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税体系与产业转型升级联动机制研究:以贵州省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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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基本概念界定

一、关于地方税体系概念的界定

(一)关于地方税概念的界定

地方税是与中央税相对称的一种税种。目前,世界各国对地方税的管理权限可划分为以下三种类型:①立法权、管理权都属于地方,由地方决定课征地方税收;②立法权属于中央,地方享有较大的管理机动权限,主要包括地方政府单独管理、地方政府间合作管理、更高层级政府管理、更高层级政府与地方政府合作管理四种模式;③立法权、基本管理权都属于中央,地方只负责征收管理。(24)

中国现行地方税体系的主要依据来自《国务院关于实行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的决定》(国发〔1993〕85号)。(25)虽然中国已于1994年实施了分税制改革,但中国的“分税制”并非完全意义上的分税制,尤其是市县一级在地方税税权和征管方面存在许多空白。(26)

邓子基等(2007)认为,地方税是地方政府为了实现管理社会公共事务的职能、满足地方性一般公共需要而对社会产品进行的强制扣除,体现了以国家为主体的特定分配关系。(27)

刘佐(2008)认为,地方税是指税权归地方的税种,即由地方根据宪法或其他法律的规定制定地方税收法规,征收和使用的税收。(28)

靳东升等(2008)认为,地方税是指根据中央与地方事权划分状况,由人大立法和政府制定规章,具体由地方政府负责征收管理,收入由地方政府支配的税收总称。(29)

高亚军(2012)认为,地方税是依据中央政府立法或者经过法定程序由地方政府立法,收入由地方政府征收并归属地方政府支配的税种的总称。(30)

许建国等(2014)认为,地方税是指根据中央与地方政府事权划分状况,按照财政管理体制的规定,由中央政府或地方政府立法,地方政府负责征收管理,收入归地方政府支配的各类税收的总称。(31)

朱青(2014)认为,地方税是指收入划归地方,由地方政府支配使用的税种。地方税可以分为地方独享税和地方分享税。(32)

陈国堂等(2015)认为,地方税是按照国家财政管理体制规定,为实现地方政府职能,由中央统一立法或由地方自行立法开征,归地方政府负责征收管理,税款列为地方财政固定收入的各税总称。(33)

李华(2018)从四个维度对地方税的概念进行了分析:从财力保障维度分析,地方税重点强调地方税收收入;从政府治理维度分析,地方税强调地方税权;从税收构成维度分析,地方税重点关注税收体系和主体税种;从政府层级维度分析,地方税包括广义的非中央税与狭义的地方税。(34)

(二)关于地方税体系概念的界定

邓子基等(2007)认为,地方税体系应由地方税立法体系、地方税制度体系、地方税征管体系三个部分构成。(35)

靳东升等(2008)认为,地方税体系是指由地方税收管理权限、地方税收制度结构及相应的地方组织机构和运行保障机制构成的税收分配运行系统。(36)

高亚军(2012)认为,地方税体系包括科学合理地划分中央与地方的税权、合理设置地方税制结构、合理界定地方税收入规模和比重、采取先进规范的征管手段、科学设置地方税收组织结构等内容。(37)

许建国等(2014)认为,地方税体系是各个地区根据经济发展水平、财政支出需求而形成的包括税收收入体系、税收管理权限体系、税收制度体系和税收征管体系在内相互协调与补充的系统。(38)

朱青(2014)认为,地方税体系是由多种地方税组成的税收系统,包括一个或多个主体税种,并以其他税种加以辅助。(39)

陈国堂等(2015)认为,地方税体系是一国根据其社会经济条件、经济发展水平、财政支出需求和税收征管水平等,合理划分税权、科学设置税制、明确税收征管等形成的地方层级的相互协调、相互补充的税收体系。(40)

二、关于产业转型升级概念的界定

部分学界与业界人士曾认为,产业转型升级就是通过发展新兴产业淘汰夕阳产业,或在城市发展中追求第三产业增加值超过第二产业增加值。随着产业转型升级研究的逐步深化,党的报告以及学界对产业转型升级有了全新的界定。

(一)党的报告对产业转型升级的界定

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要“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明确指出:“深化改革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关键。”同时明确提出:“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重大决策,这是根据国际环境重大变化和中国发展新阶段的客观要求作出的决策部署。”中国经济转型升级的目标是“推动经济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发展”。其内涵是“保持合理的经济增长速度,积极推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型、经济结构升级”,“大幅度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协调推进经济发展与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成果合理分配和发展动力机制转型升级”。从未来发展看,中国能不能顺利实现改革驱动和创新驱动,能不能充分发挥这两大动力机制作用,将决定经济转型升级能否取得成功。(41)

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是跨越关口的迫切要求和我国发展的战略目标。”这不仅对中国产业转型升级提出了新的目标和要求,还极大地丰富了产业转型升级的内涵。中国经济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其基本内涵就是强调中国经济已经从主要依靠增加物质资源消耗实现的粗放型高速增长,转变为主要依靠技术进步、管理改善和劳动者素质提高实现的集约增长。“高质量发展阶段”表现在产业结构上,就是要求由以资源密集型、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向以技术密集型、知识密集型产业为主转变;在产品结构上,就是要求由低技术含量、低附加值产品为主向以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产品为主转变;在经济效益上,就是要由高成本、低效益向低成本、高效益转变;在生态环境上,就是要由高排放、高污染向循环经济和环境友好型经济转变。(42)(43)

(二)学界对产业转型升级的界定

Gereffi(1999)基于全球价值链(GVC)的视角,认为产业转型升级涉及组织学习,提升一家公司或一个国家在国际贸易网络的地位。其中,参与全球产业链是实现产业转型升级的必要环节,因为它将公司和经济体置于一个潜在的动态学习曲线(potentially dynamic learning curve)之上。(44)

蒋兴明(2014)认为,产业转型升级是由产业链转型升级、价值链转型升级、创新链转型升级、生产要素组合转型升级构成的有机整体,属于系统工程的范畴。(45)

夏飞等(2015)认为,产业转型的实质是原有生产要素在新环境下重新配置与使用的过程,涵盖了产业结构、产业发展和产业政策等方面。产业转型可与技术转型、增长方式转型、金融及经济体制转型等合成,共同构成经济转型的重要组成部分。(46)

张伟等(2016)认为,产业转型升级是从低附加值升级为高附加值,从高能耗高污染升级为低能耗低污染,从粗放型升级为集约型。产业转型升级既包括产业之间的升级(由第一产业主导升级为第二、第三产业主导),又包括产业内部的升级(某一产业内部的加工和深加工向纵深化发展)。(47)

曾智泽等(2016)认为,产业转型升级主要是指产业由低端迈向中高端的进程。而产业迈向中高端的核心标志是发展中国家或欠发达地区的主导产业成为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程度较高的产业。这一过程至少包括以下三个方面的内容:从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变;从成本竞争向技术、质量、品牌、服务竞争转变;在全球价值链和创新链中,从低进入壁垒、低生产率、低附加值环节、低成新率,向中高进入壁垒、中高生产率、中高附加价值环节中高成新率转变。其中,进入并掌握中高附加价值环节是核心标志;掌握关键核心技术及相关知识产权是基本前提和内在要求;拥有一批高质量产品、一批主导甚至主宰世界产业发展方向的跨国企业,以及一批影响力大的国际品牌是外在表现;取得超过世界平均水平甚至达到发达国家水平的销售利润率是根本目的。(48)

费洪平(2017)认为,产业转型升级主要体现为产业向高端化、信息化、集群化、融合化、生态化、高级化等方面发展的过程,最终构建起新的产业体系,全面提高产业核心竞争力。所谓高端化,是指通过拓展延伸产业链、提升价值链、完善供应链,占据产业价值链的高端。所谓信息化,是指运用大数据、移动互联网、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有序推动生产和管理方式的变革。所谓集群化,是指通过产业发展资源的优化整合,将产业集群的“同质竞争”调整为“异质互补”,打造出具有强大国际竞争力的产业集群。所谓融合化,是指运用新一代信息技术,突破产业边界,培育新兴产业和新型业态。所谓生态化,是指推动农业发展绿色化、工业发展低碳化、服务业发展环保化,形成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的产业发展新格局。所谓高级化,是指通过掌握产业的核心竞争力,抢占产业制高点。(49)

三、关于联动机制概念的界定

本书所指的联动机制,主要是根据联动及联动机制的基本原理,从联动的视角出发,运用系统动力学和运筹学等分析方法,在“营改增”和产业发展要素之间构建了一个“要素结合、深度融合、联动转型、推动升级”的制度联动机制。其主要具有如下特色:一是在研究方法中强调系统动力学、运筹学等理论的运用;二是强调联动机制构建的系统性和完整性;三是突出联动机制政策安排的可操作性和实用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