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秦日食纪年之验证
《史记·六国年表》之秦表与《秦本纪》，载有战国时九次日食，只记年而不载月日，当采自简略之《秦记》，盖出于秦史官之实录，虽其文简略，亦足资考订战国时秦之纪年。
《六国年表》载秦厉共公三十四年（公元前四四三年）“日蚀、昼晦、星见”。此乃深食之象，但是年并无日食能在中国见及。新城新藏、朱文鑫、渡边敏夫先后断言当是公元前四四二年之误。盖公元前四四二年三月十一日有环食，能为秦都咸阳所见。齐藤国治以为三人所作论断尚不够恰当。因公元前四四二年日食时，金星之光度不强，尚不足以有“星见”之象。而公元前四四四年十一月初一日有环食，金星之光度确能“昼见”。因此断言当为公元前四四四年之误，《六国年表》盖误后一年。
《六国年表》又载秦躁公八年（公元前四三五年）“六月雨雪。日、月蚀”。“六月雨雪”与“日蚀”、“月蚀”当为三件事，并非同时发生于六月，“六月雨雪”乃指气候失常。朱文鑫以为是年日食在十月十五日，月食在六月八日。渡边敏夫以为是年日食在五月二十日，月食在十月三十日。齐藤国治以为二人所作论断皆不适合，因是年日食非咸阳所能见，因而断言当为公元前四三六年之误，盖公元前四三六年七月初一有日食能为咸阳所见，同年十一月九日有月食。《六国年表》亦误后一年。
《六国年表》又载秦简公五年（公元前四一〇年）“日蚀”。查是年无日蚀能在中国见及。新城氏、朱氏、渡边氏皆以为公元前四〇九年之误。盖公元前四〇九年六月一日有日食能为咸阳所见。齐藤氏以为当与上述两次日食，同为误后一年。盖公元前四一一年一月二十七日有日食能为咸阳所见。齐藤氏以为三次日食所以误后一年，由于新君立年与改元之年之安排有不同，并引《秦本纪》简公十六年，而《六国年表》作十五年为证。
上节已辨明，齐、秦、燕三国皆有政变弑君即位者于当年改元之实例。秦襄公、简公与献公皆为未逾年而当年改元之君，《六国年表》因仍按逾年改元之常例安排，以致与《秦本纪》所载有一年之差。《六国年表》所记秦简公五年日蚀所以误后一年，当以此故。颇疑《六国年表》所记秦厉共公与躁公时之日蚀误后一年，亦由于两君是在内乱中被拥立者，未逾年而改元。
当春秋末年与战国初期，秦正处于内乱时期，秦君常为若干庶长所杀或废除，所立之君常不按原有之统绪，直至秦献公杀出子而自立，重建新君统绪。《秦本纪》于献公元年前，有云：“秦以往者数易君，君臣乖乱，故晋复强，夺秦河西地。”秦孝公于元年下令国中，亦曰：“会往者厉、躁、简公、出子之不宁，国家内忧，未遑外事。”以厉共公、躁公与简公、出子同为“不宁”之君。当春秋末年秦惠公与秦悼公时，秦已混乱而衰弱，《秦本纪》载惠公立十年卒，悼公立十四年卒，二十四年所记，皆晋、齐、吴、楚之事，竟无一语及秦，盖局势混乱，《秦记》讳言，未有记载。厉共公为继悼公而立者，悼公以“悼”为谥。从来以“悼”为谥之君大多被杀或短命而死，如齐悼公立四年而被杀，周甘悼公亦见杀，许悼公尝药而死，《春秋》作“弑”，宋悼公即见执于韩文侯之宋君。秦悼公亦其俦乎？厉共公亦称厉公，不仅秦孝公称之为厉，《十二诸侯年表》及《后汉书·西羌传》亦称为厉公。从来谥厉之君，皆有昏德而不得善终，如周厉王放于彘，齐厉公以暴虐见杀，晋厉公被杀，郑厉公尝见逐，陈厉公以淫乱见杀，秦厉公亦其俦乎？厉公继悼公而立，躁公继厉公而立，与简公同为“不宁”之君，疑皆未尝逾年而改元，而《六国年表》仍按逾年改元之常例记载，以致所记日食皆误后一年。
《六国年表》载秦惠公三年（公元前三九七年）“日蚀”，是年五月初一确有环食能为咸阳所见。《六国年表》又载：秦献公三年（公元前三八二年）“日蚀、昼晦”，是年八月初一日有深食，正过秦都。《六国年表》又载秦献公十年（公元前三七五年）“日蚀”，是年三月初一日有浅食能为咸阳所见。《六国年表》秦献公十六年（公元前三六九年）“日蚀”，是年五月初一日有深食为咸阳所能见及。上述四日蚀，《六国年表》皆记载确实，足见《六国年表》所列秦惠公与秦献公之年世无误。惟《六国年表》称惠公十一年“太子生”，而《秦本纪》作“十二年子出子出”，仍有一年之差异。《六国年表》称秦献公四年（公元前三八一年）“孝公生”，《秦本纪》作“四年正月庚寅孝公生”，是年正月壬午朔，庚寅为正月初九，可知《秦本纪》所载正确。上节已辨明，秦献公当为未逾年改元之君，《秦本纪》所载献公元年止从死。献公元年即是出子二年，因而《六国年表》记献公在位二十三年，而《秦本纪》称“二十四年献公卒”，有一年之差。但《秦本纪》于秦献公二年以下所记事实，与《六国年表》所载全合，未有一年之差，盖《秦本纪》亦已按逾年改元之常例作记载。
《六国年表》又载秦昭王六年（公元前三〇一年）“日蚀、昼晦”。是年八月五日有分食， 秦都所见不及一分， 不能有“昼晦”之象。惟上年（公元前三〇二年）七月二十六日有深食， 秦都约见七分以上， 有“昼晦”之象。因而新城氏、朱氏、渡边氏皆以秦昭王六年当是七年之误，以为《六国年表》误前一年。查《秦本纪》与《六国年表》俱言秦惠文王十三年（公元前三二五年）四月戊午魏君为王， 是年四月乙卯朔， 戊午为四月初四。秦简《编年记》记昭王四十五年十二月甲午鸡鸣时喜产。甲午为十二月十四日（前已论及）， 可知《六国年表》所记秦昭王之年世无误， 当是所记日蚀误前一年。
《六国年表》载“秦庄襄王二年（公元前二四八年）击赵榆次、新城、狼孟，得三十七城。日蚀”。《秦本纪》载庄襄王“二年使蒙骜攻赵，定太原。三年，蒙骜攻魏高都、汲，拔之。攻赵榆次、新城、狼孟，取三十七城。四月日食。”《赵世家》载孝成王十八年“秦拔我榆次三十七城”。赵孝成王十八年即秦庄襄王二年，以三者比勘，梁玉绳《史记志疑》以为《秦本纪》“二年”下“使蒙骜攻赵，定太原”八字乃羡文，此下“三年”二字亦羡文，是也。朱文鑫《历代日食考》之《战国及秦日食考》云：“日食，《六国表》书在二年亦不误，且二年四月之日食，经黄河流域确为中原可见之全食。三年四月并无日食，益足证《六国表》之无误。”其说亦是。公元前二四八年四月二十四日有深食在咸阳可见。
根据《六国年表》所载秦日食加以考核，可知《六国年表》中秦表之纪年，战国初期厉共公、躁公、简公时误后一年，秦惠公以后大体正确，惟秦昭王六年日蚀乃误前一年。
平势隆郎《关于战国纪年组成之试论》（《史学杂志》一〇一编八号），推定秦国纪年，孝公以前皆据立年改元，颇有可能。钱穆已指出怀公、灵公、简公、献公四君皆因政变弑君或统绪改变而未逾年改元，齐藤国治又因秦厉共公、躁公、简公时之日食，《六国表》皆误后一年，亦疑三君未逾年改元，《秦本纪》谓秦简公十六年卒，子惠公立，惠公十三年卒，子出子立。但《秦本纪》、《秦始皇本纪·索隐》所引《纪年》云：“简公九年卒，次敬公立，十二年（一作十三年）卒，乃立惠公。”如此则简公、惠公之间，又多出敬公一代，简公九年而卒，加敬公十二年，则惠公不过七年。秦自厉共公至出子，九十年间，共立八君，皆在内乱中被拥立，又或被杀，非按原有君主之统绪继立，因而不用继嗣之君逾年改元之常礼，改为当年改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