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反共先知”送上一顶“红帽子”
国民党是十分讲究资历与辈分的，一般来说，凡在同盟会成立初期加入的党员，即可以说是国民党元老了。同盟会成立于1905年8月，诸如胡汉民、汪精卫、蔡元培、邹鲁、林森、居正、张继、吴稚晖、丁惟汾等人，都是于1905年秋冬间加入同盟会的老会员，所以算得上是国民党的元老派人物。蒋介石是1908年在日本由陈其美介绍加入同盟会的，虽然比上述诸人只晚了两年多一点时间，但在辈分上来说，便吃了大亏，不但算不得是元老，而且只能自承是后进。蒋介石自己也是承认这一点的，他有时要利用胡汉民或汪精卫，便很谦虚地对胡、汪等人说：“诸同志皆党中前辈，本人为后进，向来服从前辈”云云。蒋介石在孙中山先生逝世后，为争夺党权，有意把支持他的蔡元培、张静江、吴稚晖、李石曾四人并称为党国“四大元老”。
如果从资历上来说，元老的尊号，蔡元培是够格的，他之出任反清的重要革命团体光复会会长，比加入同盟会还要早一年多时间。及至光复会集体加入同盟会，蔡元培又任同盟会上海支会会长，是同盟会早期的大人物之一；吴稚晖加入同盟会虽早，但并不是什么重要角色，尊为元老，已属勉强；至于李石曾与张静江是1906年、1907年才分别加入同盟会，与当时尚健在的一些首批加入同盟会的元老来说，压根是排不上名次的。不过，那个时候，胡汉民与汪精卫已被蒋介石赶走，邹鲁、林森、居正、张继等人又因参加西山会议派，正与国民党中央闹分裂。世无英雄，遂使竖子成名。蒋介石手下，便趁机把张静江、吴稚晖、李石曾、蔡元培等人抬出来，捧为元老，目的让他们为自己捧场，以便自抬身价。
蒋介石尚为党内新进，在党内常因辈分不高而说话不响，等而次之，退而论之。陈果夫在党内的地位与影响，也就可想而知了。资历不深，声誉不高，众望而不归，这是蒋介石执政初期的最大苦恼，也是陈果夫初期夺取党权时遇到的最大困难。但是，蒋介石与陈果夫的那种叵测前机、纵横捭阖的权术，弥补了他们在这方面的不足。蒋介石与陈果夫经过分析，认为当时对蒋的领袖地位威胁最大的对手，一是汪精卫，二是胡汉民。尤其是汪精卫，他利用在党内的元老派地位，又打出改组派的旗号，集聚了相当一批有野心、有能力、有声望的干部，随时准备取蒋而代之。蒋要能稳住自己的阵脚，必得有一批元老派人物捧场，才能在政治分量上压倒汪精卫，稳执国民党政权的牛耳，这就是“以元老攻元老”的策略。在1928年初，蒋介石第二次复出以后的一段时间里，蒋介石的国民党南京政府就面临着这种复杂的政治形势。
陈果夫执行“以元老派攻元老派”的核心，就是对西山会议派进行分化瓦解。在这之前，西山会议派与蒋介石及陈果夫之间形成了一种复杂的恩恩怨怨，其中过节，实难一时说清。在国民党党内，年龄、资历本是受人尊敬的两大革命要素，而西山会议派成员大都是集年龄与资历于一身的“革命老人”，不用说，差不多每人头上都有一道“德高望重”的光环。不独如此，“德高望重”的老本之外，又立下了反共“先知先觉”的新功，这个功劳在国民党内也是无人可以替代的。按理说，西山会议派在党内的地位必定是尊矣!高矣！大矣!贵矣！但是，国民党的事情是难说的，西山会议派反共最早，结果却最倒霉。即使当共产党的人头在蒋先生的“中正剑”下纷纷落地的时候，西山会议派也没有能因反共“先知先觉”而沾到一点什么光。不用说，“新功”是没有的，甚至连“老本”也蚀了。
在西山会议派成立初期，蒋是站在主张打击最力的国民党左派之列；然而，当国民党中央在研究对西山会议派进行组织处理时，蒋又取一种保护的态度，不准从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加以消灭，可见蒋对西山会议派暗中留了一手。中山舰事件发生，西山会议派看出蒋先生原是他们的同路人，自是喜不自胜。于是，又是发表讲话褒扬，又是致电予以嘉奖，赞许蒋“以迅速手段，戡定叛乱，忠勇明敏，功在党国”。同时，他们还为蒋出主意：“祛恶必须彻底”，应该趁热打铁，“清理党籍”等等。也许他们不帮这个忙，蒋先生还会对他们客气一点。他们一帮忙，等于给蒋先生的软腹部踢了一脚。蒋于是立即发出通电，对西山会议派严厉谴责，大骂他们是“破坏本党，摧残革命”，“不自愧其为帝国主义者之工具”。并威胁西山会议派召开的二中全会是“一种非法行动，我们为党国计，不得不群起而攻之，铲除障碍”。蒋先生大义凛然地这一骂，弄得西山会议派一个个灰头土脸。西山会议派的领袖之一邹鲁就自承：“我们去电嘉奖蒋介石，倒博得他大骂一顿。”
其实，西山会议派虽贵为国民党元老，政治手腕却是幼稚得可以；而蒋介石虽贱为国民党后进，政治手腕却是老猾得可以。蒋对西山会议派骂尽可以骂，但并没有由此而抛弃他们这一批“反共老人”。不久，蒋又通过陈果夫在上海的关系与渠道，暗中策划西山会议派的大将邵元冲与叶楚伧一起于1926年夏投奔蒋介石，被蒋介石分别提名为国民党中央青年部部长与中央秘书长，并企图通过邵、叶进一步影响与笼络西山会议派的主要成员。西山会议派的人一来就给予中央党部部长级的高官，这说明了蒋对西山会议派人物的重视与期望，也是陈果夫对西山会议派的第一次成功的分化瓦解。在这同时，戴季陶也由陈果夫在上海居间传书协调，由广东国民政府任命戴季陶为广东中山大学校长作为过渡，把西山会议派的精神领袖戴季陶挖了过去，西山会议派的力量遭到了削弱。
蒋、陈对西山会议派的第二次招安是在“四一二清党”反共事变之后。由于在事变之初，国共分裂，宁汉对立，南京政府的基础十分脆弱，蒋介石和陈果夫都一致认为需要借助西山会议派的元老派人物，加强南京政府的地位。于是，在蒋介石与陈果夫的推动下，国民党南京中央政治会议相继对西山会议派进行平反昭雪。先是宣布取消“打倒西山会议派”的口号；接着任命西山会议派的大将林森、石瑛、沈定一为国民党清党委员会的委员，继而对曾经被开除党籍的西山会议派成员恢复党籍；接着再由南京写信，邀请西山会议派来南京密商合作事宜；再派陈果夫与西山会议派磋商具体合作的五条办法等。
蒋、陈对西山会议派的第三次招安是在1928年的二届四中全会上，由蒋介石与陈果夫策划安排，林森与张继任国民政府委员。1928年10月，蒋介石与陈果夫进一步把林森推上立法院副院长、张继则被推上司法院副院长的高位。不久后，又让张继出任权力很大的北平政治分会主席。1929年3月，在陈果夫主演的国民党三全大会上，林森、张继又分别被陈果夫推选为中央监察委员，成为蒋介石手下的两名重要大将。虽然如此，始终还有一些西山会议派领袖人物如谢持与邹鲁等人，对蒋介石与陈果夫等人是不买账的，特别是他们动辄以反共老人自居，训斥蒋、汪等人养虎遗患，使蒋、汪都感到颇不舒服。确实，在国民党内，就反共问题，蒋方可以骂汪方，汪方可以骂蒋方，唯独没有人敢就这个问题来骂西山会议派。于是，谢持等人虽然下野，但是，每每谈到反共问题，他们还是忍不住要站出来，以“先知先觉”的身份，对蒋、汪等人训斥一顿。蒋、汪因为当年喊国共合作的口号都喊得震天价响，有此一短，也就往往开不得口了。
二届四中全会后，陈果夫对党务重新进行整理，宣称其目标是“把以往就人来划订组织，改为以事来划订组织，将共党遗留作风一扫而空”。由于这项工作要向各地派出大批党务指导委员，陈果夫摆出一副立党为公与求贤若渴的姿态，恭请全体中央执委公开推荐人选，然后由他和张道藩与余井塘三人审核。知道内情的人，懂得这不过是陈果夫虚张声势，在政治上沽名钓誉而已，实际上所有的“钦差大员”，莫不是陈氏弟子，其他人是不得染指的。于是这些中央大员们对推荐一事并不当真，但凡陈果夫提出的人选，也无不点头认可。倒是谢持力排众议，谢以为自然是“将共党遗风一扫而空”，这所选人选，必得是一贯反共的中坚，方能胜任。由是，谢持不辞辛劳，给陈果夫推荐了大量的人选，要陈果夫录用，并认为只有这些人才能堪当党务指导的重任。陈果夫不想谢持竟对这件事当起真来，于是认定谢“对中央用人尚有干涉迹象”，为予以回击，陈命中央组织部调查科的特务对谢持推荐的人选严加审查。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调查科一番侦查，辛苦一场，总算是没有白费，陈果夫洋洋得意地说：“发现他最恳切介绍的两个人也是共产党。经过详密侦查，且得有证据，我就告诉谢先生。”这样一来，谢持目瞪口呆了，他素来是扣别人红帽子扣习惯了的，想不到自己现在居然与共党之间也有了脱不了的干系，岂不是浑身长出嘴来，也难以说清了。好在陈果夫不算太为难人，对谢前辈尚能谅解体贴，知道他这只是一个问题严重的疏忽，也就不过分追究了，只是趁机把自己“选择的人，所以取舍之理一一面告，他也认为很公正，所以此后不再干涉组织部用人了”。事后，陈果夫颇为得意地向人解释这次打击谢持的动机，谢持“认为唯独他是反共最烈的人，不应该介绍共产党的”，谢“十分觉得惭愧”。经此一击，西山会议派的主将们对蒋介石与陈果夫等人再也不敢处处以反共前辈自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