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魏惠王年世之考订

自晋代出土《竹书纪年》以来，治史者皆据以纠正《史记》所载战国纪年之失误。此中魏惠王年世之考订，实为关键所在。《六国表》记惠王元年在周烈王六年（公元前三七〇年），而《晋世家·索隐》引《竹书纪年》云：“魏武侯以[晋]桓公十九年卒。”据《竹书纪年》所载晋出公以下之年世推算，晋桓公十九年正当周烈王六年，似乎魏惠王于立年改元，因而《六国表》以此为惠王元年。其实不然。

《魏世家》言魏武侯十六年卒，“子立，是为惠王。”其实武侯卒年，并未得立。《魏世家》于惠王元年下云：“初武侯卒也，子与公中缓争为太子”，公孙颀谓韩懿侯曰：“魏与公中缓争为太子，君亦闻乎？”其后赵韩乘机干预，战于浊泽，魏大败被围，旋因赵、韩不和，韩先退兵，乃得转败为胜。文末有评论，并谓：“君终无適子，其国可破也。”《资治通鉴》据此不取当年“子立”之说，改作“魏武侯薨，不立太子，子与公中缓争立，国内乱。”司马光《稽古录》亦同，“不立太子”作“无適子”，意义相同，其说是也。

《魏世家》载魏惠王元年，赵、韩“合军并兵以伐魏，战于浊泽，魏氏大败，魏君围（魏君指魏）”。赵欲除魏君，立公中缓，割地而退；而韩欲使魏分为两。赵不听韩，韩以卒夜去。《六国表》亦记赵成侯六年“败魏涿泽，围魏惠王”。涿泽即浊泽，“围魏惠王”亦即“魏君围”。《赵世家》亦云：“成侯六年伐魏，败湪泽，围魏惠王。”《正义》曰：“湪音浊。”赵成侯六年已是周烈王七年。据此可知，魏惠王元年即周烈王七年。《魏世家·索隐》引《竹书纪年》云：“赵侯种、韩懿侯伐我，取葵，而惠成王伐赵，围浊泽（“泽”原误作“阳”，从日本南化本、伊佐早谦藏本所据古钞校记改正）。七月（“月”原误作“年”，从雷学淇改正），公子缓如邯郸以作难。”所记同为魏惠王元年之事。所谓“惠成王伐赵，围浊泽”，该是浊泽之战，韩先退走，魏惠王反攻，对赵反包围，转败为胜。《水经·浊漳水注》引《竹书纪年》云：“梁惠成王元年邺师败邯郸师于平阳。”邺师即梁惠王所统率之师，击退赵师于赵都邯郸东南之平阳。《通鉴》将《魏世家》所载惠王元年战于浊泽之事，系于周烈王七年，并云：“遂杀公中缓而立，是为惠王。”颇具卓见。盖魏既对赵转败为胜，排除赵之干预，遂又战胜争立太子之公仲缓，得以自立为君。所谓杀公仲缓，不见于《史记》与《国策》，当别有所据。司马光《稽古录》亦称：“韩怒，以其师夜去。赵师亦归，魏遂灭缓。”

《魏世家》称文侯二十五年“子击（即武侯）生子”，时在周安王二年（公元前四〇〇年），至魏惠王元年，魏年方三十，未立为太子。《魏世家·索隐》引《竹书纪年》云：“武侯元年封公子缓”，盖公子缓为武侯所宠而得封。是年魏与公仲缓争为太子而得胜，自立为君，盖亦未逾年而改元，即以立年改元。《魏世家》所记惠王元年战于浊泽等事，即按立年改元而记载。《资治通鉴》不取“武侯卒而子立”之说，定“遂杀公仲缓而立”在周烈王七年，甚为确当。但又误从《六国表》，记魏武侯卒于周烈王五年，以致《资治通鉴》于周烈王六年与前后脱节，而记“魏败赵师于怀”。《魏世家》记败韩于马陵、败赵于怀在魏惠王二年，即周烈王七年。而《赵世家》与《六国表》又记魏败我怀在赵成侯五年，即周烈王六年。当以《魏世家》为是。魏之败赵于怀，当在赵韩攻取魏葵之后。怀即在葵之东南。葵为赵韩合攻魏时所取，魏败赵于怀，当在魏转败为胜时。

《开元占经》卷一〇一引《竹书纪年》曰：“惠成王元年昼晦”，与《六国表》载秦献公十六年“日蚀”，盖同为一事而出于秦、魏史官之不同记载。可知魏惠王元年，当即秦献公十六年，亦即周烈王七年。今《六国表》以魏惠王二年即周烈王七年，盖误多一年。此为《史记》所记魏惠王误多一年之铁证。

今以《史记》与《竹书纪年》比勘，凡魏惠王改元以前三十五年中，《史记》记事皆较《竹书纪年》误多一年，兹列表如下：

续上表

以上比勘魏惠王称王改元以前三十五年中，《竹书纪年》与《史记》所载相同之事，《史记》误多一年者有六例，误多二年者有两例，无有年代不相差者。其中误多二年皆为战争，战争或连续二年也。《史记》之所以误多一年，与魏惠王之立年改元无关，因为《竹书纪年》所载之惠王年数，已是据立年改元计数者。因此《史记》之所以误多一年，当别有原因在。

杜预《春秋经传集解·后序》云：“古书《纪年篇》，惠王三十六年改元，从一年始，至十六年而称惠成王卒，即惠王也，疑《史记》误分惠成之世以为后王年也。”《魏世家·集解》引荀勗曰：“和峤云：……案《太史公书》，惠成王但言惠王，惠王子曰襄王，襄王子曰哀王。惠王三十六年卒，襄王立十六年卒，并惠、襄为五十二年。今案古文，惠成王立三十六年，改元称一年，改元后十七年卒。《太史公书》为误分惠成之世，以为二王之年数也。”杜预、荀勗、和峤皆亲见竹书，所言当可信。《魏世家·索隐》亦云：“惠成王三十六年改元称一年，未卒也。”考魏惠王之所以在三十六年改元，盖是年齐、魏会徐州相王，齐威与魏惠互尊为王，并有韩及小国参与。即《魏世家》谓襄王元年（当作魏惠王后元元年）“与诸侯会徐州相王也”。魏因与齐互尊为王，并得韩等国之推尊，于当年改元。此与秦惠文王称王而逾年改元不同，而与“田和立为齐侯，列于周室，纪元年”（《田世家》）相同。既然魏惠王于三十六年改元又称一年，未逾年改元，则惠王未改元前，实只三十五年。由于司马迁误以“魏惠王三十六年改元”为“三十六年卒”，于是《史记》魏惠王在改元前之年世多一年，因而将惠王元年与武侯卒年提上一年。《史记》与《竹书纪年》所载魏惠王未改元前三十五年之事，所以相差一年，即以此故。

不仅《竹书纪年》与《史记》所载魏惠王时史实年代相差一年，所载魏文侯、魏武侯之年代亦有相差。《魏世家》与《六国表》记魏文侯在位三十八年，魏武侯在位十六年，而《魏世家·索隐》引《竹书纪年》云：“文侯五十年卒”，“武侯二十六年卒”。雷学淇《竹书纪年义证》、王国维《古本竹书纪年辑校》据此上推文侯、武侯之年世，定文侯元年在周定王二十三年（公元前四四六年），武侯元年在周安王六年（公元前三九六年）；但《魏世家·索隐》引《竹书纪年》云：“魏武侯元年当赵烈侯之十四年。”赵烈侯元年在周威烈王十八年（《赵世家》与《六国表》在赵烈侯后误多武公一代），赵烈侯十四年当为周安王七年。何以雷学淇、王国维推算又与此相差一年，当与上述《竹书纪年》与《史记》所载魏惠王时史实相差一年有关联。《史记》所载魏武侯年世较纪年短少十年，但以《史记》与《竹书纪年》所载魏武侯时史实相比勘，只相差九年而非十年，如《魏世家》载武侯二年城安邑王垣，而《索隐》引《竹书纪年》作“十一年城洛阳及安邑、王垣”。《韩世家》载韩哀侯二年“灭郑，因徙都郑”。《史记》韩哀侯二年当魏武侯十二年，而《索隐》引《竹书纪年》云：“魏武侯二十一年韩灭郑，哀侯入于郑。”其所以短少九年而非十年，有一年之差，盖《史记》将魏惠王三十六年改元，误作魏惠王三十六年卒，将魏惠王之纪元与魏武侯之卒年提上一年，于是魏文侯与魏武侯之年世皆提上一年。

根据以上比勘《竹书纪年》与《史记》，可知魏文侯元年当在周定王二十四年、晋敬公七年，即公元前四四五年。魏武侯元年当在周安王七年，晋烈公二十一年，即公元前三九五年。魏惠王元年当在周烈王七年，晋桓公二十年，即公元前三六九年。魏惠王三十六年改元又称一年，即魏惠王后元元年，当在周显王三十五年，即公元前三三四年，《史记》误以为魏襄王元年。魏襄王元年当在周慎靓王三年，即公元前三一八年，《史记》误作为魏哀侯元年。

一九四六年八月余以上述见解，写成《梁惠王的年世》一文，刊于上海《东南日报》副刊《文史周刊》第六期（发表于八月八日），当即引起讨论。钱穆作《关于梁惠王在位年岁之商榷》，刊于《文史周刊》第十期（发表于九月五日）。以为余改梁惠王在位五十二年之旧说为五十一年，实无坚确之凭证，并谓“此等相错，古书多有，实难深论，若据此递将梁惠王年减去一岁，以求符合，则符合者实小，而牵动者实大，实当为考古者所审慎也”。因此，余又作《再论梁惠王的年世》一文（发表于十月三日《文史周刊》第十四期）作进一步阐释。盖以《史记》与《纪年》比勘，魏武侯、魏惠王之年世皆有一年之差，而无相合者，惟所记战事有差二年者，盖《史记》据《秦记》。《秦记》于他国战事只记胜负之年，因而战争连续二年者，往往记在次年。《纪年》载梁惠王元年日食，而《六国表》记秦献公十六年日蚀。查公元前三六九年确有日食，更为明证。

一九四八年至一九四九年间，陈梦家发表《六国纪年》（原刊于《燕京学报》第三十四、三十六、三十七期，合订本于一九五五年由学习生活出版社出版），以《古本竹书纪年》考订东方六国之纪年，亦断定《史记》于魏惠王之年世误上一年，确定梁惠王元年当周烈王七年，与上述见解相同。但仍以为梁惠王未改元前有三十六年，改元后又有十六年，于是将梁惠王后元定于周显王三十六年，即公元前三三三年，并定魏襄王元年在周慎靓王四年，即公元前三一七年。即将《史记》所谓魏襄王、魏哀王元年一律移后一年，其说不确。

今以《史记》与《纪年》比勘，凡魏惠王改元以后与魏襄王时之记事，年次基本相合，兹列表如下：

续上表

以上比勘十例，除第（4）例有一年之差外，其余九例，《史记》皆与《竹书纪年》相合。第（4）例记秦、魏两王相会，事在年底年初，《秦记》载于上年，《竹书纪年》为魏史而记于次年。其中（2）（7）（8）三例，《史记》各篇记载有一年之差，盖此中有误记者。陈梦家《六国纪年》尝举此三例，以为《史记》与《纪年》所记魏惠王后元以及魏襄王纪年有一年之差之证据，出于片面之选择，并不可信。余已于《战国史》第二版《后记》中加以驳正：（一）《竹书纪年》载梁惠王后十三年四月齐威王封田婴于薛，陈氏举《六国表》齐湣王三年“封田婴于薛”以相比勘，以为《史记》迟一年。其实《孟尝君列传》云：“湣王即位三年而封田婴于薛”，所谓“即位三年”，除去即位之年，从其改元起算，正当《六国表》之湣王二年。《六国表》及《田世家》作湣王三年，盖误后一年。（二）《竹书纪年》载张仪以今王（即襄王）九年五月卒， 陈氏举《六国表》魏哀王十年“张仪死”以相比勘， 以为《史记》迟一年。其实，《六国表》又载秦武王元年“张仪、魏章皆死于魏”。秦武王元年正当魏襄王九年。《六国表》所载魏哀王十年张仪死，盖出于误记。（三）《竹书纪年》载魏襄王十二年“秦公孙疾率师伐我， 围皮氏， 翟章率师救皮氏围，疾西去”。陈氏举《六国表》魏哀王十三年“秦击皮氏，未拔而解”， 以为《史记》迟一年。其实《魏世家》正记在魏哀王十二年，亦云：“秦来伐我皮氏，未拔而解。”《六国表》盖误后一年。据上可知， 《六国纪年》将魏惠王后元与魏襄王纪年比《史记》移后一年， 不符史实， 不足信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