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青年党阀

从师门杀起

据说，当年蒋介石离开上海到广东闯世界之前，“恒泰帮”的龙头老大张静江曾教给蒋介石一套操纵驾驭部属的权术，就是把一个权限交给不同的两个人，使之互不相下，彼此矛盾摩擦，然后一切取决于自己。

也可能是张静江颇为自信，他认为自己可以永远当蒋介石的龙头老大；也可能是张静江姑妄言之，并没有想到蒋介石将来会当上一国之王，并且会把这个权术用到他张静江的头上。总之，蒋是把张静江的这个经验之谈牢牢记住了的，而且用得十分娴熟。不但是蒋介石学会了他的这个权术，“恒泰帮”的另两个师弟戴季陶、陈果夫也都是运用这个权术的高手。戴季陶是国民党的理论家，他极善于从理论的高度加以概括，并且用十分形象幽默的语言加以表述，这就有了戴季陶那著名的“三个儿子”的哲学，这当然是后话了。至于陈果夫，则更是运用权术进行党内派系斗争的高手，在国民党大陆统治的后期，甚至蒋介石也感到有些应付不了，不得不用蛮力进行压制，这当然也是后话了。

不过，这样看来，早年的“恒泰帮”兄弟，一个个都是权变高手，这似乎是有定论的了。况且“兄弟”之间，为了一个“权”字，也不得不大打出手，这就是后来的“恒泰帮”不再有人提起的原因。而且，师门中第一个遭到同门相残的，恰恰就是当年教会师弟蒋介石、戴季陶与陈果夫等人如何运作权变的龙头老大张静江。

张静江祖籍安徽徽州，生于浙江吴兴。徽州是明清以来巨商大贾辈出之地，吴兴是近代江浙财团的发源地之一。张家恰是这两处商家福地中的佼佼者，为近代中国的财阀世家。由是，张静江与生俱来就已经成为经营丝、盐的浙江巨商，进而成为著名的江浙财团的领袖之一，其产业遍及江、浙、沪三省市，甚至伸向法国巴黎与美国纽约，仅从其父以银票十万两为张静江捐了一个二品道衔的大手笔来看，就可知其豪富，确是名不虚传。张静江参加革命，颇有传奇色彩。1902年5月，张以一等参赞身份，随清廷钦差大臣、浙人孙宝琦出使法国，在赴欧轮中，邂逅孙中山先生。孙中山在早期发动反清革命的有力武器就是演说，以他雄辩的说词激动与召唤了千千万万的有为青年加入到推翻清王朝统治的大军。因此，孙中山从不放过一个可以发挥他的演说的机会，在赴欧轮中当然也不例外。孙中山见张静江时年仅28岁，官职亦不高，认为属于那种“可以教育好”的对象，先是以真实姓名相告，进而下以雄辩说词，鼓吹如何用革命手段推翻清廷的腐朽统治等等。孙中山的说词一时竟在张静江的思想上引起轰天巨鸣，张静江当即表示，愿追随孙先生参加革命，并当场许之以白银三万两相助，当即写下亲笔信一封，嘱孙中山到美国纽约通运公司经理姚叔兰（张静江妻舅）处，凭信一次照付，并告之清廷钦差大臣孙宝琦亦同轮赴法，请孙中山先生注意，谨慎从事。孙中山本是胸襟开阔的豪侠领袖，他见张静江萍水相逢，竟能对革命如此热心，大为感动。不久即委张负责筹划和掌管同盟会基金事宜，给予财政部部长的名义。自此，张以一掷三万金的大手笔，一跃成为孙中山手下的亲信骨干与同盟会的高级干部。其时，蒋介石还在奉化的龙津中学读书。后来，因陈其美的引领，蒋介石才与吴兴人发生了不解之缘，并与张静江成了莫逆之交。蒋介石加入中华革命党，张静江是监誓人；蒋介石在辛亥革命时期被清廷鹰犬追捕，躲进张宅而逃脱；蒋在陈其美死后，漂泊沪上，生活无着，张静江成了蒋的“淮阴漂母”；张办恒泰号证券公司，信手一挥4000金，替蒋认购四股；蒋在上海交易所倒闭后，身负一身债务，又是张静江为其还债，并资助其赴广东；蒋百般追求沪上美人陈洁如而不得，也是依靠张静江施以援手，才如愿以偿；蒋在孙中山面前日益见重，是张不断的推重与推荐；蒋初期在孙中山的大元帅府当上校参谋长，是张所推介；蒋介石与许崇智、张静江、戴季陶结拜为弟兄，许居长为老大，张次为老二，蒋再次之为老三，戴最小为老四。张又是蒋的二哥；更为重要的是，蒋介石赖以起家的黄埔军校校长一职，孙中山初期许以老同盟会会员程潜，最初仅任命蒋为黄埔军校的两名副校长之一。蒋一气之下出走，拒不到任，张联合戴季陶等人极力向孙中山说情，并为此亲赴广东向孙中山力争，孙中山才任蒋为黄埔军校校长。

张静江如此对蒋介石处处施以深恩，如果说张是一种政治投机，早就看准了蒋的贵不可言之处，似乎也不尽然。蒋初期漂泊沪上，一副倒霉鬼的样子，说是十年后蒋能成为“中国之龙”，谅张静江不会有这样刻毒的眼光。即便如此，张静江当时在党内已有相当地位，况且与孙中山先生交谊颇深，他要发达，可以直接找孙中山先生去要，不必对倒霉鬼蒋介石进行巴结。其实，张静江虽为纨绔富豪子弟，但是却颇有江湖侠义之风，仗义疏财，大有梁山好汉及时雨宋江的那种古道热肠。蒋在写给张静江的一封信中曾经发自内心地说：“戴季陶是我的益友，而先生您是我的良师。”不过，也正是这封信，断送了张静江的政治前程。

张静江出身豪富之家，性格暴戾，作风专横，及至因资助孙中山先生革命有功，进而傲慢自恃，因功自重；待孙中山逝世后，张更是以国民党元老自居，倚老卖老。蒋本是玩弄权术的大师，其时正在与汪精卫、胡汉民等元老派争夺江山，故对张的傲慢不但不以为侮，反认为有可资利用之处，遂以张的元老资格来抑制汪等人的元老资格，对张假意推崇，恭而敬之，全力推举张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主席，北伐时进一步推张为国民政府代理主席，俨然成为南方国民政府的一号大老，以便利用张做挡箭牌，替蒋看住这两处位置，不让汪精卫与胡汉民等派系的人染指。

张静江是商人头脑，对蒋介石那种明修栈道、暗渡陈仓的政治手腕，不甚了了，一时竟在蒋介石的吹捧与推重下，飘飘然起来。他在蒋介石面前不但以当年的龙头老大自居，更以南方政府的最高领袖自诩，对蒋则完全是以一种亲信弟子的身份看待。在那张著名的北伐誓师的摄影照片上，张静江居中坐在藤椅上，蒋介石一身戎装与一班南方国民革命政府的大老们则恭敬地簇拥在张静江的身后。其时，张静江并不清楚，此时的蒋介石地位已稳，已到了寻找机会请张开路的时候了。

北伐期间，张静江曾一度以主席身份随行。他哪里知道，一路上蒋介石处处以总司令身份统揽一切，更兼在陈果夫、陈立夫的策划下，每到一地，墙上出现的标语总是不外乎：“军权高于一切!”“蒋总司令劳苦功高!”“蒋总司令万岁”之类，对张主席是只字不提。张静江当时正是自负与骄傲跋扈的时候，见蒋介石所作所为，心里很不是滋味，张、蒋矛盾由是产生。等到蒋介石开府南京后，宁汉分裂，武汉国民政府代理主席谭延闿到南京附蒋，蒋即推谭为国民政府主席，将张降为浙江省政府主席。张迟迟不到任，蒋只得以军政部长何应钦兼任浙江省主席，何常住南京，另以参谋长蒋伯诚驻浙代理。

1928年，南京组织五院制国民政府，张本想以元老身份，争取监察院院长一席，并找了一些元老为之捧场。此时，陈果夫有意争夺监察院副院长，蒋一方面不便把监察院办成吴兴人的私家店，一方面则惧张的桀骜不驯，故以蔡元培出任院长，陈果夫副之。张对蒋由是大怒，为挽回面子，张遂争逐全国性的经济建设机构—国民政府建设委员会委员长一职，并声嘶力竭地向蒋威胁：“总理说过的，革命就要建设，不建设革命就要失败。因此，我党政军都可不管，唯有建设，我是一定要干的!”财政经济本是宋子文、孔祥熙的势力范围，蒋当然也不想让张染指，张为此与蒋几次弄到面红耳赤，蒋只得在表面上让步，使张就任全国建设委员会委员长。但是，不数月，又另成立了一个全国经济委员会，主任委员由宋子文充任，张静江的建设委员会就形同虚设，名存实亡了。

张在蒋、宋、孔、陈的合力夹击下，在中枢已无立足之地，不得已只得力求向地方撤退，于1928年秋回浙任省政府主席。张静江从此才懂得：他这个当年的“良师”与师兄其实只不过是蒋师弟手里的一块敲门砖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