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主奴恋物癖→商品恋物癖
马克思的惊世思考在于:在宣称自由平等的资本主义社会,人们推翻了封建社会的奴役关系。众多束缚人的等级秩序、道德禁锢都如烟尘般飘散,物质生产和科技成就空前繁华,但为什么人类依然存在压迫和奴役?齐泽克认为,这一思考使他关注到从封建社会到资本社会的恋物癖转型,即主奴恋物癖到商品恋物癖。
在前资本主义社会中,因为经济结构使然,商品恋物癖未取得发展,恋物癖寄身在人与人的关系中,这就是臣民对国王、奴仆对主人的那种依附和崇敬。这也是黑格尔意义上统治(lordship)和奴役(bondage)的关系,保留了原始拜物教的光晕特征。而在资本主义社会,人与人的关系摆脱了恋物癖,每个人都是经济市场的自由人,他们的相互关系也是自由人的契约。
在法律的心目中,这些自由人是完全平等的,其模型是市场交换;这里,两个主体不期而遇,他们之间的关系已经摆脱了臣民对主人的崇拜色彩,也放弃了主人对臣民的保护和关心功能;他们是作为两个人不期而遇,他们的行为完全取决于他们的自我利益;每个人都是地地道道的功利主义者;在他眼里,任何其他人都不再拥有神秘的光环;他在同伴身上所能看到的是另一个追逐自我利益的主体,他只对占有某物——商品——感兴趣,因为只有商品才能满足他的需求。
如此看来,商品代替了以前的主人成为人们恋物的新客体。马克思因此认为资本主义并不是消除了恋物癖,而是转移了恋物癖,从人与人的关系位移到了物与物的关系之中。至关重要的社会关系,比如生产关系、等级关系不再直接地以统治和奴役的人际关系显现,而是“披上了物之间即劳动产品之间的社会关系的外衣”。谁占有更多的商品(包括金钱、劳动力),谁的商品能换取别人更多的商品,谁就是高人一等的主人,反之则是奴仆。社会关系因此被商品关系所决定,隐晦地保持人类根深蒂固的弱肉强食。
那么,马克思仅仅是愤青地揭示人与人的奴役关系在资本主义中并没有消解,人与人表面上自由平等,却因商品关系而内里统治和支配吗?他仅仅是人们通常所说的那样借助商品恋物癖揭示了物化的人际奴役吗?齐泽克认为,马克思的要点并不是“以物代人”,即人与人的关系异化在物与物中,物统治了人,并不是资本主义社会换汤不换药,用另一种恋物癖实现社会统治,他的深层聚焦点毋宁是:社会奴役(恋物癖及其效果)究竟是怎么回事,我们如何才能打到它?
马克思的杰出之处是从符号的反身性(reflective)结构中探寻恋物癖,他洞察到恋物癖并不是人和人具体关系的体现,而是社会结构的反身性效果。
比如中世纪的国王和臣民,马克思并不认可其固定的客观人际关系,而是强调符号中介下两者的结构关联:“这个人所以是国王,只因为其他人作为臣民同他发生关系。反过来,他们所以认为自己是臣民,是因为他是国王。”马克思在此提到了黑格尔的“反身性决定”(reflective determination):客体或人的“反身性决定”的属性总被视为其自然属性。一个客体或人的属性总在符号网络中确定,但一旦确定,就仿佛成了它的自然属性。国王的身份总在人际符号网络中生成,但一旦生成,臣民们就认为“国王天生就是国王,处于他和他的臣民关系之外”。
齐泽克因此指出,恋物癖是一种误认的结构效果:“即各种构成因素之间的关系网络的效果,表现为某一构成因素的直接财富,而且好像这个财富也属于各种因素关系之外的某一因素。”恋物就是“一个‘结构’,一个‘网络’的效果被(错误)理解为一个个体的直接属性”。
恋物客体仿佛逃出了红尘关联,独立自足,凭自身本领荣登高位。然而,无论恋物客体是否具有光晕,它的神奇地位以及对人类命运的决定性都不是什么自在自持之物,而只是符号结构的效果。马克思正是从这一思路展开了对商品恋物癖的分析。
商品就其本身只是满足特定需要的劳动产品,是使用价值的承载物,但在商品交换的符号网络中,奇迹发生了!商品一旦被标价,被确立交换价值,商品的交换价值或价值就仿佛超越了使用价值而独立存在。
马克思认为,商品的价值表现形式和“国王—臣民”的结构一样,如果商品A只有借助商品B才能体现自己的价值,商品B就成为商品A价值的镜子或等价物。一旦这种符号关系建立,商品A的价值或交换价值仿佛就原原本本在那里。譬如一块地换三个奴仆,这块地就仿佛不再是地而是三个奴仆日夜劳动。当等价物作为金钱,这一逻辑更加明确,一个商品值多少钱就成为这个商品的神秘维度,仿佛那一串标价的数字比实物更加真实,人们见商品如见钱。而对于货币、金钱这种适用一切商品交换的物品,明明是一堆纸张金属,大家却从中看到各种利欲满足,仿佛货币的物质存在就是财富的直接体现。
这表明,商品的魔法效应是社会交换的结果。商品的交换价值(价值)、金钱在市场上的购买力和国王一样并非客体的直接/自然属性,而是其在社会符号关系中所占据位置的结果。正是这一社会符号结构决定了物与物的关系,并在其中决定着人与人的关系,它是不以人的意识、理智为转移的客观存在。因此,金钱或商品和国王、神明等具有光晕效应的恋物客体一样,是先于具体人际的社会统治网或符号结构的物化承载,这种符号结构绝不可化约为具体的“人和人的关系”或“事物的关系”。
齐泽克坦言:大多数对恋物癖的错误理解在于“将社会结构削弱为透明的‘具体个体之间的关系’”, “当我们错误地将形势理解为仅仅涉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并未能考虑到操作这些关系看不见的符号结构时,一种更加复杂的‘拜物物化’就出现了”。他以“美国轰炸伊拉克”为例,如果仅仅将其理解为布什总统发布命令,再促成一系列指挥轰炸的反应链,如果仅仅将数以亿万的生命和财富的毁灭视为某个人一纸签名一个电话的结果,这难道不是主权者至高无上的恋物幻觉吗?但关键是要看到其幕后运转决定人类命运的符号秩序。同样,一个平常的资产阶级主体很清楚金钱只是处理一部分社会产品的权力等的标志,也很清楚金钱影响着人与人的具体关系,但他不能理解的是这背后存在一个符号结构的强大运作,存在先于任何人际关系的客观统治结构以及结构之症状、解放之诉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