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学术史重构与“复古”的新文化运动

在学术思想上章太炎也体现了以复古为革命的清季思想革命特点。在中国学术史、中国思想史上，章太炎批判汉代董仲舒以来儒学中心的中国学术思想传统叙述架构，而高扬更为古老的先秦诸子学，并认为儒家虽尤为重要，但也只是诸子学中重要的一员，而非唯一，由此为被压抑千年的诸子学之复兴而振臂一呼。诸子学的复兴很大程度上来源于汉学演化的内在逻辑，尤其源于17世纪与18世纪儒学对宋明理学经典阐释的批判⁵（正因为如此，荀子热在江户日本出现，正是批判幕府官方儒学之宋学的结果，而且，江户日本的荀子热远早于乾隆嘉庆年间的荀学热⁶）。对于偏向汉学的章太炎来说，振兴诸子学，也是甚为自然的。

章太炎复古的新文化运动，也最大限度地调动起先秦诸子学的资源，尤其是荀子、庄子的哲学资源，也是作为诸子之一的儒学走向现代过程中的重要人物。有关这一点，章太炎以及刊行于上海的《国粹学报》，正是晚清诸子学运动最为重要的存在。晚清诸子学的重构正与中国士人对西学的融会贯通直接相关。这一性质，一如《国粹学报》第一年乙巳第九号《社说》（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所言:“诸子之书，其所含义理，于西人心理、伦理学、社会、历史、政法、一切声光化电之学，无所不包，任举一端，皆有冥合之处，互观参考，而所得良多。故治西学者，无不兼治诸子之学。”⁷章太炎亦尝言：“原来我国底诸子学，就是西洋底所谓哲学。”⁸章太炎所代表的晚清诸子学复兴运动，也与消化、融合西学关系密切，正是在此意义上该运动成为晚清复古的新文化运动的重要构成。

中国的目录学，有别于西方的图书馆学，是一种独具特色的有关学术史梳理的学问领域，旨在“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清代章学诚［1738—1801］《校雠通义·自序》⁹）。在目录学思想上，章太炎亦存复古之见，反对经史子集四部分类这一“现代”分类，主张复汉代刘向、刘歆父子之《七略》。班固《汉书·楚元王传》中誉刘向曰：“《七略》剖判艺文，总百家之绪。”¹⁰《汉书·艺文志》中言及刘向卒，子刘歆承父业曰：“歆于是总群书而奏其《七略》，故有《辑略》，有《六艺略》，有《诸子略》，有《诗赋略》，有《兵书略》，有《术数略》，有《方技略》。”《七略》之后，西晋时期，秘书监荀勖［xù］（？—289）承魏秘书郎郑默（213—280）《中经》，编纂国家藏书目录《中经新簿》。《中经新簿》将图书分为甲乙丙丁四部。此为四部分类之始（就此《隋书·经籍志》有详述¹¹）。至隋文帝之时，官修目录发达，¹²如《开皇四年四部目录》，再至唐初修《隋书·经籍志》时，此一甲乙丙丁之四部为经史子集四部所替代。乾隆三十七年旨开四库书馆，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开始编纂《四库全书》，历时九年成书。而经史子集四部在四库中得到空前强化。余嘉锡先生（1884—1955）指出，章学诚曰“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由此言之，则目录学者，学术之史也”¹³。章太炎承接此一学术史梳理之目录学源流，而主张广义的目录学（校雠学）。

章太炎对四部的批判，频频见于其《国故论衡》（1910年）中的《明解故》。比如章太炎说：

自隋以降，书府失其守，校雠之事，职诸世儒。其间若颜师古定五经、宋祁、曾巩理其书籍，足以审定疑文，令民不惑，斯所谓上选者。然于目录，徒能部次甲乙，略记梗概，其去二鐂（刘）之风远矣。¹⁴

在此，章太炎批判了隋唐以后与刘歆迥异的“徒能部次甲乙，略记梗概”的狭义目录学（校雠学），但止于审定疑文。章太炎《国故论衡·原经》也多从校雠角度谈论学术史：

经与史自为部，始晋荀勖为《中经簿》，以甲乙丙丁差次，非旧法。《七略》《太史公书》在《春秋》家。其后东观、仁寿阁诸校书者，若班固、傅毅之伦未有变革，讫汉世依以第录。见《隋志》。虽今文诸大师，未有经史异部之录也。今以《春秋经》不为史，自俗儒言之即可。鐂（刘）逢禄、王闿运、皮锡瑞之徒，方将规摹皇汉，高世比德于十四博士，而局促于荀勖之见。荀勖分四部，本已凌杂，丙部录《史记》，又以《皇览》与之同次，无友纪，不足以法。（庞俊注：高世，高超卓绝，超越世俗；比德，私相比附也。）¹⁵

《太史公书》在四部分类中入史部，在汉代《七略》分类中却归入《春秋》，《国语》等史籍亦入《春秋》，而《春秋》入六艺略。以上引文中章太炎批判了四部之文史异部。他所提及的傅毅（?—约90）为东汉辞赋家，与班固共校典籍。而东观乃东汉宫廷中贮藏档案、典籍和从事校书、著述之所。在此章太炎不仅反对四部，也批判今文经学，两个批判不可二分，上文中章太炎驳斥刘逢禄、王闿运、皮锡瑞等今文学派“局促于荀勖之见”亦可见此。章太炎尤其强调：连汉代今文派经师皆经史不二分，清代以后的今文派为何又强分？章太炎此处意在力抵清代直至清末康有为等今文派。清代今文派视六经非史，经史相对，并且视孔子为六经作者，自然排斥《七略》。因《七略》以历史为中心、为根本的框架，与今文派之微言大义、视《春秋》为后世制法之类的观点格格不入。如章太炎所言，刘逢禄（1776—1829，申受）、王闿运（1832—1916）、皮锡瑞（1850—1908）等今文学家遵循荀勖的经史子集四部分类，则经、史异部。在此意义上，《七略》本自古文派之说，四部偏于今文派之见。章太炎视六经为史，事实上是清末民初传统经学的终结者，是变经学为广义的史学者。这与其目录学（校雠学）见解不无关系。笔者强调目录学的复古思想与新文化运动的关联，也是在此意义上。缘此，章太炎的复古的新文化要得以实现，必以批判传统为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