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待受害者：过去与现在

英勇（valor）在蒙田眼中是一种巨大的美德，尽管他经常连这一点也不是很确定。蒙田认为完美的英勇只存在于战败的士兵而非获胜者的尊严之中，由此他区分了英勇与好斗（aggression）。印第安国王被掠夺成性的西班牙人征服了，但只有被征服的国王将英勇展现为一种精神品质，而非仅仅是生理品质。他们那无人可敌的勇气不只是一种获胜的欲望，还意味着在面对侵略者时庄严地拒绝绥靖。农民一直是受害者，他们顺从地生活，悄无声息地死去。在蒙田看来，这也是一种英勇。孟德斯鸠笔下的犹太人在火刑柱前坚持讨论哲学，公开、真诚地坚守父辈的信仰。这还不是他们仅有的美德。他们——也只有他们——不顾基督教的迫害和禁令，坚持从事商业活动。因此，他们守护那些能够将欧洲从战争和马基雅维利主义中拯救出来的社会活动，因为商业精神是一种和平的精神。商业精神也许会毁掉最高的柏拉图式美德，导致糟糕的个人主义，但它完全支持公益，并且还是一种强大的教化力量。蒙田生活在更早的年代，他不会理解这一还不太现实的希望。作为贵族，他认为西班牙人仅仅“为了珍珠和胡椒买卖”而把一个美丽的国家搞乱套是十足可怕的。[16]

对蒙田来说，只有纯粹贵族式的英勇，亦即将勇气作为生活风格，才配得上赞美，才能主张高贵的地位。英勇是残忍的对立面，残忍只是怯懦的表现，而英勇则表现得恢宏大度。然而我们必须注意到，英勇似乎常常使人变得冷漠，因为它的目的是自我完善，是满足英雄主义的自我形象。英勇可能变成极端的个人主义。在军事语境中，蒙田有时会把英勇看作勇者之间的同伴情谊，他赞美这种英勇，因为他珍视同侪的陪伴。但他只有在忽视下面这点时才会赞美英勇：勇者们聚到一起是为了作战。他本人鄙夷战争。“战争，”他写道，“证明了我们的愚蠢和不完美。”[17]人们的高贵、友谊和勇气大量出现在最残暴的行动之中，蒙田对此困惑不已，而他既不是第一个，也不是最后一个困惑于此的人。蒙田不仅憎恶战争，更异乎寻常的是，他也不赞美胜利者。对他来说，能够赢得战争完全只是因为命运女神（Fortune）[18]垂青。蒙田不像马基雅维利，他不认为命运女神是一个可以被坚定、好斗的君主粗暴对待的女子。蒙田认为命运女神是不可控制、无法预见的情况的总和。亚历山大大帝和尤里乌斯·恺撒只是命好罢了。总而言之，征服者的一切功绩都被剥夺了。他们的胜利并非源于自己的努力或优异品格。只有受害者才能变得刚毅坚韧，因为命运女神显然已经抛弃了他们。荣耀的魅力烟消云散。真正重要的是忍受失败的人有多勇敢。在这方面，视残忍为首恶也许会使人走向英勇地自我毁灭的思想。事实上，苏格拉底正因其庄严高贵的自杀行为而成了蒙田的理想典范，相比之下，加图（Cato）造作卖弄的举动在他看来就要差得远了。

无疑，像蒙田这样将战败者理想化的做法也有令人不安的地方。战败者同样是命运女神的小卒，并不比受命运垂青者好多少。他们只是失败者而已。不过，对战败者的过度喜爱是一种方法，凭借这种方法，我们可以逃离厌世情绪，找到一种不同于启示宗教的，既不让人狂热也不使人残忍的精神气质。作为对奴隶或受害者式生活的轻蔑拒斥，英勇也许可以成为离群索居与潜在的自杀的救治方法。英勇也是一种不带攻击性的骄傲。但这么想对受害者也许不公平。他们正在被用作我们增强自我认肯、控制自己的恐惧的工具，而这种做法是违背真实情况的。他们被迫服务于旁观他们的人。谁真的知道，如何看待受害者才是最合适的呢？任何人都有可能成为受害者，因此他们只不过是所有人的恰当代表而已。我们都可能成为受害者：受害（victimhood）并不是一种品质。再者，我们能为那些被杀害而非仅仅是被伤害的受害者做些什么呢，我们能对他们做些什么呢？虽然我们有如此多的机会、如此充裕的时间来考虑受害者，但事实上我们并不比蒙田和孟德斯鸠做得更好一些。受害可能已经成为政治思想中一个无法回避的范畴，但它依然是一个难对付的概念。我们甚至经常都不确定谁才是受害者。施虐者也许曾经遭受冤屈或被剥夺，这种人也是受害者吗？我们是否都是自己环境的受害者？我们是不是随时都可以被划分为受害者和施害者？也许，并不是所有人都在一出相互残忍、永无止境的戏剧中交换彼此的角色？这些问题关乎责任、历史、人格独立，以及公共自由和每一种心性，当我们开始考虑受害者时，上述问题中的每一个都会萦绕在我们的心头。我们这个时代发生了大屠杀，因此这些问题对我们的纠缠尤为强烈。我们也不得不采取一些蒙田和孟德斯鸠曾采用的权宜之计，以免陷入彻底的颓丧。

然而，晚近发生的大屠杀实在是骇人听闻，因此标榜少部分英雄人物，同时忽略沉默的大多数，这种做法变得更为困难了。遗忘大多数人的做法美化了过去，从而篡改了幸存者的经历。这些受害者和我们一样，都是些普通人，但遭受了异乎寻常的残忍伤害。我们该怎样看待他们？使他们变得有用的一种方式是咒骂式地回想他们：为什么犹太人就像绵羊一样死去呢？这种说法实在是一种令人震惊且错误的指控。这还不如问：为什么无论如何都会存在受害者呢？这当然不是真的在发问，而是在试图引发一种必要的反应：“（使人受害的现象）再也不要发生了！”然而——正如布鲁诺·贝特尔海姆（Bruno Bettelheim）提醒我们的——将这些人理解为麻木的野兽是完全不能接受的。[19]对他们的亲朋好友来说，这种做法是无法容忍的侮辱，表现了一种盲目的、纠缠于过往的怨恨。一旦犹太人被关入集中营，就只有外来势力才能拯救他们，而当时并没有谁来救他们。尽管如此，贝特尔海姆依然责备那些个人与群体没有竭尽所能给纳粹制造麻烦。给纳粹制造麻烦也许可以拯救一些人的生命。他之所以对受害者作出这样的指控，是因为他不想免除他们的所有责任。免除他们的一切责任就意味着不拿他们当人看，意味着把他们当作没有意志或智力的存在物。只要他们还活着，他们就负有责任，如果否认这点，或忽视他们的错误，而只谈论那些有过英雄举动的人，那么无论对逝者还是幸存者都不公平。如果认为受害者无所谓有没有尽到本分，那就意味着他们不是人，人们也就可以把他们称为绵羊了。不像贝特尔海姆那样责备受害者确实存在贬低受害者的嫌疑，但如果对受害者提出比贝特尔海姆更高的要求，那绝对是大错特错。归根到底，犯下罪恶的是施虐者和迫害者，而非受害者。因为他们自己的痛苦遭遇而责备受害者只是将自己疏离于受害者的简便方式。责备受害者和将受害者理想化殊途同归——充其量是多此一举，这种做法也许只表明了直面残忍是多么困难。

然而，将政治受害者理想化不仅显得愚蠢，而且十足危险。政治折磨和不正义行为的受害者往往不见得比迫害他们的施虐者更好，这就是政治世界的现实，受害者只是在等待和施虐者互换位置而已。对于视残忍为首恶的人来说，只要受害者也想成为施虐者，那么眼下谁是受害者、谁是施虐者自然都无关紧要。受害者是得体的绅士还是纯粹的恶棍也完全不重要。没有谁应该遭受骇人听闻的残忍处置。尽管如此，即使不这样做会使我们变得厌世，我们也绝不能假装遭受迫害的经历会使人以某种方式获得提升，这么做的代价太过巨大，我们无法承受。如果我们忘了任何人都可能成为受害者这一事实，如果我们容许对折磨的憎恨或对伤痛的怜悯蒙蔽我们的头脑，那么我们对当前受害者的过高评价不知不觉间就会助来日的施虐者一臂之力。人们很容易把所有受害者都想成是一样的清白无辜，因为根据定义，不可能存在自愿的受害者。但这种想法也许会助长不断转换角色的施虐者和受害者之间残忍且无穷无尽的冤冤相报。

看似不合情理，但事实上这种方案（即通过理想化受害者来逃离厌世情绪）有一种严肃的哲学证成。让—保罗·萨特在其早期著作中将这种情形看作是人类的真实处境。他从这样一个不容置疑的事实出发，即受害者是由施虐者创造出来的。据此来看，犹太人完全是反犹主义的创造物。[20]当然，这并不是一种历史说明，而是对在特定时期作为受害者的犹太人（确切说来是1946年的犹太人，但自那以来已经有了更多犹太人受害者）的定义。我们可以注意下，萨特把一位反犹者说成是“怯懦的不满者”，他“想要变得令人恐惧”。他将自己的成见强加给犹太人，于是犹太人被自己的社会定位限制住了，认为自己没有选择的余地，仅有的选择空间就是或者逃离现实，或者接受自己作为犹太人的事实，并真心实意地扮演受害者的角色。正如萨特注意到的，这种做法剥夺了勇气和其他更多的东西。事实上，萨特似乎返回了蒙田和整个斯多葛传统，后者将英勇视为至高的美德、受害者的荣耀——其实就是他们对苦难遭遇和怯懦的施虐者所取得的道德胜利。受害者的勇气无法帮他逃脱厄运，但他可以通过勇敢地主张自己的价值——在我们眼下的讨论中是作为犹太人的价值，在另一个时代则可能是作为印第安勇士的价值——而在这种处境中改造自身。类似地，奴隶也可以通过反叛或自杀来战胜主人。作为英雄的受害者象征着即使在枷锁之下依然拥有普遍人类自由的可能性。

然而，萨特和蒙田对受害的看法极为不同。萨特相信未来会有所改观。虽然萨特笔下的犹太人孤立无援，但他最终会被一场消灭所有阶级的战争所解放。对于此类观点，蒙田闻所未闻；他跟马基雅维利是同一批历史学家的读者，都分享了这样一种古典观念，即所有的国家都会经历兴起、腐败和最终的消亡这样几个阶段。与马基雅维利不同的是，他并不建议人们通过支配命运女神来干预这种循环。像所有那些以某种方式依靠历史力量的事业一样，马基雅维利反抗国家兴衰规律的计划也带有无比残忍的特点。蒙田认为此类图谋不仅残忍，而且徒劳无功。命运女神会限制我们的狂热，而非鼓励我们。当宗教机构要求蒙田删除所有提及命运女神的内容时，他选择了拒绝。[21]然而，萨特笔下的受害者被历史的力量压垮了，后者就像马基雅维利笔下的命运女神一样逼迫人。萨特笔下犹太人的消极勇气只是一种当下的必然（a present necessity）。蒙田笔下的印第安受害者必须成为不朽的道德丰碑或英雄个体，但萨特笔下的犹太人和其他所有受害者无意如此。位于历史终点的希望其实可以缓解这种甚至连蒙田笔下最深重的厌世也难以企及的厌世。特别是，如果人们知道通往解放之路一眼望不到头，且充斥着无休无止的残忍，那么这种希望也无非是一种严峻的希望。

当我们不再仅仅盯着反犹者和犹太人看时，萨特的黑暗图景将变得更为深重。反犹者和犹太人只是人类普遍认识处境的例子而已。我们都是受害者和施害者，因为我们将其他人视作被观察的客体；我们都把其他人看成是物。有些人为了逃离这种令人不安的屈从状态而变成了施虐狂。他们变成了自己所唤起的恐惧。他们逼迫别人将自己看作是残忍之人，他们也这么看待自身。反犹者只是这种自我逃避策略的一个极端例子而已。无论你是受害者还是施害者，通过这种方法都无法真正摆脱受害者和施害者、奴隶和主人的身份。施虐狂恰恰无法忍受这种局限性和可能性所带来的双重负担。本真个体间更为诚实的关系将会表现为相互之间的完全冷漠，因为我们都是他人的阻碍。如果没有友谊，蒙田或许已经走向了这样一种厌世的自我主义。在萨特那里，从阶级斗争学说中引入的行动理论减轻了这种个人主义。虽然事实上对于作为个体的其他人来说，我们是极度虚无的（less than nothing），但我们必须在不同阶级间进行历史性的选择。在这些阶级中，如今只有两个阶级——受害者和压迫者——可以被轻易地理解为这种意义上的阶级。人们或者支持一方，或者支持另一方，除此之外没有选择。我们无法逃离这种二元的摩尼教式处境：不是支持就是反对。在这一斗争中，任何做法都可以被允许。如果受害者不想继续沦为受他人决定的个体，陷入犹太人与反犹者、奴隶与主人那样的关系，那么他只能通过暴力来维护自尊。作为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阶级，受害者必须学着以残忍之道扮演自己的角色。这是否意味着逃离了我们作为个人所必然陷入的恶心、冷漠和厌世呢？可能是这样。充其量，在阶级统治的历史终结之后，我们能够以轻视彼此的态度和平地生活。[22]尽管如此，革命的怒火却是对人之残忍的回应，即使这是一种自我毁灭的空想。这是一种“以残忍的方式厌恶残忍”的做法，但却与蒙田的方式极为不同，而正是蒙田创造了“以残忍的方式厌恶残忍”这一说法。如今那些声称要以残忍的方式厌恶残忍的人其实是在以马基雅维利的风格行事，他们相信即使是为了终止残忍，残忍本身也是有效的方式。这种观点以及萨特的观点的优点在于，它们坚定不移地关注私人与公共生活中的施虐者和加害者。任何一个认真对待残忍的人都不能忘记这些人。但像蒙田一样，我们不应接受那种意识形态的歪曲，那种歪曲很容易使人陷入狂热的残忍。尽管如此，这种现象依然是非同寻常的：连最为坚定的不合群者都会轻易地因为厌世而对狂暴的集体公共行动顶礼膜拜。这就是意识形态的所作所为，和命运女神与必要性在过去所发挥的作用一样，如今是意识形态在为每一种政治性残忍提供借口。

意识形态要在任何给定的场合确定受害者和施害者，这是它的一项工作。意识形态的“客户”为了获得即时指导而遵从于它。与此相反，有些人没有选择放弃自己的判断，他们直面最具毁灭性的不确定性。在纳丁·戈迪默（Nadine Gordimer）的《伯格的女儿》（Burger’s Daughter）中，有一幕场景令人难以忘怀：罗莎遇到了一个黑人醉鬼，他正在殴打一头痛苦呻吟的驴。罗莎没有去阻止他，因为在她眼里，这个醉鬼才是真正的受害者。他是“黑人，又穷又粗野”，作为一个南非白人，她“对他负有责任，要为他负责”，正如他对那头驴负有责任一样。罗莎·伯格不是那种关心动物甚于黑人的女子。尽管如此，在那条高举起来对驴进行残忍殴打的手臂上，她看到了古往今来的每一个施虐者。就在那一刻，她认定再也不能留在自己国家了。这并非出于集体犯罪的假设，虽然乍看上去似乎是这样。罗莎难以确定残忍和政治压迫何者才是首恶。如果受害者是个女人或者小孩，她还会不会走？根据她自己的原则，她同样要抛弃他们。相反，如果她视残忍为首恶，那么她会承认正在受苦受难的存在物是首要的受害者，无论受害者是驴还是女人或小孩，她都会去干涉。但是既然她把政治压迫视为首恶，那么对她来说，认为政治压迫造成的伤害比肉体残忍带来的伤害更深重就很合乎逻辑了，拒绝向白人警察报警也是理所当然的了。在这两种恶之间进行选择实在太难，罗莎再也忍受不了了。她最终回到了南非，她这么做的理由是忠诚和勇气，这种理由使她成为了古典悲剧的主角。虽然她常常自谦，但我们还是可以发现她品格优异，尤其是她并没有假装认为任何一个决定都将是很好理解的或无可指摘的。视残忍为首恶也许可以帮助我们在任何时候判断谁是受害者，但在进行这种判断时，依然存在非常实际的疑惑和不确定性，意识形态则轻易打发了这类疑惑和不确定性。拥有标准并不会使我们再无疑惑；只有信仰可以让我们摆脱疑惑，但我们将因此付出巨大的智识和道德代价。

尽管我们拥有宝贵的历史经验，但我们依然不知道应该如何看待沦为受害者这种状态。我们无论说什么都可能被认为是不公平、自私、愚蠢、不真实、自欺、自相矛盾或危险的。也许，对于受害最好的智识回应就是写一部受害者和施害者的历史，尽最大的可能保证其真实性和准确性。这很可能就是最有用、最经得起考验的成果了。但无论历史作品对证据有多么细致的关注，无论它展现了多么好的鉴别力，它也不可能告诉我们应该如何看待受害状态。视残忍为首恶只是激励我们去从事这项工作，它并不能使我们摆脱犹豫不决、疑虑重重的状态。我们该如何着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