣臻的劝说使博古有所醒悟。他想到，自己是党的负责人，要对革命负责。战争中难免会有挫折，面对困难不能一死了之。随后便推推鼻梁上的眼镜，极为矛盾而又内疚地走了。

至12月1日中午，中央纵队在付出巨大牺牲后终于过了江。下午，敌军占领了渡口，严密封锁湘江两岸。一些掩护的红军后卫部队因种种原因，无法过江，他们或被打散，或被围歼。其中红三军团6师的18团，与桂军三个师激战两昼夜，奋力掩护红军主力过江后，被桂军分割包围，在宁远陈家背地区与数十倍于己的敌军作战，大部壮烈牺牲。6师的另两个团也伤亡巨大，全师基本上不成建制。但在湘江战役中，最为惨烈的一幕应数陈树湘师长带领下的红五军团34师的战斗。

3

1934年11月26日，34师师长陈树湘接到五军团首长的来电，让34师师团干部火速赶到军团指挥部开会。陈树湘师长和程翠林政委便带着几个团长和政委向军团指挥所火速赶来，他们明白眼前情况的严重，一分钟也不能耽误。这是自西征以来，军团首长第一次当面布置任务。当他们气喘吁吁跑到指挥所时，几位军团首长正等着他们。军团长董振堂和他们握了握手说：“现在，蒋介石调集了40万大军步步向我军紧逼，情况很严重。朱总司令来电命令我们全力阻击追击的敌人，你们34师可要辛苦一下了。具体任务由参谋长刘伯承同志向你们布置。”刘伯承表情严峻地说：“敌人的企图是，前堵后追，南北夹击，围歼我军于湘江之侧。目前我们正处在腹背受敌、南北夹攻的状态，形势对我们非常不利。你们34师的任务是，坚决阻击尾追之敌，掩护中央纵队和红八军团过江。你们是全军的后卫，任务非常艰巨。万一被敌人截断，你们就打回根据地去，在那里开展游击斗争。”

陈树湘等人听了刘伯承交代的命令后，一句话也没说。他们感受到了压在34师肩头的重量，陈树湘缓缓地举起了右手，接着所有的人都举起了右手。陈树湘师长一字一顿地说：“请军团首长放心，并转告朱总司令、周总政委，我们坚决完成军委交给的任务！”

红34师是在毛泽东、朱德的亲自关怀下，由闽西人民子弟兵逐步改编、组建起来的，正式成立于1933年春。师、团干部大多数是原红4军调来的骨干，作战经验丰富，指挥能力较强。部队战士斗志旺盛，战斗力很强。在过去一年多的时间里，34师隶属关系虽几经变更，但始终服从命令，听从指挥。历来是党指到哪里，便打到哪里，在第四、第五次反“围剿”中，屡建奇功。当34师几个指挥员将要离开指挥所时，刘伯承紧紧地握着陈树湘的手，他两眼湿润了，放慢了语气道：“树湘，你们既要完成军委赋予的任务，又要做好万一被敌人截断后路，孤军作战的准备……”刘伯承说不下去了，握着的手用力摇了摇。谁也没有想到，这回他们竟成了永别……

红34师阻挡的是蒋介石的嫡系部队，中央军周浑元部的四个师，该部自恃兵力雄厚，装备精良，来势汹汹，妄图一举消灭红军，气焰嚣张至极。敌在猛烈的炮火和飞机轰炸的配合下，轮番向红军进攻，红34师只能边打边撤，行动异常艰难。敌人很快弄清了作战对手的处境，从四面八方裹了上来，把红34师团团包围住了。红34师的命运也由此注定！30日晚，敌人调整部署后，发动了更疯狂的进攻。阵地上空，信号弹、照明弹和各种炮弹的火花交织在一起。在敌人不断的炮火袭击下，红100团的大部分简易工事被摧毁，敌火力相当猛烈，就连山上的松树也烧得只剩下枝干。该团的一位福建籍连长，在战斗中身负重伤，肠子都被炸断了，却仍然带领全连继续战斗。英勇的战士们与敌人展开了殊死的搏斗，他们弹药打光了，就用刺刀、枪托与冲上来的敌人拼杀，直杀得敌人尸横遍野。随着战斗的进行，部队伤亡越来越大，但勇士们仍坚守在阵地上，顽强地战斗着。与此同时，红101、102团阵地上，也是烟尘滚滚，杀声震天。所有人都打得很英勇，许多同志轻伤不下火线，就这样顶住了数倍于我的敌人疯狂进攻。在这场激烈的血战中，红34师的指战员们英勇献身，前仆后继，付出了相当大的代价。师政委程翠林同志和大批干部、战士献出了宝贵的生命。经过他们的浴血奋战，终于迟滞了周浑元部的进攻，完成了掩护中央、军委和兄弟部队于12月1日渡过湘江的任务。

在中央、军委和红军主力抢渡湘江之后，红34师被敌人阻隔在湘江以东，西进的道路被敌人切断。他们处在湘军、桂军、中央军三路敌人的包围之中，形势极为严重，此时的陈树湘师长万分焦急。在继续抢渡湘江已无希望的情况下，他当机立断，决定率领部队东返，沿原道转至湘南打游击。陈师长随即带领部队突围，当他们进至青龙山一带时，与一小撮敌人遭遇，部队迎头痛击，打垮了该敌。次日下午，部队又在新圩与追堵之敌遭遇。激烈的战斗进行了3个多小时，34师虽歼敌一部，但自己也再次遭受重创。而这时，闻讯赶来的敌人已把红34师团团包围住了。就在这危急的时刻，陈师长召集师、团干部，宣布了两条战场纪律：一，寻找敌人兵力薄弱的地方突围出去，到湘南发展游击战争；二，万一突围不成，誓为苏维埃新中国流尽最后一滴血。

当红34师准备突围的时候，桂系一部首先发起了进攻。在疯狂的敌人面前，战士们毫不畏惧，勇猛反击。他们集中火力，打得敌人晕头转向。摸不清底细的敌人，急忙后撤。但红34师毕竟是孤军奋战，又处在国民党统治区，弹药、粮食都得不到补充。而且既无兄弟部队配合，又无人民群众支援，只有拼死突围这一条路可走。因此，陈师长当即决定：乘胜立即突围，不能错失良机。遂命令100团掩护，他和师参谋长王光道率领师直及第101、102团余部共约四五百人，向东突围。为掩护师部和兄弟部队突围和转移，红100团将全团不足一个营的兵力集合起来，编成三个连，重新任命了连、排干部。然后，团首长利用战斗间隙向战士们作了战前动员，要求全团指战员发扬红34师打不垮、拖不烂的传统，在最困难的时候，树立信心，看到光明，争取最后的胜利。要求党员干部，身先士卒，冲锋在前，不怕流血牺牲，坚决完成掩护师部突围的任务。那天深夜，突围开始了。这些日子部队在山区拖来拖去，战士们三四天没有吃上一顿热饭甚至没顾上喝一口水，他们肚子饿，身上冷，个个四肢无力。伤病员行走就更为艰难了。但是他们忘了极度的疲劳、饥饿和伤痛，大家互相照顾，共赴难关。敌人扑了上来，红100团新组成的三个连集中最后仅存的火力，迎头反击敌人。在子弹打完之后，又和敌人拼刺刀。战士们只有一个念头，“坚决打退敌人的进攻，保证师部胜利突围！”扑上来的敌人终于被消灭了。然而全团仅剩下30多人，并且和师余部联系不上了。在完成掩护师部转移的任务后，他们悄悄分散潜入到当地群众中去，为革命保留了火种。

但突出重围的陈树湘师长率领的其他人行至湖南江永县左子江时，又遭敌袭击，且被数倍于我的敌人团团围住。部队只好就地转入防御。在敌人猛烈的炮火轰击下，大地仿佛都在燃烧，阵阵灼热的山风挟带混浊的血腥气，在山谷间飘荡，使战士们口焦舌燥，窒闷欲呕。敌人波浪似的进攻，部队经受着最严峻、最危险的考验！陈树湘看见阵地周围到处都是尸体，他不知道还有多少战士活着。这时，敌人似乎已察觉到阵地上的红军已经是弹尽粮绝了，但他们仍然不敢冒进，他们知道，那是一些早已把生死置之度外的人，是一群“疯”了的人，人在这种情形下，通常会产生超常的力量和勇气。于是敌人又以炮火轰击红军的阵地。沉闷的爆炸声、横飞的弹片、砂石、肢体、飞舞的枪支组成了一片混沌的世界……

敌人终于又一次冲了上来，离得越来越近。陈师长把已经打空的盒子枪甩在一边，摸起了身边的大刀，他把刀举了起来，高喊了一声：“冲啊——”，首先跃了出去，后面跟的是几十个伤残的战士。这时敌人的炮声又响了，一发炮弹落在了陈树湘的身边，陈师长只听“轰”的一声便倒了下去。

等到再醒来时，陈树湘发现自己已经落入了敌人的手中，被两名国民党士兵抬在担架上，他猛地清醒了，他知道这一定是阵地全部陷落的结果。想到自己提出的“战斗到最后一口气，宁死不作俘虏！”的誓言，陈树湘抱定了必死的决心。在颠簸的山路上，趁敌人不备，他撕开了缠在腹部的绷带，把手伸进杯口大的血洞，掏出了自己的肠子，在撕心裂肺的剧痛中，这位英勇不屈的师长殉难于被押往敌人指挥部的途中。

陈树湘牺牲时年仅29岁，他的英雄壮举，实现了“为苏维埃新中国流尽最后一滴血”的誓言。其他100多名红军战士，也终因弹尽粮绝、寡不敌众，大多光荣献身。垫后的红五军团34师出色地完成了掩护党中央、中革军委率领机关和中央红军主力抢渡湘江的任务。终因敌众我寡，孤军作战，弹尽粮绝，全师将士们用鲜血写下了湘江战役中最为壮烈的一幕！

湘江战役，是中国红军战争史上最悲壮，最激烈的一次作战，红军战士以大无畏的英雄气概，谱写了中国革命史上光辉的一页。滔滔湘江水可以作证，历史将永远铭记英烈们的丰功伟绩。

湘江战役空前惨烈，也给人们留下了许多反思和经验教训。

战略指导上的错误。李德、博古等人一改“御敌于国门之外”的方针，走极端化，执行逃跑主义的错误路线。在作战中，没有统一的指挥，后续部队又因辎重过多，行动缓慢，而未能及时赶到湘江渡河点，给阻击部队造成重大伤亡，带来了巨大损失。在历时仅5天的作战中，红军的鲜血染红了湘江，遭受了前所未有的重创，失去了大批有着丰富作战经验的指战员，险些全军覆灭！

采取了以弱对强的消耗战。在整个战役中，与敌人战斗最激烈的几个主战场，光华铺、新圩和脚山铺一带，主力部队无法实行高度机动的运动战，自然也无法去争取或创造有利的时机歼灭敌人，使自己完全陷入被动应付的局面。哪里遇到敌人，就在哪里抗击，与敌人拼消耗。敌人是分四路阻击和追击红军，红军也分兵四路抗击，企图顶住敌人，掩护大军作甬道式运动。结果，每一处都变成了以少对多、以弱对强的被动局面。

掩护庞大队伍限制了部队作战能力。从长征开始到湘江边，为了掩护中央纵队和庞大的后方机关的安全转移，整个队伍采取甬道式的队形行进，致使所有的战斗部队都变成了掩护队。过湘江时，更是要求各兵团“不应离开自己的前进道路”。湘江战役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使上万名红军将士成了这条错误的军事路线的牺牲品。

应当指出，湘江战役的教训虽然是沉痛的，但也有积极的一方面：最重要的是证明了“左”倾机会主义的错误领导给革命带来的严重危害。进一步加深了广大红军指战员对毛泽东同志正确决策和指挥的怀念。使大家更加坚定和清醒地认识到，只有毛泽东，才能在危机关头，挽救革命，挽救党，挽救红军。事实也证明，遵义会议后，毛泽东指挥红军四渡赤水，强渡大渡河，以坚定的战略方针和灵活的战术，摆脱了几十万敌军的围困，改变了处处被动挨打的局面，使红军转危为安，写下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得意之笔。从此，中国革命向着胜利，向着曙光进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