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返“江湖”

据说，台湾武侠小说高手古龙先生有句名言，叫做“人在江湖，身不由己”。予识也浅，不敢肯定这句名言是否古龙先生首创。但是，不管怎样，以陈布雷来说，如果不是他第二次重返“江湖”，如何会出现晚年“身不由己”的局面。然而，这只是讲到了问题的一个方面；问题的另一个方面是：作为一个极具忧患意识的儒家知识分子，陈布雷似乎天生就具有一种强烈的使命感，这种人，你要他息隐江湖，其实也难。因此，陈布雷的重返“江湖”，本是其个性使然，也是其文化人格使然，决非一时的环境或家庭变故所能改变。从这个意义上看，也可以说是重返“江湖”、身不由己吧。

陈布雷息隐六年之后重返“江湖”，很快引起外界的注意。新闻界素来敏感，第一个捷足先登的是《四明日报》。《四明日报》是个地区性的小报，在陈布雷来说，只是当初，借一块版面，恢复一下笔力和感觉而已。即便如此，陈布雷在《四明日报》上发表的那些“随感录”，也是哄传杭甬，备受浙人喜爱。他的恩师冯君木就是忠实的读者之一，并称许说：“随笔之笔墨与思想，均不多见。看来汝之性情文字在于政论，不擅作诗文也。”先前冯君木是极力鼓动他学习做诗的，现在也开始改变观念了。优秀的诗人需要有激情勃发、洒脱豪放的气质，这与陈布雷的个性特点是不相宜的。而陈布雷的擅长之处是：强烈的使命感与忧患意识，深刻敏锐的政治洞察力，缜密严谨的逻辑思维与雄浑遒劲的笔力，这正是一个政论家所必须具备的特点。到此时为止，陈布雷之成为一个优秀的政论家，所缺者已经不是实力，唯时机耳！

陈布雷很快成为商务印书馆的猎物。在中国，商务印书馆是一家老资格的文化出版机构，实力和名声都是一流的。1920年6月，陈布雷受商务印书馆之聘，赴上海出任《韦氏大学字典》编译之职，参与编译英、汉双解字典的工作。这种工作，枯涩繁重，要求苛刻，编译者不但需要有高深的英、汉语言文字功力，而且需要有耐得寂寞的板凳功夫，这在陈布雷来说，都不算是难事。陈布雷每天入所工作七小时，恳恳为之，甚至还能在每天的编译之余，阅读一些哲学及时事书籍以自娱，也常与杭甬之间的同学好友通信论学，评点政事。对于编译，陈布雷自能找到一种心理平衡，心理上不能平衡的，是编译待遇的悬殊问题。

当时，商务印书馆为保证英汉双解《韦氏大学字典》的编译质量，广邀国内高手加盟，实力颇为雄厚。但在任职待遇方面，不问实际水平，也不问编译能力，完全以学历划线，“一票否决制”。比如，凡是留学欧美的，均可享受一等“公民待遇”，月薪可达200元以上；留学日本的等而次之，月薪降到150元以下；国内大学毕业的，只能是“第三等级”，月薪跌到90元以内。在同一等级内部，又有不同档次。比如，如果是美国哈佛大学的毕业生，又当过国内大学教授，月薪高达250元，是为商务之冠；虽为留学欧美的博士，但没有国内大学教授的任职资历，月薪就要打一个折扣；都是留学日本的高才生，出身帝国大学的比明治大学的月薪要高出20元；都是出身日本帝大，当过国内大学教授的比没有当过的，月薪又要高出30元。都是国内大学的毕业生，出身同济大学及东吴大学的，月薪可以拿到90元，而北大毕业的，则只有60元，这些人可以说是处于商务印书馆的底层了。

如此三等九级，苦就苦了个陈布雷。陈既未出洋一步，亦未当过大学教授，甚至连国内大学的一张毕业文凭，也没能混到手，到了“万般皆下品，唯有‘学历’高”的商务馆，简直就是一个“等外品”，一下子被打入“零册”。商务不唯在月薪上按学历划线，壁垒森严，其他方面亦复如此。就是一张写字台，因学历高低，也要分一分大小，哈佛大学出身的“骄子”，就可以弄一张“老板桌”坐坐；北大出来的“阿乡”，只能搬一张简陋的三抽桌对付一下。至于陈布雷，可以说还没有入流，也就诸事讲究不得了。可以想见，如此鲜明的级别落差，给陈布雷的心理带来的那种失衡感，一定是十分强烈的。陈布雷在商务馆，前后只干了一年时间，就匆匆离去，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重要原因。

此外，经济上的入不敷出，也是陈布雷离开商务馆的另一个原因。当时，陈布雷经济上面临着沉重的负担，既要教养六个弟妹，还要抚养五个子女，一家十几口人，要吃，要穿，要上学，要开销，这使陈布雷第一次意识到“孔方兄”是那么可爱，也是那么重要，而商务馆给他的待遇又是如此之低，没有办法，只得另谋生财之道。他一方面先找了一份兼差，在通商银行兼文书主任职，另得月薪70元，聊补商务之不足；另一方面，则考虑重新谋一份薪水较优的职业，以解决面临的“财政”困难。

1921年7月，陈布雷辞去商务馆的编译之职，“跳槽”到中易信托公司，任筹备处文书主任。中易信托公司分信托、银行两部，而以证券买卖为主业。以陈布雷的性情，本不愿进入商界，之所以作出这样一个选择，完全是出于经济考虑。当时，上海证券业方兴未艾，因投机证券业或炒股，而于一夜之间狂富者不乏其人。这个阶段，蒋介石、张静江、戴季陶、陈果夫等“恒泰帮”兄弟，都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翻云覆雨，大捞钞票。陈布雷很可能是受了这个“炒股风”的影响，在进入中易伊始，一出手，毫不犹豫地认购了“神州”及“中商”公司股票，计二百数十股。其如意算盘是：于获利之后，作为兄弟及子女的教养婚嫁之资。

可是，陈布雷的运气实在是坏透了，入市未及一年，恰遇上海证券业发生“信交”风潮，股价一路狂泻，中易信托公司因亏损甚巨，亦只得停业清算。陈布雷所购神州公司及中国商业公司股票，一下子被“套牢”，几成一堆废纸，个人经济濒于破产，总计欠款达8000金之巨，这对于陈布雷来说，不啻是一个天文数字。为了清偿债务，陈布雷先将记在自己名下的田产拨出10亩出售，得2600金；次是约集诸好友成立了一个互助会性质的钱会，大家凑份子，共得5000金，由陈布雷分十年偿还。经多方筹措，陈布雷才将欠款还清。

加盟中易，入市炒作，在陈布雷的想法，本想乘着上海证券业方兴未艾的潮头，捞它一票，发一笔“意中”之财。岂知因循坐误，损失惨重，弄得连老本也搭了进去。甬人素有经商传统，自晚清以来，可谓富商大贾辈出。陈布雷本人亦出身于商人之家，从小耳濡目染，潜移默化，虽未做过买卖，但生意人的门槛多少也懂得一点，无非是“千做万做，蚀本不做”。陈布雷自然也知道，要做一个成功的商人，殊属不易，但也未想到凶险有如此之大。陈布雷这一次出师失利，不但造成巨大损失，认为：“先君遗产，耗损至此，对诸弟妹无以交代”；而且彻底摧毁了他的从商信念，从此视商界为畏途，终身不再轻言“下海”。

中易结束后，陈布雷再入商务，出任交通科第二股股长，主要负责广告编撰及出版图书提要审查等，月薪120元，这也就算是相当的照顾了。1923年6月，因受修能学社社长冯君木之邀，陈布雷再辞商务职，入修能学社教授国文，每日下午授课四小时，月薪90元。其后，陈布雷经不住中国通商银行总经理傅筱庵多次敦请，遂再辞修能教职，入中国通商银行任文书员，月薪70两白银。

在加盟中易期间，经好友介绍，陈布雷续娶镇海王允默女士为妻。婚礼在宁波举行，次日归官桥祭祖，第三日便乘轮赴沪，移住上海卡德路广安里新居。年底，宁波儿童公育社结束，迟、过、适三子均来沪依继母生活。一度破碎的家庭，得以重组，陈布雷创痛巨深的身心得以稍慰。

事实上，自重返江湖之后，陈布雷无论是任商务印书馆编译，还是任中易信托公司文书主任，抑或是出任修能学社国文教员，都只能算是他的“第一职业”，也就是陈布雷白天所做的工作。此外，陈布雷始终兼着一个“第二职业”，这就是上海《商报》编辑主任职。因这份职业只需在夜间工作，也就是现代人所说的“八小时以外”，与第一职业不发生冲突，故陈布雷一只脚下“海”，一只脚在“岸”，“八小时”内外，得以两全。

《商报》由赵林士资助，汤节之创办。陈屺怀与陈布雷兄弟，都是当年创办《天铎报》的主将，在广大读者中具有相当的“广告效应”，也可以说是一笔“无形资产”。汤节之办的是新闻事业，运用的却是商人手腕，故办报伊始，就约请陈屺怀任总稽核，陈布雷任编辑主任。在外人看来，这是汤节之对陈氏兄弟的信任。汤节之自己清楚，这是占了一个大便宜。《商报》于1921年1月24日正式刊出，其创刊宗旨是：“《商报》者商工业者所公有之报纸，由商工业者所经营之报纸，为商工业者利益而发刊之报纸。”并公布该报信条为：对于世界，代表本国之利益而发言；对于本国，代表人民之利益而发言；对于社会，代表商工业者而发言。以此可知，这是一个代表民族资产阶级利益的新闻工具。

《商报》时期，陈布雷仍以撰写评论为主，每周五篇，星期日另撰短评一则。思想尖锐，观点独到，文笔犀利，议论透彻，这是陈布雷的政论风格。其时，更有潘公展、潘更生等一班《商报》同仁鼎力相助，通力合作，不断革新版面，充实内容，使得《商报》很快在工商界站住了脚跟，并在青年学生及知识界也争取到了大量读者。

与十年前的《天铎报》时期相比，《商报》时期的陈布雷，在为人处世及政论风格方面都发生了明显变化。十年前，陈布雷20岁出头，初生牛犊，血气方刚，锋芒毕露，嫉恶如仇，很有点“革命不怕死，怕死不革命”的英雄气概。加之那个时候，陈布雷上有老父主持家政，下无子女拖累，真可谓“赤条条”来去无牵挂。从离开《天铎报》到进入《商报》，生活给陈布雷上了一堂人生的大课，使他懂得了人生的艰难和不幸，也使他懂得了做人最要紧的就是要瞻前顾后，锋芒内敛。从此，陈布雷老成持重，谨言慎行，简直就是如履薄冰。

即以社交活动来说，《天铎报》时期的陈布雷，可以说是性格开朗，待人热情，交际活跃，来者不拒。其时，半瓶老白酒，一碟酱牛肉，四五只水果，二三知己好友，便纵论天下大事，评点世界大势，古往今来，海阔天空，神侃胡聊，无不涉及，上海南京路第一行台旅馆前楼临街的那一间客房的灯光，常常由此而通宵达旦，彻夜光明。可是，到了《商报》时期，陈布雷不仅社交宴会很少出席；就是报社同仁之间，亦鲜有过从，以至十年前以《谈鄂》10篇哄传京沪的陈布雷，在重返新闻界以后，有很长一段时期，上海报业同行竟很少有人能说出《商报》编辑部系何人主笔。当时，上海《中华新报》由名笔张季鸾任总编辑，沈钧儒任主笔，故若论言论，《中华新报》与《商报》堪称对手。张季鸾对《商报》言论固然佩服，究竟出自何人之手，却是不甚了然。后经辗转打听，始知是陈布雷主笔。陈布雷后来特意到《中华新报》拜访这位名报人，张、陈从此订交。十数年后，两人同时成为蒋介石的高级幕僚与国策顾问，可谓殊途而同归了。

陈布雷的这个变化，既是人世沧桑的慷慨馈赠，也是自己在几度创痛之后的大彻大悟，并直接影响到他的政论风格。多少年后，他之能成为蒋介石的入幕之宾，并出任国民党的首席“军机大臣”，这与蒋介石欣赏他的这种锋芒内敛、藏而不露的政治个性及蕴含凝重、欲露还藏的政论风格是分不开的。

1923年，汤节之因经营证券交易破产，不得已将《商报》盘出，由中国通商银行总经理傅筱庵支持的李徵五接办。其后，李徵五也办不下去了，再次让渡为方椒伯接办，仍以傅筱庵为后台大老板。李与方都是浙江镇海人，与陈布雷同为宁波籍，与王允默为小同乡。有此一层关系，《商报》虽然数次易主，但陈布雷主笔之职，始终稳如泰山。陈布雷在《商报》供职，前后长达六年之久，在他一生中，这是从事新闻事业时间最长的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