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莫悲兮生别离”
少年丧母,中年丧偶,老年丧子,此三事,是为人生大不幸。陈布雷16岁丧母,25岁丧父,都算得上是人生至哀至痛之事。岂料在陈布雷30岁时,爱妻杨宏农亦不幸病逝。以陈布雷的追求来说,最为看重的,就是人伦之间的亲情。十数年间,身边最亲近的几个亲人,一个个地亡故。人生三大不幸,以陈布雷一人,就独占其二。陈布雷的哀痛之深,实在是无可名状。
中国人有句老话,叫做入土为安。偏偏自先考与先妣入土开始,家中就没有安过,新的丧事可谓接踵而来。先是性格宽厚、气质酷似父亲的三姐,于1917年过世,接着是继母罗氏因肺病于1918年11月乘鹤西去。这时,罗氏所生的三子一女,最大的12岁,最小的才4岁多,陈布雷感到压在肩上的这副担子实在是太重了,大有不胜负荷之状。
以陈布雷这个时候的心境,真可以说是“天无涯兮地无边,我心愁兮亦复然”,晦气到家了。到了这一步,陈布雷只剩下最后一个精神支柱,这就是秀丽贤淑、冷暖知心的爱妻杨宏农。陈布雷于1909年完婚,与杨氏事志相得,心意相通,出入十载,爱深情长,确是一对恩爱夫妻。许多时候,陈布雷哀痛莫名,不能自拔,因有杨氏的软语温存,百般化解,从而得以解脱,这是陈布雷深为感激的。特别是自父母和继母去世后,杨宏农简直成了陈布雷的最后一处“精神避难所”。
老百姓有句丧气话,叫做“恩爱夫妻不到头”。这种民间俚语,说不上有多少道理,但生活中的这类实例,的确不少,偏偏陈布雷与杨宏农也算是其中一对。自1914年杨氏生长子迟之后,先后于1915年生次子过,于1916年生三子适,于1918年生长女琇。五年之中,连得四子(女),陈布雷喜则喜矣,然杨氏因生育太频,气血亏竭,面色已呈浮肿之相。加之这几年陈家又是多事之秋,杨氏既要相夫,又要教子,用力太过,身心两亏,以至常有心悸力竭之感,这已是不祥之兆了。
1919年,杨氏再怀次女陈琏,病势日甚。随着临产期日益临近,杨氏心中已有不祥预感。夏初之夜,杨氏做一噩梦,梦见三姐入棺之时,自己与众人哭送,忽见三姐棺旁又有一新棺,上写一“杨”字。梦醒,杨氏满怀忧戚之色,对陈布雷述以梦中经过,继而含泪说:“我恐怕不能再作君之永久伴侣矣!”陈布雷心中一惊,当即正色劝慰说:“梦境无稽,不足信也。你好好将养,是不妨事的。”陈布雷说是这样说了,只是杨氏心中有数,心境终不能坦然,也就于暗中替自己准备了寿衣寿鞋。
9月初,杨氏生女陈琏,初因失血过多而晕厥,数十分钟后始苏醒。陈布雷情不自堪地说:“宏农,你好好将养,如有不测,我也活不下去了。”六七日后,杨氏体温渐高,右手右脚,均感麻木,舌头亦逐渐僵硬,吐语艰难,发音艰涩,往往音义错乱,所言非所意,视“镜”而谓之“刀”,以其光泽相似;称“尺”而谓之“秤”,以其用途相似。陈布雷见此情景,痛心泣血,忧心如焚,连换三个医生诊治,然病情均无起色。
9月22日,杨氏气喘吁吁,声若游丝,情势更危,陈布雷见状,急欲再请医延治。杨氏身心两竭,自知不起,招陈布雷到身边,勉力摇头,示其已不可救。接着,杨氏拉过陈布雷的手,一声喃喃自语:“难过”,随即气绝。此时,杨氏所生三子二女,最大的6岁,最小的尚未满月。
丧亲之痛,一之为甚,不可再,不可三。在连续经历了丧母、丧父、再丧继母之痛,又加失弟、失姐之苦的陈布雷,早已像一只饱受惊恐的麋鹿,被一根“痛苦”的鞭子赶到一处悬崖之上,踯躅徘徊,进退失据,真是其恨也多,其鸣也哀,心理与精神的重压,都处于不胜负荷之中。然而,倏忽之间,在毫无心理准备的情况下,陈布雷又要再一次面临丧偶之痛,这个打击,实在是太残酷了。所谓晴天霹雳,所谓雪上加霜,都不足以形容陈布雷此时的痛苦。事实上,这个打击,使陈布雷的心理顿时陷入一片空白,神经顿处一片迷乱之中。
兔子急了也会咬人,先前读到这个民间俗语,好像不过是一句空话,现在却应验了。陈布雷本是个心慈面软、性格温和的文弱书生,因无力承受及无法排解的丧妻之痛,他心中溢满了悲愤,神情变得凶猛而可怖,精神恍惚之间,看到襁褓中的女儿,一下子发了疯似的扑上去,歇斯底里地提起嗷嗷待哺的婴儿,就要往痰盂里塞,决意将这个心目中的“孽障”溺死。
在“残暴”的父亲面前,婴儿固然是处在不堪一击的境地,但为了求生,亦自有绝招,这就是将自己的哭声通过变异的方式,向其他亲人发出寻求救助的信号。陈布雷的岳母听到婴儿哭声异常,“SOS”!情况不妙,老人急忙冲进内室。陈布雷见状,惊慌失措之下,当即冲向窗前,怒不可遏地将孩子从窗口抛了出去。所幸孩子命大,楼下恰有一层篾棚,将孩子凌空托住,小生命终于安然无恙。老人见陈布雷精神已经失常,决难照顾孩子,于是将孩子带到自己身边,并取名“怜儿”,以志其身世可怜之意。直至上学时,陈布雷始依据谐音,改名“陈琏”。
杨宏农死后,陈布雷将其葬在先妣柳氏原先的墓地,并写了一篇长文祭奠。
失去了善良的母亲,失去了慈祥的父亲,失去了贤淑的妻子,亦失去了自己深爱的三弟和深爱自己的三姐,在人伦亲情中,几乎失去了一切最美好的东西,陈布雷反而有了一种一切希望都归于破灭之后的平静,唐人孟云卿在《古乐府挽歌》中曾有“至哀反无泪”的诗句,大意是说:人到了哀伤过度的境地,往往因无哀可伤,而无泪可流了,哀极则不伤,恨极则不怒,此之谓也。
在心理上与精神上的伤口稍稍得到平复后,陈布雷开始冷静地考虑自己今后的人生历程了。陈布雷的第一个念头,就是希望能重新将自己融入社会,置身于同学师友之中,从而摆脱父亡妻故给自己带来的沉重的心理压力。于是,陈布雷将家庭及宗族事务作了一番简要安排:幼女陈琏,年纪最小,已由岳母照料,可以放心;长女陈琇,托小舅母照顾,一并将家事托付,亦可以放心了;长子迟,次子过,三子适,送宁波儿童公育社寄养。该社本是陈布雷于数月前与友人共同创办,内设识字、游戏等科目,并负责膳食,实际上也就是一所全托幼儿园。至于宗族公益事务,陈布雷决定托付给父执辈的族人陈锡卿代管。
诸事安排妥当,陈布雷于1920年初,匹马单枪,重新来到宁波效实中学任教,课余则兼任《四明日报》撰述。当教书先生,做新闻记者,这两项职业都是陈布雷所深深眷恋和热爱的,现在有了重新温习的机会,自有一种来之不易的感慨和激动。从此,陈布雷上午在效实中学授课,下午则到报社撰述短评一二则,好在两项都是熟门熟路,并不感到吃力。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生活终于翻开了新的一页,日子重新变得平静而充实,昔日的忧伤和痛苦,也开始在这种平淡的日子里渐渐逝去。只是,与六年前相比,陈布雷变得更为老成、多愁、善感了。
从《天铎报》时期的“谈鄂十篇”,到父故之后的“‘六’年无改于父之道”,陈布雷以“忠孝节悌”四个字完成了人生的框架结构,从而向“当代完人”迈出了第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