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的礼神习俗
——抵达通州城，航程终结——大使登岸，当时的礼遇——指定安放礼物和行李的地方——大使及其随行人员的住所——中国人供奉的神位——招待大使的宴会——通州城——当地的民政——赠送给皇帝的礼物的检查——炮兵演习——地方长官来访——伊兹先生的死及其葬礼——大使接到关于进入北京的通知
1793年8月16日，星期五
在航程中我们见到更多的村落，更多的人，供给的肉类、家禽、蔬菜和水果继续收到。约午后五时，我们抵达通州城，通州城离北京约20英里，我们这优美的河上航行至此告终。在此所遇与前相同，若再叙述不免重复，但情况是这样的异乎寻常，使我不能不道及，这地方的居民挤在河岸两旁的人数远远超过我曾经见过的。
船队一到这里，马戛尔尼伯爵和斯当东爵士与护送官王大人一起登岸去察看那些预定安放礼物和行李的地方；在那里，中国方面为此已先造好一些场所。这建筑大约占地一英亩，用木柱和草席搭成，席子盖顶，以防雨露损及物品。地面也用席子铺好，四周有低级官员和士兵严密守卫。
当地长官送来通知说明，明天早晨七时在拨定给大使在通州期内居住的寓所里用早餐。马戛尔尼伯爵和他的全体随行人员，以及机工、士兵、仆役都被邀请。这一通知随即传达到每一只船上，并发布命令作登岸准备。
1793年8月17日，星期六
晨六时，中国方面派来两顶轿子专为马戛尔尼伯爵和斯当东爵士备用。约一小时后，两位爵士离船，由一队中国军队护送，乘轿到预定的寓所。成群的民众跟随一路。
这次早餐备有极为丰富的蒸煮的肴食，各种肉类，茶、酒、熟鸡蛋以及许许多多种类的水果和精细的点心、蜜饯。
一定数目的苦力或挑夫用小船从大船上搬运所有的货物到指定礼物存放地点。这天上午的大部分时间，我都在料理我所看管的那一部分包裹，把它妥当地搬到那所棚子。
在这围定了的地方的门口有两个中国官员。他们检查从船上搬来的每一个包裹、每一只箱子的货物：首先度量一下每一件的长宽尺寸，并用笔登记了下来；然后，依我所见，把记录纸条的半张贴在每一件货物之上。没有一个小箱、小包或小零件不经过这样的检查手续。据我了解，这是为了皇帝要确切无疑地知道这些礼物和使团所有行李的数量。
不论是我们的人员或是本地人员，都尽了最大努力把我们的货物从大船搬上岸。在此时际，我们速度极快，在这一天内，把全部行李运上岸，而且安放到贮藏所内。
中国政府所指定拨给大使在通州居住的寓所离河岸四分之三英里，离城区约一英里之遥，地面隆起。它的外表雅致精美，但是低矮的程度，好像对于可以期望给予的显要地位和当时我们考虑到的拨这所房屋的意义不相符合——这座房屋没有哪一部分比一层屋高。
这座房屋的进口处是一普通的方形通道，接着是一个清净雅洁的院子，这是供大使所带的士兵寄宿所在，好像是一种营房。另一院落，进门处有三级阶梯，院内有好几间小屋子，由原来的中国人居住。紧接着这几间的与此相类似的房屋拨给大使的仆役居住。就在这些仆役住房的对面是一间同普通房屋一样的方形小屋，这是供奉神位的所在。房间中央设一祭台，台上供着三个瓷制神像[1]，同人体一样大；台的每边供着烛盘，每天早晚燃点两次，在其余的时间内，如果有人来拜神也点上蜡烛。礼拜完毕，烛即行吹熄，而烛上的余烬则任其自行熄灭。这样的拜神仪式过后，祭台上的司仪就取出一根软的木槌把挂在祭台上的钟击三下，于是这位祈祷者就跪在神像面前，把头弯向地面叩三次，当他的头向上抬起时，他两手相握向前举过头顶。中国人的每天拜神就以这跪拜结束他们的仪式，中国人呼之谓“请，请，乔喜”[2]，即虔敬上帝之意。
这样一种普通居民的供奉神位的形式是全中国普遍的；每一个人，从低贱的农民到皇帝本人都有一个祭台或者一个神位，最穷苦的人家也同样供奉他们的偶像。虽则可以想象，与皇宫里的和穷苦人家的神像也只有形式和比例上的差距，即使在水上生活的人们也不例外，航行于海上或河上的各种船只都供奉他们的神和祭台。
接连这居民礼拜堂的院子是中国人居住的，同时作为厨房之用；从这里经过一个圆形的门道到另一部分的房屋，这是专供大使和他的随行人员所用。
这房屋围绕着一个漂亮而宽敞的天井。这天井，在此时际，我们将其它作为餐厅之用。天井的一边有一洁净的阳台，离地面两级高，有美丽的屋顶、四根金漆庭柱；整个天井覆以天幕，蔽住阳光；这里也装上美丽的灯，齐整地挂在四周，灯架是用黄杨木制成，装上透光的丝绢和各色花纱。灯烛点亮时的光辉颇为悦目。两侧的主要厢房作为使团随员们的处所；他们分别在这两行对称的房间里就寝。马戛尔尼伯爵和斯当东爵士则分别留宿在另外的厢房里。
两点钟为大使和他的随从人员们预备的午餐开始。在这餐席上约有一百盘不同的菜肴，悉照中国方法烹煮：菜肴主要是放在小碗里蒸煮的食品。席上不用桌布，没有刀叉，他们取物入口的唯一办法是用形似铅笔的细长的木条或象牙筷子。因此，凡是硬的食品绝对必须先切成小块。
在进餐时，许多中国人围绕着餐桌。这些人，据我设想，应是从属于中国长官的；他们是来看管对于使团的招待、布置事宜。那时他们不只因惊奇而表露出奇特的动作和姿态，而且时常大声嬉笑。
1793年8月18日，星期日
为了使得使团表示其尊严和重要，因而曾命令由若干名英国兵组成的卫队在大使的房屋前侍卫。可是由于大使的住房被移到公众所见不到之处，这些侍卫被命令站在外院大门和内院的进口处，可能引起中国人的注意，因而在中国人士的一般舆论中会强调这次外交使节的影响。而外交上所要求取得的成功实有赖于这时的一种形式。
为人们需要茶水时及时供应，中国方面还给使团分配了中国仆役。热茶、凉茶、凉水、开水、冰水，任何一种饮料，从早晨到夜间都有供应。
这天早晨，我有机会去访问通州城和它的郊区，受了不少的累，还碰到一些麻烦事，但我坚持把这城市的大部分地区走完了。
它建筑成一方形，有极为高大坚固的城墙保卫着。城墙外容易接近的地段有一道深的护城河。城墙周围约六英里，高三十英尺，宽六英尺，有三个门，防卫充分；每一城门上面筑起壁垒，架上炮。城门内有健壮的守卫队，经常不断地看守着。每晚十时关闭城门，晨四时开放；城门钥匙由一官员掌管，晨四时后交给守门卫兵；在这时间内发生任何事故必须随时上报，根据情况发布命令。
这城市的房屋大致与我们在中国境内所见的相像，不超过一层屋高。但在某些程度上，与我们所经历过的其他地方的平民房屋有所不同：它们几乎全部都是木头房子，用石或砖建筑的很少见，只限于官员所住的地方。
房屋从它们外观的精美装修上看颇为悦目，但室内陈设异常简陋，如果可以称谓陈设的话，那是很少，或者简直没有家具。他们的店铺里面仅有一间房子，没有地板，地面也不铺砌，所有家庭的事务和业务上的操作都在内进行。店门前面竖着木柱，木柱上在白昼悬着一个帐幕，不单为行人也是为了店员们本人遮蔽日光。有些木柱比它后面的房屋高得多。柱上不但油漆光润还装挂旗蟠，表明某种商店所售的某种商品。木柱上端装着一个木刻的雕像用以指示方向。
房屋和店铺外形和大小的变化很少，几乎完全是一个式样。在这广大的城市里的各街道上所见的几乎是完全同样的。它们的不同之点只在街道的宽度上。狭窄街道上的居民在他们的屋顶上张起草席，很宽地跨到街上，在暑季这是很适宜的。街道的两旁，为了行人的方便，铺上四英尺宽的走道。
中国并不常见用玻璃窗，普通的代用品是一种薄油纸，把它糊在窗格里面，在高级人士的房屋则采用丝料。
通州这地方商业繁盛，从停泊在河边的大量船只数目上和令人惊骇的人口稠密度上可以看出；我从几个当地商人方面探悉，一般认为这里的人口至少有五十万。
夏秋两季，这里的气候颇为炎热难受；冬季则严寒，三十英寸厚的冰块储藏在地窖里，直到夏季。这些冰在居民中认为是一种极为奢侈的物品，在炎暑时日把它混在饮料里作为解暑良剂。
在访问这城市的时间内，我尽力想了解它的地方政府的性质。在这重要的问题上，难以期望我通晓很多，但我总是找到途径了解了一些，知道这里所有的民政案件是由若干法官指定的低级官员判决。但这些判案必须经地方上的或该地区的首席长官批阅，他可以依他自己的意见批准或驳斥它。地方长官的判决案件也受该省按察使[3]的监督。由省一级判决的民事案件则再不能上诉。
判处死刑案件最后必须经过皇帝裁决；虽然判死刑的实在颇为稀少，这类案件即使发生在很远的边疆地区也得请示皇帝，由皇帝亲自裁决是否撤销死刑，减轻或执行死刑。[4]杀头案在中国是非常少见的。关于这问题，我甚为注意，而且好奇地去打听，一有机会就向人探问。我不只问过一个人，有好几个人，至少有七十岁高龄的老人，他们从未见过或听到过有杀头处刑的事。比较轻的刑事案，在这人口非常多、商业又发达的国内也不常有；这是因为一般易于犯罪的人被警察看管得很严厉，一经犯罪立即处罚，不容延宕。这一条例，在许多情况下，可以为素负盛名的英国司法制度所仿效而获得良果。我也毫不犹豫地看到，不论中国政府有它的缺点或优点，我没有资格来判断，但中国人民则似乎是愉快而满意地对待这政府，他们也享受到与这文明社会的最好安排相一致的许多自由。
据我所发现或打听到的，在这宽广的城市里，官员们的衙门是仅有的公共建筑物。这些房屋都是用砖建筑，但与其说它秀丽或雄伟，则毋宁说是宽阔而已。
傍晚，我结束了这次富有成效的游览。当时，不只是由于步行而颇觉劳累，而且由于居民对我的好奇使我十分困扰，有好几次我被二三十人所包围，紧追着我，让我不得不避到商店里去，直等到搅扰我的群众散去为止。我为了不受侵扰而返回，途中买到几把扇子和烟管，这些东西是做得出奇的精致、灵巧。
1793年8月19日，星期一
这天早晨，大使团事务总管巴罗接到了全部剩余的礼物，这些东西原是安放在上文提及的收藏地点的。皇家炮兵队的巴瑞施副官同他的一队人员去检查军械储藏库。他们也把枪炮装置了起来，并且放到它们的配装车辆上。这些军器包括六尊新的铜野战炮，两尊迫击炮，一尊堡垒炮和全套的炮兵队所用的器械。关于军械情况报告到大使时，大使很高兴；他偕同本松上校和军官、随员等到那场地去看炮兵队演习。各炮开了几回，非常迅速、灵活而准确。大使逗留了约两小时，然后回到寓所。在寓所使团人员陪大使一起用餐，餐食情况与昨天的相同。
傍晚，大使接待了陪同我们的护送官和同来的这城市的首席长官。军乐队受命当场在阳台上奏乐。中国客人对于欧洲音乐颇感兴趣。
这天晚上八时，使团的机工之一哈菜·伊兹先生由于患急性痢疾而死亡了。这病折磨他有一段时间了。当时翻译员柏仑白先生被请去订购一个棺材。这种盛尸体的器具在中国是经常有存货供应，因此在可能举行的仪式下，每人向这位永别了的同伴致以最后敬礼，然后即行收殓。
在这国家的人民所用的棺材是同一大小的。它的形状比欧洲的更像一只平底船。它们是很坚实笨重，它们的盖并不像我们的用钉钉住，而是用一木栓[5]扣住。
大约十一点钟，起了非常大的暴风雨，兼有雷电，不间断地直到第二天凌晨四点钟。
1793年8月20日，星期二
这天早晨，大使宣布举行对伊兹先生的丧葬礼仪式，为了使中国人，即使对我们的丧礼仪式方面能得到一个良好印象，决定采用军礼安葬。
所有使团的仆役、机工、音乐队队员都被要求及时准备，本松上校也发布了命令通知，除了一位军曹和六个炮兵队的士兵以外，所有军队只随身携带轻便武器；军曹等几个人要带枪和武装，到葬地上去担任鸣枪司仪。由于使团里没有牧师随行，因此我就被委此重任，当这葬礼举行时，宣读英国教堂里的悼词。
9时，送葬队伍出发，顺序排列如下：
皇家炮兵队分队，军器倒放
由人肩抬着的棺材
两位笛手吹着送葬的哀曲
分派在墓地行礼的司仪
机工、仆役等等，双行并肩而行
军队随后，密集成一整体而行
在行列中有几位使团中的高级官员
我们在一切应有的严肃仪式中前进直到墓地。这坟墓离大使寓所约四分之一英里，经过批准用来安葬我们的同胞，而准予有一种自由。这一自由，在我们自己的地球上有教化的地区内的某些国家里，可能从未允许给外国人享受过。这样一种仪式，容易想象得到，足以鼓起这城市居民的好奇心理，我们被大量的围观人群所跟从。这情况，在欧洲的城市里即使遇到最有兴趣和最动人节目的时候也不会出现的。
我们抵达墓地后，士兵们围绕着坟墓站成圆形举葬，鸣枪的队伍站在旁边，棺材安放在一条木板上，于是宣读悼文。举行了通常仪式，棺材放入土中。这时司仪的军队在墓前齐发三次排枪，照这国家的一种习惯，我们所不能体会其意的，墓穴的深度仅足以盖住棺木的顶而已。
在这坟地上有颇多的大理石或其他石块墓碑，碑上刻着文字，有些纪念碑很讲究，雕刻各种不寻常的花纹：这块坟地很大，但没有围墙。除了大城市、大市镇以外，实在是没有公共坟地，在中国，每个人都葬在他所生活的地点。
封盖好这坟墓，尽了对死者的责任后，送葬队伍照出发时的程序返回。
大使接受了几位官员的访问。这种敬意使我们自然地认为此次非常任务顺利成功的预兆。大使也接到了通知，确定明天使团人员出发赴北京。
这是一件奇特的事，拨给大使团居住的房屋，到最后证明是属于某一木材商人的房子。他的木板工场就在屋子的旁边；但彼此之间的交通用临时钉住的木板隔开了。为了这事我探问过人，一位中国士兵指着木材工场，同时也告诉我这地方的主人卖的木材是供给制造大木船用的。
[1] 原文为porcelain figures译作“瓷制神像”。同人体一样大的瓷制神像在国内很少见，这神像是否瓷制很可怀疑。
[2] 原文为“Ohin-Ohin-Josh”，可能是当时译员的一种地方口音，只好按普通音译出，但与虔敬上帝之意相去甚远。在书后的《中国语词汇录》里译作“神”。
[3] 原文为Viceroy，一般可译作“总督”或“都督”之类，但按清代官制这应该是主管一省刑政的“按察使”。
[4] 按清代官制，刑部是处理刑事案的最高机关。
[5] 原文为“一木栓”，实际一个棺材需用四个木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