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幻象的起源：他者的异化

在以上讨论中，我们理解了意识形态自我反讽或反转的必要性，分辨了显性秩序和潜在幻象、公法和超我的两个互补层面。但尚未澄清的问题是，这两个层面究竟是如何纽缠在一起的？人类的秩序为何需要幻象作为增补？公法为什么依赖潜规则这一污点？

在《意识形态的崇高客体》中，齐泽克是从意识形态质询的角度来谈幻象的：当主体身处社会大他者的质询下，质询的“循环方阵”（square of the circle）并不能自动而不带残余地生产出主体化形态，实现主体的想象—符号认同（这被齐泽克视为阿尔都塞质询理论的缺陷）。能指链对意义的回溯性缝合总保留一个欲望的开口，亦即大他者言语和其意义之间的开口，大他者的不一致。拉康用意大利文在第三个欲望图表中将其写作“che vuoi? ”：你究竟要我干什么？——此番迷茫的情景在社会动荡时更为显著，齐泽克曾在其主演的《变态者电影指南》中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之交的德国老百姓的处境解说大他者言说的无效。当一切社会信誉瓦解、通货膨胀、失业率飙升、道德解体，一切都在变坏，人们如同初降奥秘人间的小孩，面对社会权威的各种宣告（你是谁！做什么！），却不知其真义。大他者的言说归根结底是个无解之谜，预示着存在的无从定位、生命的无可依寻。表象的秩序、法则并不能解答这个谜语，而幻象归根结底是对符号界本质匮乏的掩盖，是对大他者欲望或短缺的屏蔽。“幻象显现为对‘你到底想怎么样？’的回答，显现为对他者欲望的无法忍受之谜的解答，显现为对他者短缺的回应；但与此同时，可以说，正是幻象本身，提供了我们的欲望的坐标系。”

根据拉康的《主体的颠覆和欲望的辩证法》，我们知道，“che vuoi? ”最初就是父母的欲望之谜。父母的欲望在符号界是缺失的，是要求和需要之间的裂口（cut）。这一缺失引发了小孩无终止的焦虑，这是生命的本体性焦虑。小孩子唯一可以做的就是将欲望的不可能转化为不可能的客体：一方面，他试图在父母的声音和凝视，抑或借助自身和父母之间某些中介物如母亲的乳房、自己的粪尿，甚至想象菲勒斯去揣测大他者的欲望，使之成为一个可把握的客体；另一方面，他试图将自身视为这一客体，视为父母欲望的确定对象，幻想父母从自身这里能看到客体（因此客体是“在主体之中又多于主体之物”）。这就是拉康学说中著名的“客体小a”，它位于大他者欲望和主体欲望的中介处，因此可以连贯两者，建构主体的幻象，并将冲动植入“情色区”（erogenous zone）。幻象亦即主体和客体小a的关联图式，通常被写作“$◇a”——客体小a因为是失落和不可追寻之物，所以兼有分离和契合的双重含义。

齐泽克在《神经质主体》中还补充了一点：婴幼儿的原始无助/痛苦（hilflosigkeit）。它有两个互异却勾连的层面：一是幼儿过于弱小产生的纯粹生理性无助，他必须借助大人的喂养照料得以自我保全；二是他面对大他者欲望、快感之谜的无助，父母的性交或俗世中的性文化给他造成了创伤性震撼和困扰。大人的欲望和快乐究竟是什么？这个和生存依靠的脱节、和大他者之谜的遭遇需要一个回答。最终，他在父母满足其需要之上的爱欲（如过度爱抚、奖罚拉撒）中体会到（性）快感的奥秘，慢慢建立父母和自身的性化关系。齐泽克继而在《视差之见》中表示，这正是让·拉普朗虚（Jean Laplanche）提出的有关儿童的“引诱”幻象，引诱既不可化约为真实事件，即使那是真的；也不能看作主体的纯粹幻觉，即使那确实是幻觉，它是大他者的无意识，是符号界运作的普遍倾向，它先于每一个体的符号子集，并最终在个体身上形成一个力比多的先验结构或先验形式丛结（a priori formal constellation）。

因此，借助幻象及其欲望定位，人们回答了他者欲望之谜，掩盖了符号界空缺，缓解了生命焦虑，从而融入人际关系的表层法则中。但这一主体化程序也是异化的程序，比人们熟知的拉康的“镜像认同”（想象界异化）更为内核：幻象总是他者的异化，幻象欲望总是他者的欲望。

要注意的是，我们不能将幻象直接视为欲望的满足。“在幻象场景中，欲望不是被实现、‘满足’，而是被建构……通过幻象，我们学着‘如何去欲求’。”齐泽克以弗洛伊德的“小女儿想吃草莓蛋糕”为例：幻象并不是没有蛋糕所以梦想得到，而是当小女孩注意到自己吃蛋糕的景象可以满足父母。她作为父母的欲望客体，以他者欲望构建自我的欲望。欲望一旦诞生，其无意识能指链（幻象）就落出意识之外，消隐在黑暗中。

因此，不仅在想象或形象上，而且在幻象及其欲望上，我就是个他者，幻象欲望是对他者欲望的回应，这似乎颇合“五蕴无我”的佛理。但我们切莫为形式迷惑。所谓的“汝欲何为”其实就是“吾欲何求”, “大他者欲望是什么”也就是“我活着为什么”。人不是机器，不具备单纯的法则编程能力，而只有通过快感和欲望的定位确立自身。这一定位一旦做出就立刻沉没在无意识中，不需要意识参与，因此它很难穿透和改变。

从这一角度，齐泽克补充了对法西斯反犹主义的通常理解，即反犹主义是将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外在投射的后果，是“妄想迫害症”或“偏执狂”（paranoia）：当社会出现诸如失业、经济危机、道德堕落等诸多问题时，它寻找一头替罪羊来回避自杀性革命的可能，将一切都归诸阴险奸诈的犹太人，宣称是它拐诱妇女、囤积财富、抢占工作机会、制造社会动荡。

然而，齐泽克认为单纯的冲突外化不足以解释“概念化犹太人”这一形象，“社会败坏者犹太人”属于幻象层面，是对大他者欲望的回答，所有的反犹参与者因此获得了这场阴暗事件背后的意义。“我究竟要做什么？这场疯狂的屠杀有何意义？”幻象给予一个答复：“粉碎犹太人的阴谋！建立强大统一的民族帝国！”反犹是反犹者的存在定位、快感结构乃至生存意义，它宣告一个异化的事实：并不是“我”被他者控制、被意识形态洗脑，而是“我”就是他者，我自诞生起就失去了笛卡尔式的“我思”中心，陷入一张不透明的大网（幻象）中，这张大网的意义和逻辑在我的控制和意识之外。因此，绝不是简单地将反犹的荒诞、虚假及其投射逻辑指出就可消解它，正如不是将美女解读为一堆白骨就可破除好色。反犹主义是某种原初建构性的偏执狂，只有改变快感的结构、颠覆无意识才能动摇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