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评估
据说某些佛教徒依恃苦修，最终乃在芥子内见须弥。这恰是初期叙事分析家的意图所在：在单一的结构中，见出世间的全部故事（曾有的量，一如恒河沙数）：他们盘算着，我们应从每个故事中，抽离出它特有的模型，然后经由众模型，导引出一个包纳万有的大叙事结构，（为了检核），再反转来，把这大结构施用于随便哪个叙事[1]。这是桩苦差事，竭精殚思（“满腔耐心的科学呵，实实在在的苦刑”[2]），终竟生了疲厌，因为文（texte）[3]由此而失掉了它自身内部的差异（différence）。这种差异，显然不具有完整而无法简化的性质（照文学创作的神话观点来看，才具备这种性质），也不是把每一篇文的独特性点出来，赋予名称，打上印记，缀以花饰，杀青；恰恰相反，它从不终止，穿行于无穷无尽的文、群体语言（langages）及系统而呈现出来：对差异来说，每篇文都是它回返的通道（retour）。因而必须作出抉择：要么将一切文置于归纳和演绎兼具的往复运动中，以不偏不倚的科学目光，对它们一视同仁，从归纳的方向，强使它们重返总摹本（la Copie）[4]，而后一切文都将从这总摹本演绎生发出来[5]；要么把每篇文都放回到运作过程中[6]，而不是复原它的独特性[7]，甚至在谈论它之前，就已将其收拢放入差异的永不终止的（infini）[8]聚合体（paradigme）内，一上来就把它揿入根本性的类型中[9]，纳入评估（évaluation）内。那么，如何确定文的价值？如何建立文的首要类型？对一切文的根本性的评估，不可能出自科学，因为科学不作估测。也不可能源于意识形态，因为一篇文的意识形态价值，如道德、审美、政治、真理之类，乃是一种再现（représentation）的价值，而非生产（production）的价值（意识形态“反映”，它不创造）。我们的评估只能与某种实践相关，此实践就是写作（écriture）[10]。一面存在着有可能写作的东西，另一面存在着不再可能写作的东西：此落在作家（écrivain）的实践内，彼则摆脱了这种实践：我所在的领域，其中哪类文我愿意写作（重新写作），对它充满了欲望，简直可说是一种暴力，向它进攻[11]？评估发现的，正是这样的价值：现今能够被写作（重新写作）的东西：能引人写作者（le scriptible）[12]。为什么这种能引人写作者是我们的价值所在呢？因为文学工作（将文学看作工作）的目的，在令读者做文的生产者，而非消费者。文的生产者和消费者、物主和顾客、作者和读者，无情地离了婚，文学体制维持了这种状貌，这标出了我们文学的特性。读者因而陷入一种闲置的境地，他不与对象交合（intransitivité），总之，一副守身如玉的正经样（sérieux）：不把自身的功能施展出来，不能完全地体味到能指（signifiant）的狂喜，无法领略及写作的快感，所有者，只是要么接受文要么拒绝文这一可怜的自由罢了：阅读仅仅是行使选择权。如此，便与能引人写作之文对应，确立了相反的价值，消极然而对抗的价值：能够让人阅读，但无法引人写作：能引人阅读者（le lisible）。我们称一切能引人阅读之文为古典之文。
译注
[3]texte，其本义意为织物。《S/Z》“六十八、编织物”道：“文（texte）、织品及编物，是同一件物品。”（《S/Z》第166页，色伊出版社1970年版）汉语内与之相对等的词，是文。《易·系辞》称：“物相杂，谓之文。”《国语·郑语》谓：“物一无文。”“文”在金文、甲骨文里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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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形。《说文》道：“文，错画也。”亦即摹状交错编织之貌。《S/Z》第六十八亦曾提及文犹如瓦郎西安花边的制作，每个线头，每个符码，都是种声音；这些已经编织或正在编织的声音，形成了写作，而“独自时，声音无活计，不转换什么：它只是表现；一旦插手去集中并捻合静止的线头，便有了活计，有了转换”。巴特所谓的“文”大多不是指已然织就的产品，而为强调其生成、编织的延展不已。在这般意指过程中，“主体隐没于这织物——这文（纹）理内，自我消融了，一如蜘蛛叠化于蛛网这极富创造性的分泌物内。”（《文之悦》第101页，色伊出版社1973年版）叠化，系电影术语，谓画面的淡出淡入。如此，主体处于似有若无间，或者说，它本身也已是编结着的织物了。巴特的“作者之死”也似是此意。这编织的比喻源于柏拉图，他在《哲人篇》中说：“一切谈论在于把真形（eidos）交织起来。”（259C）真形是一切谈论所指示的意义，而种种意义交织于巨大的织品中。维特根斯坦《哲学研究》第六十七节将相似点的重叠交织称为“家族相似”，但是倘若说“所有的这些构造都有某些共同点——即它们所有共同的属性”，维氏以为不如说“有某种贯穿全线的东西——即那些纤维持续不断的交织”（《哲学研究》第46页，北京三联书店1992年版）。他回避或超越了对本质、真理、终极意义的探寻。柏拉图的后期对话常是出现结合的技术和分开的技术这般喻辞，前者指编织，后者指找出或区别已然织就的意义。维特根斯坦和巴特却直接注视这编织本身，也都竟然不约而同地采用了断想及片断的写作（在《S/Z》，则为旁逸的闲墨），亦属道艺相与为一的展示。不停地编织，也就是不停地引入。引入只能出之以简短面目。巴特曾拟开设讨论班来研究简短而散落的形式，终因去世而未果。大量的写作就这样将断片汇集起来，而各个断片依旧独立存在着，这也是他意欲表明的形态，以为松散游移总较诸扭曲的秩序要好。自然也有惬意之感诱惑着他，观念出自于断片，断片又出自于观念，像《文之悦》（Le Plaisir du texte）、《罗兰·巴特自撰学记》（Roland Barthes par lui-même）便依字母之序来连接它们。如此，精心规划的烦虑，一一展开的做作，合乎逻辑的扭曲，便都消除了，也就是说，消除了我们通常所作的论述。他读乔治·巴塔耶（Georges Bataille, 1897—1962）《大趾》一文，做了一篇《文门》，开首道：“我不拟阐述此文；我只是列出若干断片，自某种意义说去，它们是文的门。这些断片或多或少以截然的状态互相分离开来：我不想勾连、安排这些门；为了断然阻挠一切关联（一切评注的系统化），为了避免那展开的谈论，那渐次显露之主题的谈论，我给每个断片都标上题目，且使其依字母顺序排列——这自然既是一种次序，又是一种无序，一种撤空了意义的次序，零度的次序。这属字典一类（巴塔耶在《文献》书尾供列了一部），它间接地涉及所载运的文。”（《罗兰·巴特全集》第二卷第1614页，色伊出版社1994年版）《文之悦》也是按字母顺序排列目录。古罗马预言者借观察飞鸟行为以占卜未来。“预言家以棍杖顶端勾划出一想象的长方形，于此焉，循某一法则，追睹鸟的飞翔。”（《S/Z》“七、星形裂开的文”，第20页，色伊出版社1970年版）那想象的长方形，是一框架，空的框架，相对来说，有着任意性，介于碎片和命名之间，未定，易散。巴特的态度，亦犹如此。这种断片的写作，潆洄于巴特的生命，不能不说他将它看作了恋物。文既为织品，即是恋物。“我们明晓编织物（辫子）的象征性：就编织的起源而论，弗洛伊德将它看作这样的活计：女人编织阴毛以形成她没有的阴茎。简质地说，文是件恋物。”（《S/Z》“六十八、编织物”，第166页，亦可参见《鹈鹕弗洛伊德文库》第七卷第345—357页《恋物癖》一文）倘若把文简化为单一之物（不相杂），便是割断了织品（物一无文）。简短而散落的断片，漂移散逸着，回归向局部处。“块块段段的文，引语、箴言、警句的碎屑，词语的悦，恋物欲者一见钟情。”（《文之悦》第99—100页，色伊出版社1973年版）这实在也是语言及写作的缘故，语言表述对象，只能一一说过去，出之以碎散状，恋物状，若欲整体或单一地呈现，必不可能。巴尔扎克《萨拉辛》叙述雕塑家发现了阉歌手的通体无一不美的身体，完整的身体，不复如以往一般在女人身上只见及局部的美，遂涤荡了他的恋物状态。但若要表述这整体，则不得不将身体拆解，一处一处地描述，仍旧回返至恋物状态：她美丽以其腿臂乳颈肩鼻美丽之故云云。巴特就此得出结论：“句子决不能构成一个整体。”（《S/Z》“五十一、夸示”，第120页，色伊出版社1970年版）具有着完成之力的句子（语言实体）无以求得整体化，一如集众美于一体的阉歌手无有中心之物一般，一切原都是碎散的，片断的。文具有自身内部的差异，以此。
[7]也就是不让它终止，独特性往往是凝滞停息方才鲜明地呈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