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推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

当前，我国经济发展进入了新时代，基本特征就是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既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重要内容，也是高质量发展的具体体现。高质量发展，就是能够很好地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发展，是体现新发展理念的发展，是创新成为第一动力、协调成为内生特点、绿色成为普遍形态、开放成为必由之路、共享成为根本目的的发展。高质量发展的内涵包括高质量的供给、高质量的需求、高质量的投入产出、高质量的分配和高质量的宏观经济循环5个方面，政策建议按照这5个方面分别提出。

一、推动高质量的供给

新时代，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经济结构出现重大变化，消费需求向高品质升级，科技创新进入活跃期。然而，产品供给体系仍处于中低端，现有的供给体系难以提供高质量的产品和服务。推动高质量发展，要把提高供给体系质量作为主攻方向，作为推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经济迈向中高端的重要突破口和抓手，增强我国经济质量优势。

（一）建设实体经济、科技创新、现代金融、人力资源协调发展的现代产业新体系，提升整个供给体系的质量

实体经济是发展的主体和基础，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和血脉，人力资源是发展的第一资源。四者的协调发展是现代产业体系的显著特征，是提升整个供给体系质量、提升产业国际竞争力、壮大国家经济实力的根本举措。发达国家的经验表明，高端制造业和国际竞争力很强的企业，其共同点都是科技创新与实体经济紧密结合，拥有强大的研发和创新人才队伍，研发投入占销售收入比例较高，有上市融资和风险投资等金融工具对创新的有力支持。我国制造业之所以处在国际产业链、价值链的中低端，主要原因在于源头创新短缺，科技成果转化渠道不畅，研发投入和创新人才不足，金融存在“脱实向虚”，对实体经济和创新支持力度不够。要围绕解决这些问题，加快建设创新引领、协同发展的现代产业新体系。

做实做强做优实体经济。产业是经济之本，实体经济是我国经济发展的根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重点是推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把实体经济做实做强做优。从实体经济出发，尊重市场规律，推动高质量发展；尊重人类发展和自然的规律，实现和谐发展；尊重社会规律，实现可持续发展。要更加重视发展实体经济，推动要素资源和政策措施向实体经济倾斜，加快产业政策向功能型政策为主转型。提高供给结构对需求结构的适应性，推动制造业特别是先进制造业从数量扩张向质量提高的战略性转变，推动制造业与互联网的融合发展。坚定不移推进“三去一降一补”，调整存量，减少低质无效供给，做优增量，大力培育发展新动能，扩大优质高效供给。

加快制造强国建设，打造“中国制造2025”国家示范区，鼓励和支持地方探索实体经济尤其是制造业转型升级的新路径、新模式；加快发展先进制造业，特别是高端制造业，推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在中高端消费、创新引领、绿色低碳、共享经济、现代供应链、人力资本服务等领域培育新的增长点，形成新动能。提升优势传统产业质量，推动传统产业向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转型，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瞄准国际标准提高水平，培育若干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促进我国产业迈向全球产业链、价值链中高端，加快研发、生产、管理、服务等模式变革，打造中国制造竞争新优势。

构建以战略性新兴产业为引领的现代产业体系，重点发展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制造、绿色低碳、生物医药、数字经济、新材料、海洋经济等战略性新兴产业。面对资源禀赋和环境承载力的硬约束，实现高质量发展，需优化要素资源配置和生产力空间布局，走集中集聚集约发展之路，鼓励企业向园区集中，鼓励产业向高端集聚，形成有竞争力的增长极。

以服务型制造促进我国产业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目前我国服务型制造整体处在发展的初级阶段，服务模式较为单一、产出水平不高，制造企业开展服务创新仍面临一些关键制约。建议从国家层面将服务型制造作为制造业创新发展的一项重要国际竞争战略，从规划指导、体制机制、资源整合、政策环境等更多方面发力，促进“互联网+制造业”、制造业与服务业融合互动发展。

不断提高科技创新在实体经济发展中的贡献率。当前，我国科技创新已进入发展的快车道。我国在商业成熟度、知识与技术产出方面获得高分，在研发公司全球分布、商业企业的研发人才、专利申请量和其他知识产权相关变量等方面表现优异。2017年全球创新指数显示，我国成为中等收入经济体创新的“领头羊”，在全球130个经济体中排名第22位，比2016年提高了3位，比2015年提高了6位。

然而目前我国科研成果转化水平并不高，相比发达经济体还有不小的差距。我国是“专利大国”，却是“创新小国”。2017年我国发明专利申请量和授权量居世界第一，有效发明专利保有量居世界第三；但专利转化率远低于国际水平，平均不到10%，同时专利的资本化率也较低，大量专利“闲置”。我国创新投入强度落后于国际先进水平，2017年我国研发经费投入强度（研发经费与国内生产总值之比）为2.12%，落后于以色列、韩国、日本等创新型国家。

我国区域研发强度和增长动力类型呈现资源驱动型经济（西部和东北地区）、投资驱动型经济（中部和西南部地区）、创新驱动型经济（东部地区和北京市）三种类型，2016年研发强度分别为1.0%以下、1.0%～2.2%、2.3%以上。北京、上海等创新驱动型城市的研发强度远高于OECD国家平均2.4%和欧盟15国平均2.08%的水平。可以看出，我国研发强度呈现明显的区域特征，中西部和东北地区仍属于资源驱动型和投资驱动型，有待进一步加大研发投入，向创新驱动转变。尽管近年来我国明显加大了基础研究、应用研究R&D经费投入，但是如何提高公共R&D经费投入的合理分配、高效使用、透明监督、效益显著的体制机制效率，仍是迫切需要解决好的大问题。不同类型的经济发展动力变革侧重点不同。创新驱动阶段的经济发展，重视如何从量的积累到质的飞跃，形成全球独特优势。投资驱动阶段的发展，重视形成要素从低效率部门到高效率部门流动，形成外商投资、民营投资、绿色投资、民生投资的融资环境。资源驱动阶段的发展，重视通过对口支持跨区域合作，培育新的增长动力，发挥后发优势。

制造业面临转型升级创新不足的问题。我国改革开放的重点领域之一是制造业。制造业是中国第一大产业，2017年制造业产值占GDP的比重为29.3%。其中，民营企业是我国制造业的主力军。2016年我国制造业中民营企业的产值比重为61.2%，国有企业为27.8%，外资企业为11%。因此，制造业的转型升级要激发民营企业的转型创新动力，加大研发投入。当前，我国传统制造业的研发强度大多在1.0%以下，如农副产品加工业的研发投入强度仅为0.36%，纺织服装业0.45%，加剧制造业0.49%，食品加工业0.64%，装备制造业研发强度为1.5%。传统制造业的中小企业从制造代工转向自主创造的过程中，面临缺技术、缺人才、缺资金、缺品牌、缺渠道、缺转型经验和能力等因素制约。传统制造业要向高质量高端迈进，需要高技术的零部件、需要高端设备、需要全球范围的销售网络，需要的是高素质人才的脱胎换骨，需要由传统结构转向创新结构。一些地方，如广东佛山的传统制造企业开始对标德国和欧洲，探索像德国企业当年那样，通过促进工业服务和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提升传统制造业的竞争力。一些企业开始寻求跨国并购的方式，建立全球价值链更高位置的技术和结构。同时，也涉及国有企业、民营中小企业如何转型问题。

提高科技创新在实体经济发展中的贡献率，提高经济发展质量，一是需要激发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双创”活力，增加政府公共产品、公共服务的“双公”供给。激发创新创业，需要营造一个有效的投资环境、营商环境和市场环境，提高创新环境的效率和便利化。增加公共产品和服务，需要加快推进政府职能改革，践行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现阶段，解决中小企业缺技术、品牌、人才、渠道、资金和转型能力困境，增加“双公”具有更大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加强政府在国家创新链上，关键共性技术和公共技术开发转让项目、机构及机制建设，并作为大学、科研院所企业以外的第4支科研创新力量，为中小企业解决工艺、材料、关键零部件等技术瓶颈提供公共服务。大力发展多层次职业教育和技术培训体系，为企业培养更多合格的高素质员工。营造更宽松便利的国际化、知识化、生态化的创新环境，吸引更多创新型人才和团队。二是推动建立以科技创新为核心，政府扶持为推动，推动产业链、创新链、资金链和政策链深度融合，形成“政产学研资”紧密合作的创新生态体系，构建“企业集聚+产业链分工合作+研发机构集群化发展”的科技创新网络体系，实现技术创新的上中下游的对接与耦合，提高科技成果的转化。三是构建跨境创新网络，打造全球化开放创新的创新链。当今世界的科技、研究和创新活动越来越多地呈现跨地域、跨学科、跨领域合作的特征，需要开放创新、营造跨境创新网络，同时也具有高度竞争、高度动态变化和高度复杂性系统网络特征，单一企业和地方不具备独立完成重大创新活动的能力，需要构建跨境创新网络。因此，围绕产业链部署创新链，围绕创新链完善资金链，强化科技同经济对接、创新成果同产业对接、创新项目同现实生产力对接、创新链与人才链在全球范围内对接，构建全球共商共建共享的创新网络体系。

不断增强现代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当前，由于实体经济投资回报率远低于金融业，导致大量资金“金融空转”和“脱实入虚”，这背后是实体经济发展遇到产能过剩、杠杆率高、生产率低的瓶颈，应继续通过“三去一降一补”减轻企业负担，增强实体经济活力。同时要健全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的现代金融体系，降低实体经济融资成本，解决中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等问题。进一步深化利率和汇率市场化改革，发挥货币政策引导作用，推动市场利率和社会融资成本下行；积极发展直接融资，促进多层次资本市场健康发展；有序打破刚性兑付，缓解中小企业融资困境；加速银行体系的市场化改革，引导商业银行转换经营理念，增加对中小企业贷款；加快企业自我完善与规范步伐，提升信用资质。

不断优化人力资源对实体经济发展的支撑作用。创新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第一动力，人才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第一资源。党的十九大提出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培养造就一大批具有国际水平的战略科技人才、科技领军人才、青年科技人才和高水平创新团队。我国正处于结构转型和产业升级的关键时期，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必须依靠创新型人才。

国内外一些知名产业创新中心高度重视创新型人才的引进与培养。在高端创新人才引进方面，印度班加罗尔、日本筑波以及中国台湾新竹、武汉和成都等城市通过优惠政策和良好的投资与生活环境大力吸引海外高科技创新人才、海归人才入驻，在带来国际先进技术的同时也带来了大量的资本和先进的管理经验，成为各国产业创新的领军力量。武汉探索建设国际人才自由港，为汇聚海外科研人员做出了新的探索。同时各国也十分重视对本土创新型人才的培养，印度班加罗尔软件产业创新中心云集百所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千所初级学校和国家重点实验室，日本筑波科学城本身就建立在国家实验研究机构和筑波大学的基础之上，中国台湾新竹汇聚台湾重点大学、工研院和六个国家实验室，武汉的“四大资智聚汉工程”“大学+”“大湖+”模式保证了创新人才的培育与集聚，成都高新区多所专科学校和职业技术学校为培育园区创新型产业的发展有针对性地培养了产业创新所需的产业技能人才，提升了创新的基础能力。

尽管当前我国创新型人才队伍不断壮大，一些产业自主创新能力快速提升，但我国许多产业仍处于全球价值链的中低端，一些核心技术仍受制于人，科技创新领军人才和高技能人才缺乏，具有国际竞争力的高层次创新团队严重紧缺，创新型人才队伍大而不强。借鉴国内外创新人才聚集经验，增强创新中心对创新人才的吸引力和集聚力，可采取以下措施。

第一，充分发挥科技创新的四大支柱作用。一是发挥大学基础教育培育作用。21世纪以来，世界经济正在从工业经济迅速向知识经济转变，大学模式也由工业经济大学迈向知识经济大学。大学基础教育更重视对本土科技人才的培养，培育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劳动者大军，培养具备工匠精神的创新产业技能人才。例如，印度班加罗尔高校云集，班加罗尔大学、农业科学大学等印度一流的高等院校和政府认可的科研机构100多家、初级学校2400所和高中650所等基础高等院，充分保证了高素质低成本人才的供应，提升了本土研发管理能力，成为发展高科技的强大后盾。二是发挥科研院所基础应用研究的作用。例如，中国台湾十分重视科研院所的带动作用，台湾清华大学、台湾交通大学、台湾工研院及“科技部”在新竹科技园区内设置了6个实验室，包括太空图书室、同步辐射中心、精密仪器发展中心、晶片设计制造中心、高速电脑中心、交大内之毫微米元件实验室，成为园区科技创新发展与人力资源的后盾。加大对创新融资的力度，构建世界一流的直接融资体制。三是发挥企业开发试验作用。例如，美国“斯坦福—硅谷”校企合作协同发展的模式已经成为世界范围内校企合作的典范，其关键在于充分发挥企业开发试验作用，建立技术转化支撑体系，即OTL模式，实现了由实验室到市场的有效联通。四是发挥政府公共技术服务作用。政府应提供对关键技术研发、技术咨询、技术转让机构规范等公共技术服务和公共技术创新平台。第二，优化人才发展环境，设计以人为本的创新激励制度，实行落户、居住、子女入学等特殊优惠政策，积极创建人才管理改革试验区和人才服务绿色通道。第三，积极建立全球高层次人脉网络，依托国家和地方重大人才计划，着力引进海外从事国际前沿研究、国际顶尖科技人才与杰出科学家和创业团队入驻。高素质人才培养要与产业企业发展需求相适应，与“一带一路”“中国制造2025”等重大国家战略相对接。第四，培养具有全球战略眼光、管理创新能力和社会责任感的创新管理人才和企业家队伍，培养企业家创新精神。第五，努力提高实体经济盈利能力，提升年轻人到实体经济领域的就业意愿。第六，坚持文化传承与创新的统一。中国文化讲求“和而不同”，是发自内心的开放包容。坚持文化传承与创新，既要继承传统、推陈出新，也要面向世界、博采众长。

（二）推动生产组织形式网络化智能化发展，深化“互联网+制造业”并发展工业互联网，高效精准优化生产和服务资源配置

当前，随着世界范围内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孕育兴起，制造业与互联网融合发展成为趋势。“互联网+制造业”的发展模式是智能化生产下的模式创新，其发展模式是通过工厂现场、企业IT系统、平台、用户和产品设备的互联，以“智能工厂”与“企业IT系统”为基础，实现企业的智能化生产、用户的个性化定制、企业之间的网络化协同和产品的服务化延伸等功能，是新一轮科技革命下由生产到销售模式的根本性转变，数字化、网络化和智能化转型正在成为企业未来竞争的核心。推动“互联网+制造业”发展需要部署工业互联网、打通信息纵向集成与协同整合，以解决模式发展的基础资源。

增强工业互联网产业供给能力。当前，全球工业互联网正处在产业格局未定的关键期和规模化扩张的窗口期，工业互联网成为各国抢抓新一轮工业革命机遇、推进制造强国和网络强国建设的重要基础，对未来工业发展具有革命性影响。工业互联网是以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为主要特征的新工业革命的关键基础设施。我国工业互联网与发达国家基本同步启动，虽然在互联网框架、标准体系、测试、安全、国际合作等方面取得了初步进展，但与发达国家相比，总体发展水平及现实基础仍然不高，与建设制造强国和网络强国的需要仍有较大差距。大力发展工业互联网，构建网络、平台、安全三大功能体系，打造人、机、物全面互联的新型网络基础设施，实现工业大数据的自动化采集，形成智能化发展的新兴业态和应用模式，能够推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进一步推动传统产业优化升级。

打通信息集成通道。在企业层面，有效收集和开发利用企业大数据，打通设备监控与操作层、生产运营管控层、企业经营决策层之间的信息流转通道，提升管理水平数字化、科学化和精细化程度。在产业层面，通过产业大数据集成共享，打破“信息孤岛”，实现产业上下游、跨领域的广泛互联互通，推动各产业领域的网络化、智能化升级。

推动信息协同整合。充分运用互联网、物联网、人工智能等先进技术，有效连接企业供应端、生产端、管理端、销售端和需求端等，推动企业生产、销售、资金、物流中信息的数字化、网络化、集成化发展，把数据作为一种新型生产要素进行管理和应用，提升企业和产业大数据的收集、分析与应用水平，推动信息协同整合，进而优化企业资源配置，提升企业管理效率和企业竞争力。

夯实网络基础，推动跨境网络建设。一是推动网络改造升级提速降费，大力推动工业企业内外网建设。二是推动跨境网络建设，更好地引导科技创新要素“引进来”和“走出去”。以深圳为例，深圳是国内创新城市之首，应用创新能力较强，培育了华为、中兴、迈瑞、比亚迪、大疆等一批既有创新动力又有创新能力的创新型企业。相对于应用创新，基础创新、源头创新是深圳的“短板”，存在缺乏国家布局重大科研基础设施、高等教育资源稀缺、高端专业人才和技能型人才稀缺和创新主体中小企业过于分散等短板。深圳创新主要靠外来投资，自主创新能力较弱。未来深圳要保持创新发展，可通过跨境网络，集聚国际创新要素资源，更好地“引进来”和“走出去”，保持科技创新能力。三是推进互联网标识解析体系建设。利用标识实现全球供应链系统和企业生产系统间精准对接，以及跨企业、跨地区、跨行业的产品全生命周期管理，促进信息资源集成共享。

推动传统产业智能化改造，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大数据智能化促进了效率变革，推动传统产业、重化工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向智能化、数字化、自动化转变。标准化生产的背后需要智能化、数据化、自动化平台和服务体系支撑。通过互联网基础设施，在信息时代提供个性化、智能化、定制化的“小而美”“中而美”“大而美”的服务，满足不同群体和个人的需求，意义重大。智能化改变了传统产业的业态。在生产和研发方面，智能化可以改进研发设计模式，使企业更加快速、准确地把握市场的千变万化，发掘个性化需求，强化传统产业特色、差异和创新发展的能力。智能化也能帮助企业丰富、延伸服务功能，促进产品服务化，形成制造与服务、企业与市场更加良好的互动机制。面对要素成本和资源环境制约，智能化还可以提高设备和资源的利用效率，为企业和社会创造更多价值，深化传统产业转型发展、内涵增长的路径。在组织和管理方面，智能化的发展和应用，也将推动企业建立新型组织结构、业态模式和运营方式，降低管理成本，形成越来越多的智能企业、智能工厂。随着智能化应用逐步深化，除了模式转换和效率提升，传统产业还将迎来更多翻天覆地的变革。

推动经济发展智能化，需要政府对中小企业实施税收优惠政策，放水养鱼；完善公共服务，加大人才服务。对战略性新兴产业，实施军民融合深度发展，官产学研联合创新，全方位推进国际合作。

（三）增强创新力、需求捕捉力、品牌影响力、核心竞争力，提高产品和服务质量，形成优质高效多样化的供给体系

新时代，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要日益增长，很多消费者从简单的基础消费开始向品质消费升级，多样化、个性化的需求不断升级。然而现有的产业和产品结构调整并未及时跟进，商品和服务质量不能适应国内外需求，导致高质量有效供给不足，许多消费者转向国外需求高端消费。例如，我国旅游者的需求和消费行为已从传统的团队观光游逐渐转向深度游、休闲度假游等休闲型消费方式，更加注重自由行和个性化旅游。因此，要着力增加高质量、高水平产品的有效供给，推动供给体系由中低端产品为主转向适应需求变化的中高端产品为主，跟上居民消费升级步伐，以优质产品满足市场需求。

树立质量第一意识。将提高供给质量理念深植各行业和各企业心中，帮助企业树立中国制造、中国工程、中国服务的良好品牌形象，推动企业弘扬工匠精神，持续提升产品质量，推动企业加强“质量第一，诚信为本”的质量诚信文化建设，树立“重质量，讲诚信”的经营理念，营造诚信和谐的社会氛围。加大诚信企业示范宣传力度，树立诚信典型，深入开展诚信主题活动。深入开展群众性质量活动，通过“3·15国际消费者权益日”等主题活动，促进社会质量共治，建设质量强国。

增强创新力，增强发现和捕捉市场需求的能力，增强品牌影响力，提升核心竞争力。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激发社会创新活力，营造良好的创新生态，应以理念创新为先导，科技创新为支撑，产业创新为重点，机制创新为保障。建立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深度融合的技术创新体系。完善支持企业创新的普惠性政策体系，加强对企业创新的支持；完善国家技术创新转移体系，培养一批专业化水平高、服务能力强的国家技术转移机构，建立完善区域性、行业性技术市场。强化知识产权创造、保护、运用，促进科技成果转化。高度重视要素创造，通过完善投资环境和市场环境，吸引国际上顶尖科技人才会聚中国，留在中国，无私奉献中国。

企业要加强创新建设，以科技创新提升企业的核心竞争力，以制度创新激发企业的内在创造力，以管理创新提高企业的运作执行力，以品牌创新扩大企业的社会影响力，以文化创新增进企业的人心凝聚力。坚持市场需求导向，以需求引领供给体系和结构的变化，以供给变革不断催生新的需求。增强创新力、需求捕捉力、品牌影响力、核心竞争力，提高产品和服务质量，跟上居民消费升级步伐，形成优质高效多样化的供给体系，适应“小而美”、个性化、分散化的新业态发展。

积极实施品牌战略，逐步形成特色优势品牌，形成一批拥有自主知识产权和知名品牌、国际竞争力较强的优势企业，进而带动本地区经济发展，促进经济社会转型。强化品牌意识，推动品牌建设，大力推行企业文化建设，夯实品牌文化底蕴。加强品牌管理工程，完善品牌名称设计、品牌个性、品牌认同、品牌定位、品牌传播、品牌管理等各方面的内容，提升品牌竞争力。质量是品牌的生命，严把产品质量关。做好品牌维护和提升，提高产品服务水平，夯实品牌基础，加强品牌创新，提升品牌价值，保持品牌活力。

提升产品和服务质量。一是提高质量标准，加强全面质量管理。围绕优势产业和重点领域，帮助企业加强质量管理，在生产流通的各个环节严把质量关；对标国际提高产品和服务的质量标准，使中国制造和服务成为高质量的标志；引导资金、人才、技术等要素向优质高产业效领域聚集，增加高质量、高水平的有效供给。二是强化质量监督。充分发挥第三方质量专业机构和行业协会在政府、企业和消费者之间的桥梁作用，为会员企业建设追溯体系提供专业化服务，为广大消费者提供权威可靠的质量信息和消费信息查询和验证服务。充分运用移动通信技术和大数据先进理念和资源，进一步完善诚信溯源和防伪溯源服务系统，推动我国诚信系统建设。强化企业主体责任，引导企业以质取胜战略，增强企业质量安全主体责任意识，督促社会各界切实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和共筑质量诚信，引导广大消费者树立质量消费观念。

质量控制需加强政府监管力度。近期日本数据造假事件令人唏嘘。长期以来，日本是全面质量管理最好的国家，日本制造是高质量的代名词。然而，日本为了降低成本，终身雇佣制被打掉，也打掉了员工的忠诚度和奉献度，降低成本降的是品质控制机构和人员，将监管权下放给一线作业人员，自我监管失控下出现了数据造假、产品质量下降等一系列连锁反应。美国的金融监管不严，寄希望于市场经济自律，市场自发调节，导致次贷危机的爆发并蔓延成国际金融危机。国际经验教训表明，政府的质量控制、质量监管程序不能少，要加强政府的监管作用。同时，要学习日本品质管理、质量管理、基层管理办法，建立从生产一线形成全面质量管理的体系；借鉴日本在质量上升时期的做法，避免日本在质量下降时期所导致的问题。

建设一批自由贸易港，成为区域生产总部和创新中心。目前我国内地尚未有典型的自由贸易港。从自由贸易港国际发展实践看，自由贸易港一般都具有国际枢纽、“境内关外”、内外通畅、税收洼地四个特征。其中，保税区和自贸试验区最为接近，但保税区仍重点关注货物，区内对服务业开放度不高，海关、金融监管严格，难以做到物、人、资金的内外通畅；自由贸易试验区虽然总体上看开放程度高，功能齐全，但具体到某个区，功能比较单一，“有集中、欠整合”，其设立的主要目的也不是打造增长极，因此对税收政策优惠考虑不足。加快建设一批自由贸易港，以此新平台将我国对外开放推向新高度，探索开放新高地，是提升国际竞争力的需要，是“一带一路”产业的重要抓手，将其建设成为面向全球的贸易、投融资、生产、服务网络的指挥部和神经中枢，物流资金信息人才的聚集地，成为引领区域发展合作的物流中心、金融中心、信息中心和创新中心。

二、促进高质量的需求

当前，我国内需市场十分广阔。随着我国中等收入群体规模的扩大和城市化水平的提高，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不断提升，为经济发展提供了广阔的市场和持久的动力。2017年，我国中等收入群体已超过3亿人，大致占全球中等收入群体的30%以上，已经形成世界上最大规模的中等收入群体。城市化水平不断提升，2017年我国城镇化率升至58.52%，预计2020年将达到60%。2017年我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到36.6万亿元，同比增长10.2%，连续14年实现两位数增长，最终消费支出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58.8%。从平均水平来看，2013—2017年最终消费支出对经济增长的年均贡献率为56.2%，资本形成总额的年均贡献率为43.8%，货物和服务净出口的年均贡献率几乎为0，可以看出，消费是拉动我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

然而，由于就业质量不高，居民收入水平偏低，较低的基本公共服务保障水平不能有效解决中低收入者的后顾之忧，人民群众缺乏稳定预期，消费能力和意愿受到明显抑制。2017年全国居民人均消费支出18322元，比上年增长7.1%。但从消费结构来，居住占比22.4%，仅次于食品研究，是第二大支出。由于住房需求是刚性需求，高房价抑制了需求，房租房贷压力会挤出居民消费。同时，公共服务供给不足，养老、医疗、教育等给居民带来的负担比较重，制约了居民消费支出意愿。近年来，在政府的高度重视和持续投入下，中国基本公共服务水平有了显著提高。然而，由于经济发展水平不高，目前基本公共服务所涵盖的内容有限、保障程度较低，仍存在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程度不足、个人负担较重、部分基本公共服务短缺、相关制度建设相对滞后等问题，这些因素制约了中等收入者比重的提高。目前，中国中等收入群体主要是工薪阶层，城镇低收入者和农村中高收入者是中等收入者“预备队”。在城市特别是大城市，中等收入者面临“住房难”“看病难”“上学难”等困境，现有的公共服务保障水平不能有效提高中等收入者的待遇水平。随着大批中高收入的农村居民加快向城镇地区迁移，进城务工人员面临户籍限制、劳动力就业市场分离、社会保障、子女就学等诸多融入问题，基本公共服务体系的不均等发展，使得进城务工人员享受不到城市居民的各种待遇，处于城市边缘。在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收入差距不断拉大的情况下，中低收入者的收入增长有限，而住房、子女教育、医疗和养老等生活成本不断提高增加了其后顾之忧，并且随时都有可能因房、因病等问题而降低生活水平，制约了中等收入群体的消费支出意愿。因此，为促进高质量的需求，要大力解决制约居民消费需求特别是中等收入群体消费需求的问题，进而带动供给端升级，促进供需在更高水平实现平衡。

（一）扩大中等收入群体

当前，我国农业从业者比重大制约了中等收入者比重的提高，分配制度改革相对滞后导致贫富差距进一步扩大，公共服务供给不足难以解决中等收入者的后顾之忧，现行的税收制度对居民收入分配的调节能力较弱，我国经济发展水平相比发达国家较低也制约了中等收入者比重的提高。扩大中等收入群体，首先，要把经济蛋糕做大，增加低收入者的收入。其次，完善税收、社保等机制，确保教育的公平性，解决中等收入群体的后顾之忧。最后，重视立法在市场机制中的调节作用，尽快制定适合中国国情的最低工资法、社会保障法等相关法律，用法律制度来切实保障劳动者的权益。

（二）提高新型城镇化质量

提高新型城镇化质量，吸引更多的农业转移人口成为城镇居民，有利于进一步提高城镇化率和中等收入者的比重，由此带来的消费需求潜力巨大。

提高城镇化率，扩大消费需求潜力。2013—2017年的5年来，我国城镇化率从52.6%提高到58.5%，8000多万农业转移人口成为城镇居民，2017年实现进城落户1300万人，大量进城落户人口有效提升了消费需求。预计2020年城镇化率达到60%左右，将实现1亿左右农业转移人口和其他常住人口在城镇落户。按照户均人口2.9人计算，可能产生3450万套的房屋购置需求。城镇化率不断提高带来的消费需求潜力巨大，但与发达国家80%的城镇化率相比，我国城镇化率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在城镇就业的劳动者最容易成为中等收入者，应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以提高城镇化率，深化户籍制度改革，推进有能力在城镇稳定就业和生活的农业转移人口举家进城落户，并与城镇居民享有同等权利和义务。

增加公共产品供给，提升新型城镇化发展质量。优先发展公共交通，健全菜市场、停车场等便民服务设施。有序推进“城中村”、老旧小区改造，完善配套设施，鼓励有条件的加装电梯。加强排涝管网、地下综合管廊等建设。

加强人性化管理。加强新型城镇化的精细化服务、人性化管理，使人人都有公平发展的机会，让居民生活得方便、舒心。

（三）扩大居民消费

扩大居民消费是促进高质量需求的关键。第一，提高消费能力。在发展经济、扩大就业的基础上，提高居民收入水平，着重提高农民和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从而提高居民的消费能力。第二，改善供给结构。扩大旅游等各种服务性消费，使生产满足城乡居民多样化、多层次的消费需求。第三，引导消费预期。完善社会保障体系，解决人们在教育、医疗、养老等方面的后顾之忧，提高人们的消费预期。第四，积极扩大新兴消费、稳定传统消费、挖掘潜在消费。提升服务品质，增加服务供给，不断释放旅游、文化、体育、健康、养老、教育培训等重点领域的潜在需求。大力促进传统实物消费升级，创造消费新需求。发展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推动网购、快递健康发展。第五，持续优化消费环境。规范市场秩序，加强对食品药品安全的监管，营造便利、安心、放心的消费环境，让人们能够放心消费，吸引居民境外消费回流。

（四）优化就业创业环境

2017年高校毕业生820多万人，再创历史新高，要促进多渠道就业，支持以创业带动就业。加强全方位公共就业服务，大规模开展职业技能培训，运用“互联网+”发展新就业形态。扎实做好退役军人安置。加大对残疾人等就业困难人员的援助力度。扩大农民工就业，全面治理拖欠工资问题。要健全劳动关系协商机制，消除性别和身份歧视，使更加公平、更加充分的就业成为我国发展的突出亮点。

三、实现高质量的投入产出

价值规律是市场经济的基本规律，它的本质要求就是以最小的生产要素投入（费用）获得最大的产出（效益）。但在高速增长阶段，粗放型增长模式导致投入产出效率低和资金回报率大幅下降，造成资金“脱实向虚”现象严重，社会投资意愿不强。过去5年，民间投资增速由2012年的24.8%下降到2017年的6.0%，下滑趋势明显。因此，实现高质量发展意味着高质量的投入产出，即不断提高劳动、资本、土地、资源、环境等要素的投入产出效率，扭转实体经济投资回报率逐年下降的态势。

（一）进一步发挥人力资本红利作用，提高劳动生产率

当前，我国劳动人口呈下降趋势。2012年我国劳动年龄人口首次出现下降，2017年，我国15～59岁劳动年龄人口总量为90199万人，比2016年减少了600万人，已连续6年减少，减少总量已达2500万人。同时，2017年全年共出生人口1723万人，比2016年减少63万人。有学者预测，2021年或2030年中国可能出现人口负增长拐点。随着我国经济结构转型升级，产业结构调整方向从劳动密集型的低端制造业转向高新技术导向的高端制造业，从以生产为主的传统经济转向生产与服务并重的现代经济，对从事单纯生产的劳动者的需求数量相对减少，对人力资本的需求大大增强。因此，随着我国的人口红利逐步消退，过去依靠廉价劳动力实现经济高速增长的模式已不可持续，经济增长将更多依靠人力资本质量和技术进步，提高劳动生产率，从人口红利转向资本红利是我国经济发展的必然之路。

一是通过教育加速积累人力资本，提高劳动生产率。普及高中阶段教育，提升接受高等教育人口比重，促进我国从低技能、低教育水平的劳动力充裕国家向高教育水平、高技能劳动力充裕的国家转变。加强对重点领域技术人才的教育培训，扩大研发经费占GDP的比重。二是引导对有利于人力资本积累的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社会基础设施领域的投资。三是探索以结构性失业为主攻方向的新就业政策，以解决由于劳动者技能无法适应产业结构的变化而带来的结构性失业问题。

（二）节约集约利用资源，增强发展的可持续性

实现高质量的发展，必须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坚持可持续发展，加快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现代化建设新格局。提高土地、矿产、能源资源的节约集约利用程度，增强发展的可持续性。一是树立节约集约循环利用的资源观，推动资源利用方式根本转变，加强全过程节约管理，大幅提高资源利用综合效益。二是全面推动能源节约，全面推进节水型社会建设，强化土地节约集约利用，加强矿产资源节约和管理，大力推进绿色矿山和绿色矿业发展示范区建设，实施矿产资源节约与综合利用示范工程、矿产资源保护和储备工程，提高矿产资源开采率、选矿回收率和综合利用率，开展找矿突破行动。三是大力发展循环经济，倡导勤俭节约的生活方式，建立健全资源高效利用机制。

（三）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推动经济从规模扩张向质量提升转变

质量变革需要提高全要素生产率，靠开放竞争，提高资本、人才、创新效率。全要素生产率，是指在各种生产要素的投入水平既定的条件下，所达到的额外生产效率。实现高质量的投入产出，需要进一步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从而推动经济从规模扩张向质量提升转变。

通过技术进步实现生产效率的提高。主要表现为在生产要素投入之外，通过技术进步、体制优化、组织管理改善等无形要素推动经济增长的作用。例如，企业通过采用新技术、新工艺，开拓新市场，开发新产品，改善管理，体制改革激发了人的积极性，从而提高全要素生产率。

通过生产要素的重新组合实现配置效率的提高。优化劳动力、资本、土地、技术、管理等要素的配置，不断提高劳动效率、资本效率、土地效率、资源效率、环境效率和科技贡献率，实现投资有回报、企业有利润、员工有收入、政府有税收，激发创新创业活力。要坚持质量第一、效益优先，推动资源要素从低质低效领域向优质高效领域流动。例如，劳动力从生产率较低的农业部门转向生产率较高的非农部门，可以提高全要素生产率。

完善市场机制，创造充分竞争环境。形成能者进、庸者退、劣者汰的“创造性破坏”机制，实现生产要素向效率更高的产业、行业和企业集中。

探索创新驱动实践。创新驱动就是创新成为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科技创新与制度创新、管理创新、商业模式创新、业态创新和文化创新相结合，推动发展方式向依靠持续的知识积累、技术进步和劳动力素质提升转变，促进经济向形态更高级、分工更精细、结构更合理的阶段演进。我国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强调科技创新是提高社会生产力和综合国力的战略支撑。经过改革开放40年，我们积累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已具备从以要素驱动、投资规模驱动发展为主，向以科技创新驱动发展为主的良好条件转变。构建创新驱动的发展动力系统，要坚持科技创新和体制机制创新双轮驱动，构建国家创新体系，推动发展方式从以规模扩张为主导的粗放式增长向以质量效益为主导的可持续发展转变；发展要素从传统要素主导发展向创新要素主导发展转变；产业分工从价值链中低端向价值链中高端转变；创新能力从“跟踪、并行、领跑”并存、“跟踪”为主向“并行”“领跑”为主转变；资源配置从以研发环节为主向产业链、创新链、资金链统筹配置转变；创新群体从以科技人员的小众为主向小众与大众创新创业互动转变六大转变。

四、实现高质量的分配

实现高质量的发展，就是要推动合理的初次分配和公平的再分配，实现投资有回报、企业有利润、员工有收入、政府有税收，并且充分反映各自按市场评价的贡献。必须坚持和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处理好初次分配和再分配的效率与公平关系。

（一）提升初次分配的公平与效率

在初次分配环节，要逐步解决土地、资金等要素定价不合理的问题，促进各种要素按照市场价值参与分配，促进居民收入持续增长。近年来，我国居民收入分配格局得到进一步优化，但仍存在很多问题。近年来，居民收入和劳动报酬占比逐步提高，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地区收入差距、全国行业平均工资差距都有一定程度的缩小，中等收入群体大幅扩大，农村贫困人口大幅缩小，2013—2017年5年累计减少5203万人。然而，当前我国收入分配结构仍存在“双低”现象，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地区收入差距、全国行业平均工资差距虽有所下降，但仍存在差距偏大及居民财产分布不够公平合理等问题。

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偏低，主要是因为积累基金和消费基金比例不合理。由于积累率过高，导致经济发展主要依靠投资，投资率上升；而居民收入水平较低，消费率降低，2000—2011年出现下降速度加快的趋势，消费率由63%下降至50%。尽管此后呈小幅回升态势，2017年为55%，但仍处于历史较低水平。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偏低，表现为工资收入水平较低，工资增长低于国民经济增长。2017年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实际增长6.5%，农民工月收入平均增长6.4%，均低于实际GDP 6.9%的增速，这意味着2017年劳动报酬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占比将会继续下降。同时，居民内部不同群体之间收入差距不断拉大。个人之间、行业之间、城乡之间、区域之间的收入差距拉大。低收入者具有消费倾向，但是购买力低下，高收入者具有较强的购买力，但是消费倾向较低。因此，调整收入分配结构，是缩小收入差距、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

因此，在一次分配领域，一是坚持按劳分配原则，完善按要素分配的体制机制，促进收入分配更合理、更有序。合理确定最低工资标准，保护低工薪劳动者权益；建立职工工资正常增长机制，打通工薪劳动者收入稳步增长的上行通道；建立健全工资支付保障机制，保证劳动者工资足额按时发放；贯彻落实以增加知识价值为导向的分配政策，提高高技能人才待遇；注重发挥收入分配政策激励作用，扩展知识、技术和管理要素参与分配途径。二是鼓励勤劳守法致富，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增加低收入者收入，调节过高收入，取缔非法收入。三是坚持在经济增长的同时实现居民收入同步增长，在劳动生产率提高的同时实现劳动报酬同步提高。四是拓宽城乡居民劳动收入和财产性收入渠道。大力支持新业态发展，拓宽劳动收入渠道。拓展金融产品投资、实业投资和租赁服务等增收空间，依法加强对公民财产权的保护。

（二）加大再分配调节力度

再分配环节，要发挥好税收的调节作用以及精准脱贫等措施的兜底作用，注意调节存量财富差距过大的问题，形成高收入有调节、中等收入有提升、低收入有保障的局面，提高社会流动性，避免形成阶层固化。一是发挥税收的调节作用。加快建立综合和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制度。将一些高档消费品和高消费行为纳入消费税征收范围。完善鼓励回馈社会、扶贫济困的税收政策。二是健全针对困难群体的动态社会保障兜底机制。增加财政民生支出，公共资源出让收益更多地用于民生保障，逐步提高国有资本收益上缴公共财政比例。

五、提高宏观经济循环质量

经济循环是生产、流通、分配与消费，虚拟与实体，国内和国外互动与周转的总过程。提高循环质量，是实现生产要素高效配置的途径，有利于保持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然而，我国经济发展中仍存在阻碍经济发展、导致经济循环不畅的问题。包括经济失衡问题、空间布局、宏观调控、体制机制等方面的问题。因此，在高质量的经济循环方面，要打通这些导致经济循环不畅的环节，实现生产、流通、分配、消费循环通畅，国民经济重大比例关系和空间布局较合理，从“有没有”到“好不好”，促进经济发展从总量扩张向结构优化转变，进一步提高生产要素高效配置，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

（一）保持国民经济重大比例关系协调和空间布局比较合理，实现生产、流通、分配、消费各环节循环顺畅

不断优化国民经济重大比例关系和空间布局，优化城乡区域结构，让协调成为内生特点。

保持国民经济重大比例关系的协调。保持劳动者报酬、营业盈余、固定资产折旧、生产税净额之间的比例关系协调，处理好劳动者、企业、政府三者的利益关系；保持消费和投资之间的比例关系协调，促进经济健康发展与工业化进程顺利推进并使经济发展成果惠及普通民众；保持内需和外需之间的比例关系协调，促进内外需协调发展，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保持商品和货币之间的比例关系协调，保持现实资本和虚拟资本之间的比例关系协调等。

以区域协调发展优化空间布局。要在薄弱领域增强发展后劲，支持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贫困地区改善生产生活条件；要分类助推“四大区域板块”发展，强化举措推进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深化改革加快东北等老工业基地振兴，发挥优势推动中部地区崛起，创新引领率先实现东部地区优化发展；要让“三大战略”持续发力，京津冀协同发展以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为重点，推进长江经济带发展以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为引领，围绕“一带一路”建设创新对外投资方式；要以城市群为主体构建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城镇格局，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同时，还要下好乡村振兴这盘大棋，加快构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生产体系、经营体系，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健全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切实解决好“三农”问题，让农村和城市比翼双飞，协调发展。参与城乡一体化发展战略和重大政策，参与编制国土整治、资源合理开发利用规划，会同有关部门组织实施与管理。

推动同城化，打破市场垄断、流通垄断，实现经济一体化。国际经验证明，要实现区域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及一体化，关键是要大力促进区域内城市之间的密切合作和优势互补，形成有机联系、合理分工、融合发展的都市圈或城市群。加快同城化发展，通过加强区域经济整合，打破经济格局，进一步解放生产力，在更广阔的区域内优化资源配置、实现优势互补协同增长，更好地协调城市间因地理位置、生产要素和产业结构不同而承担的不同的经济职能，在区域范围内实现单个城市无法达到的规模经济和积聚效应。

用好香港。香港长期保持国际金融中心、国际贸易中心和国际航运中心地位。香港连续23年被美国传统基金会评为全球最自由经济体。在世界经济论坛发布的《全球竞争力报告》中，香港连续5年跻身全球十大最具竞争力的经济体行列。2017年9月公布的最新“全球金融中心指数”显示，香港排名第3位，仅次于纽约和伦敦。香港是我国改革开放的积极参与者和贡献者，在我国的发展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在“一国两制”制度优势下，香港起到了连接国内和国外的“超级联系人作用”。香港充分发挥其自由港和国际贸易、国际航运、国际金融中心的作用，成为中国对外经济联系的主要通道和海外资本投资中国、内地企业海外融资的主要中介地，推动了内地向市场经济转型，成为内地融入全球体系的重要支撑力量。香港拥有世界一流大学，世界一流直接融资体系，全球影响力的国际金融中心，良好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内地应学习香港的国际化经验、市场经济经验和国际法制，用好香港，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

打破二元土地制度壁垒。打开制度通道，构建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入市的制度框架。制定农村集体经营建设用地入市税收政策，完善抵押融资办法和配套体系，拓宽入市土地类型，制定使用权到期后的指导意见，因地制宜建立区域统筹机制。

实现生产、流通、分配、消费各环节循环顺畅，逐步缓解经济运行中存在的三大失衡。三大失衡包括供给和需求失衡、金融和实体经济失衡、房地产和实体经济失衡。第一，畅通供需匹配的渠道，缓解供给和需求的失衡。加快建立规则统一的金融市场，要畅通政策传导渠道。金融支持实体经济，需要通过市场来配置资源，这就需要一个有效的金融市场来向各个领域传递信息，并能够使资金顺畅有效地流动。引导金融服务实体经济需要进一步加强金融市场监管协调，强化中央银行监管地位，统一监管规则，推进金融市场扩大对内对外双向开放，建立有效的优胜劣汰机制，畅通货币政策传导渠道，促使金融市场资金能够按照市场化原则在各部门、各行业、各企业之间高效地流动。

第二，畅通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渠道，缓解金融和实体经济失衡。金融是经济的血脉，为实体经济服务是金融的宗旨。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增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需要建立多层次的资本市场，提高直接融资比重，畅通金融服务供求之间的信息渠道，为生产要素的重组提供便利，为创业、创新提供试错的金融机制。首先，打破银行垄断，完善我国金融体系。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金融业发展取得了长足的进步，金融业为经济发展提供了重要支撑，但整体来说，我国金融体系仍然由银行主导，银行业资产占全部金融资产的90%以上，全社会的融资风险仍高度集中于银行体系。因此，打破银行垄断，引入不同性质的资本公平竞争，能够激发金融市场活力，有利于完善我国金融体系。放开银行准入门槛，让愿意为实体经济提供流动性的民营资金入场竞争，让企业有更多的自主选择权，从而打通实体经济融资血脉，降低企业的实际融资成本。同时促进互联网金融健康发展，完善金融监管协调机制。密切监测跨境资本流动，守住不发生系统性和区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让金融成为一池活水，更好地浇灌中小企业、“三农”等实体经济之树。其次，进一步健全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积极发展直接融资。①进一步健全完善的、多层次的资本市场体系，满足不同投资者和融资者的金融服务需求，提高市场资源利用效率并控制风险。完善主板市场、二板市场、三板市场的多层次市场体系。逐步形成以债券为主体的主板市场和以股票为主体的中小企业板市场，以基金为主的场外交易市场为补充，各类市场内部合理分层的资本市场体系，并通过各层次市场的差别化制度安排，实现市场风险的分层管理和市场整体效率的提高。②积极发展直接融资。直接融资发展缓慢是国内中小企业融资成本较高的重要原因之一，应降低中小企业的上市门槛，大力发展直接融资。完善股票、债券等多层次资本市场，规范发展区域性股权市场。丰富直接融资工具。积极发展项目收益债及可转换债券、永续票据等股债结合产品，推进基础设施资产证券化试点，规范发展网络借贷。简化境内企业境外融资核准。③加强资信评级机构和会计、律师事务所等中介机构监管，研究证券、基金、期货经营机构交叉持牌，稳步推进符合条件的金融机构在风险隔离基础上申请证券业务牌照。④促进投融资均衡发展。逐步扩大保险保障资金在资本市场的投资，规范发展信托、银行理财等投融资功能，发展创投、天使投资等私募基金。⑤强化监管和风险防范，加强相关制度建设，坚决依法依规严厉打击金融欺诈、非法集资等行为，切实保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

第三，落实“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定位，缓解房地产和实体经济失衡。当前，我国房地产和实体经济失衡严重。主要表现在：土地供需失衡、土地价格失衡、房地产投资失衡、地产融资比例失衡、房地产税费占地方财力比重过高、房屋销售租赁比失衡、房价收入比失衡、房地产内部结构失衡、房地产市场秩序失衡、政府房地产调控失衡十大方面。由此带来的高房价恶化了实体经济投资环境，大量资金涌入房地产市场寻求高回报，使实体经济“脱实向虚”严重。同时也加大了房地产泡沫集聚，加大了资产价格波动风险，房地产泡沫成为最大的金融风险。因此，必须高度重视泡沫性高房价对实体经济产生的负面影响并认真加以解决。一是建立房地产调控五大长效机制。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定位。综合运用金融、土地、财税、投资、立法等手段，建立房地产调控长效机制。建立土地调控长效机制，控制土地供应总量、用地结构比例和拍卖土地价格。建立金融调控长效机制，坚决守住开发商自有资金拿地这条底线，坚决防止开发商多账户借款，认真管好住房按揭贷款。建立税收长效体制，形成高端有遏制、中端有鼓励、低端有保障的差别化税率体系，适时征收房产税或物业税，研究征收土地增值税。建立租赁市场长效机制，完善政府公租房体系，培育商品房租赁市场。实施地票制度。地票是指将闲置的农民宅基地及其附属设施用地、乡镇企业用地、农村公益公共设施用地等农村建设用地，复垦为耕地而产生的建设用地指标。地票制度打破了土地资源配置的空间局限，赋予农民更多的财产权利。支持了新农村建设，推动了农业转移人口融入城市。地票制度可对城市房地产调控特别是土地供应发挥重要作用。二是完善住房立法，保证民众住房权利。据初步统计，1932—2008年，美国国会共颁布住房方面的法案及修正案70多部，对住房问题建立了一套较为完善的法律体系，涉及放款机构和政府支持企业的经营与社会责任、借款人利益保护、中低收入家庭住房保障三类，涵盖住房开发、租赁、融资、补贴、税收优惠、贷款担保、社区发展和监管等各个方面，通过法律保证民众住房权利。其中，在解决中低收入家庭住房问题方面，通过立法、机构设置和法规约束所形成的鼓励银行持续向中低收入家庭放款的机制值得我国借鉴。我国应适时出台《住房法》《房地产税法》和《房屋租赁法》等基础性住房法律。

（二）要创新和完善宏观调控，发挥国家发展规划的战略导向作用，健全财政、货币、产业、区域等经济政策协调机制

当前我国经济社会面临的突出矛盾和问题，有周期性的、总量性的因素，但重大结构性失衡是导致经济循环不畅的根源，应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入手，实现供求关系新的动态平衡。要创新完善宏观调控，建立与高质量发展相适应的制度环境体系。按照高质量发展的要求，要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统筹推进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各项工作，大力推进改革开放，创新和完善宏观调控，推动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在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精准脱贫、污染防治的攻坚战方面取得扎实进展，引导和稳定预期，加强和改善民生，促进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今后三年要重点抓好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精准脱贫、污染防治三大攻坚战。加快形成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指标体系、政策体系、标准体系、统计体系、绩效评价、政绩考核，创建和完善制度环境。发挥国家发展规划的战略导向作用，健全财政、货币、产业、区域等经济政策协调机制。

推动实现高质量发展需要市场、政府和社会“三位一体”的合力。重大项目建设、基础设施建设解决的是经济发展中的“干线”问题，要疏通经济发展循环不畅的“毛细血管”，推动实现高质量发展需要市场、政府和社会“三位一体”的合力。一是用好市场“无形的手”，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促进市场秩序和企业经营模式发生从速度到质量的脱胎换骨般的转型。二是用好政府“有形之手”，创造良好的营商环境。政府引导并创造环境，引狼入室、与狼共舞、培养狼性。政府提供支撑市场发展秩序的制度框架，简政放权，藏富于民、放水养鱼，对企业减税、多予少取，鼓励内生性市场快速发展。三是用好社会“和谐之手”，创造社会治理优势。形成全社会尊重人才、尊重知识、尊重技能的创新社会氛围。积极稳妥地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目前我国已成为制造业大国，需要高效的金融体系支持。然而，目前的混合所有制结构并不是高效的。如金融行业中，国有企业所占比重高达90.7%，表明金融行业被国企垄断，没有形成市场作业，市场机制没有充分起作用，导致竞争不充分、效率不高，金融寻租行为严重。解决混合所有制结构，要支持国有资本、集体资本、非公有资本等交叉持股、相互融合。推进公有制经济之间股权多元化改革。稳妥推动国有企业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开展混合所有制改革试点示范。引入非国有资本参与国有企业改革，鼓励发展非公有资本控股的混合所有制企业。鼓励国有资本以多种方式入股非国有企业。

（三）加快建立现代财政制度，深化金融体制改革

加快建立现代财政制度，建立权责清晰、财力协调、区域均衡的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建立全面规范透明、标准科学、约束有力的预算制度，全面实施绩效管理。深化税收制度改革，健全地方税体系。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增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提高直接融资比重，促进多层次资本市场健康发展。健全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双支柱调控框架，深化利率和汇率市场化改革。健全金融监管体系，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