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应试士子获取公法知识的渠道

“公法”与《春秋》，显然是晚清读书人难以绕开的话题，这样的问题进入到“课艺”中，也是题中应有之意。这其中的要害不惟“公法”是否“合”于《春秋》的问题，尤在“公法”能否体现“大义”。应试士子结合“春秋大义”评估与《万国公法》及其他公法知识相关的问题，固然是科举考试的引导性质所决定，但士子获取公法知识的渠道也是不可回避的问题。应试士子是否接触过《万国公法》之类的书籍，难以简单评估。最基本的是，参加科举考试的士子是否阅读过相关书籍，并不能依据其应策加以推断。可以明确的是，围绕《万国公法》及其他公法知识出题测试士子，早已流行于各书院课艺中，相应的，各书院及报章上所刊登的信息，也构成士子了解公法知识的基本渠道。正是这些渠道，表明参加科举考试的士子早已受到这样的引导，主要立足“春秋大义”与“公法”知识进行对比。

“科举改弦，译纂方始，南北各局执笔之士甚多。分以销售利益，庶有以泯其作嫁为他人之塞责，而动以洛阳纸贵之可欣求，达难显之情，期读者之皆喻；则此举不独使译家风气日上，而求所译之有用与治彼学者之日多，皆可于此寓其微权。”⁽¹⁶⁾严复致张元济这通信函，言及了科举改制后对译书业的推动。《中外日报》一则“论说”也阐述了“译书亟宜推广”的主张，原因正在于，“八股既废而科举不停，策问所及，必为时务。时务不能空言，彼发策之人与对策之人，均必有所取材之地。此取材之地无过读译本书耳。”换言之，“国家既存科举，则广办译书一事刻不容缓矣”。⁽¹⁷⁾“改试策论”不仅影响士子，更使译书、出版业受到极大冲击。这就为各种应试资料的出版提供了机会，《中外日报》的一篇文章对此的分析切中肯綮。文章指出了科举更张之意非不善也，“然其弊实亦甚多”：

一在求之太备。既欲其通知本国古今政治及史事，又欲其通知各国政治艺术各专门之学，又欲其通知四书五经大义，夫此数者，在昔人专精一门已属不易，今乃欲其无所不通，储之于平日，以待试官之发问，天下果有其人耶？一在责之太骤。科举改章之事，自降旨通行后，至今不满一年。当未改章之前，其留心中外古今时务者，诚不乏其人，然欲使一省之中应试之士子，皆足副其选，则固难言之矣。今期以极备之学，有责以极促之限，此即有绝人之姿禀，有一目十行之精力，一览不忘之记性，尚恐其不能将各书读尽，况其下焉者乎？职是之故，士子既无此精力，又无此闲暇，则自不得不广购各书以供场中之袭取。是则考试所得之人材，直剽窃而已矣。谓可得真材实学，谁其信之夫。⁽¹⁸⁾

这里说得很清楚，改试策论后，在短短时间里，应试士子既要周知本国古今政治及史事，还要了解各国政治艺学，且四书五经大义还不得丢开，可谓不可能的任务，于是“不得不广购各书以供场中之袭取”，由是，各种“策问”资料也应运而生。其中上海格致书院所出课艺颇为典型，并产生了广泛的影响。熊月之就注意到，以汇编时论而引人注目、风行海内的各种经世文编，凡是在格致书院举行西学、时事课艺以后出版的，每种都收录该院相当数量的课艺。⁽¹⁹⁾

具体到与公法知识相关的问题，《格致书院课艺》中有两道策问是高度契合的。其一是如何理解公法，以应对新的国际秩序，其二是原来的秩序瓦解后士人的思考。这两道问策出自李鸿章、聂缉规，体现的是晚清上层官员的认知。实际上，单就“问策”便不难发现主考官的倾向性，其引导作用是非常明显的。

1889年《格致书院课艺》有北洋大臣李鸿章春季特课题三道，其中第二问为：

问各国立约通商本为彼此人民来往营生起见，设今有一国议欲禁止有约之国人民来往，其理与公法相背否？能详考博征以明之欤？

这是直接以“公法”出题进行考试。该题总计收有前四名的答卷，名列第一的是江苏太仓州宝山县附生蒋同寅。其应策不唯明确强调“交邻有道，信义为先”，还具体指出，尽管各国条约“均声明两国人民可以任意来去、居住、贸易，且为之保护其身家财产，从无禁止之明文”，实际情形却是，“我国家柔远为怀，凡与各国交际，莫不恪守条约，所有商民教士人等，住居华土者，莫不尽力保护”，其他国家却未必如此。可以看出，对于“公法”当时的读书人已有所了解，但往往基于所熟悉的方式进行评估；对其能否真正落实更是疑虑重重。⁽²⁰⁾名列第二的浙江定海县附生王佐才，他在答卷中也指出：“天下之理必合天下之势以为衡，而理乃能圆足。若只论是非，不论强弱，则势既窒碍而难行，理亦凭虚而无著转，不能通行于天下。”由此也评价到《万国公法》一书，“夫《公法》一书，西人所尝称为性理之书，谓其能以义理为断，而不杂以势利之见者也”。然即便如此，仍“与我中国之《春秋》亦奚以异”。同样是对公法没有基本的信任，却表彰《春秋》“足以禠乱臣贼子之魂，而立千秋世道之防”。王佐才写道：

盖《春秋》者，实我中国列邦之大公法也，其笔削予夺，一字之间，足以禠乱臣贼子之魂，而立千秋世道之防。试问公法，有此力量乎？我观泰西今日之局，小国援公法，未必能却强邻；大国藉公法，足以挟制小国。则所谓《万国公法》者，不过为大侵小，强陵弱，藉手之资而已，岂真有公是公非之议论哉。⁽²¹⁾

名列第三的是江苏松江府上海县附生朱澄叙，集中表达了这样的意思，“窃维天下有不依公法之国，天下无不明公义之国”。所强调的是，“凡同盟之国，惟有奋志自强，备可战之势，尽当和之道，防患于未然，执公法以自护，弗理论于既往，恃公法以求伸，则可相安于无事矣”。⁽²²⁾列第四名者为五品衔广东候补县丞钟天纬，他这样解释《万国公法》的作用：“夫《万国公法》一书，原为各国应守之成规，并非各国必遵之令甲。强者藉此而愈肆其强，弱者恃此而无救其弱，久矣垂为虚论矣。顾幸有此一书，彼此互相维持，如春秋之动援王命，目前犹不致骤流为战国。”⁽²³⁾

《万国公法》一书的译介，于中国士人理解新的国际秩序，无疑是重要的“思想资源”，但“格致书院课艺”所收应策，对此的评价大多是负面的，明显表现出对此缺乏信心，并借此大肆表彰“交邻有道，信义为先”的准则，同时赋予“春秋大义”特殊的地位。既如此，当问题涉及中国此前所奠定的秩序面临瓦解之际，中国读书人的思考又如何呢？

1900年《格致书院课艺》秋季课题为聂缉规所出“朝鲜为中国藩属宜如何保守论”，展示的是原来的天下秩序瓦解后士人的思考。有意思的是，名列前三名的答卷都未曾提及《万国公法》一书，名列第四、五位的答卷倒是有所涉及。

安徽庐州府学优行禀善生李经邦的答卷名列第四，文中列举了当时的诸多意见，但他的评价完全是负面的。其中也涉及对《万国公法》一书的评价：“或谓保守朝鲜既如此之难，不若停其封贡，却其称臣，进藩属而与为邻邦，明许其自主，一以《万国公法》从事，毋稍偏枯，俄日两国欲兼并之，则可据公法以力争。”不过在其看来，“此或亦保守之一策”，问题在于，“不知彼为属国，我尚不能收自主之权，易为友邦，更难措置矣。区区一纸公法，安能息俄日两国之争耶？”⁽²⁴⁾在这个意义上再看名列第五名的候选从九品张玠的答卷，也不难看出其中颇有意思的一面。张玠是力主联英拒俄的，他在答卷中倒是指出俄之侵削高丽，“大干《万国公法》禁例”，如英助中拒俄，“正以行公法之大权”：

今英为高丽之事，稍形武断，庸何伤。况且高丽世附中国，俄人侵之，是侵削小邦也，侵削小邦，大干《万国公法》禁例，英而助中拒俄，以存弱高，正以行公法之大权，展霸者之雄略，为天下彰公道，为万世正人心。高人德之，中国感之，各国议之，俄何说之辞。⁽²⁵⁾

这只是问题的一面，考生却未曾考虑“高丽世附中国”是否与《万国公法》相符合。可以说，通观这些应策，都是将朝鲜作为属国看待，所图谋之策，也未见有基于国与国之关系进行思考者，主要着眼于利益进行评估。

《格致书院课艺》是应试士子广为袭取的“范文”，产生了重要的影响。通过其他书院及新式学堂的事例，亦可了解公法知识如何为学子所接受。而且，对于士子是否在“引导”下评估相关知识，同样有不少的事例可以说明。杨度在日记中也曾结合《春秋》评说公法。时值戊戌时期，梁启超在时务学堂主讲，杨度去拜访他，了解到“学堂章程，学生各受《孟子》，继读《春秋》，以合公法”。对此杨度认为：“公法之不合《春秋》者多矣，即以《春秋》正之，是非虽明，不能行于万国，第欲明其是非，则不合《春秋》，岂独公法一书哉。以此为学，是欲张其门面以骗馆地耳。”⁽²⁶⁾当时杨度正在王闿运门下读书，在认知上完全秉承了王基于“经师”的眼光“想象”外部世界，因此，他立足于《春秋》评估公法，也可说是老师引导的结果。

王闿运的《湘绮楼日记》体现的是旧式读书人的阅读生活，最突出的是其日记鲜少阅读西书的记录（光绪十年之前尤其突出），阅读范围还停留在经史子集之类。当然，并不能因此就判定其缺乏了解西学的渠道。交谊颇广的王闿运，与友朋和学生的通信与晤谈，是其了解外部世界的主要渠道。邸抄、京报，以及包括《申报》在内的“洋报”，也是其重要的信息来源。湖湘在晚清中国算得上得风气之先的地域，在治学上偏重于今文经学的王闿运，于此间自能感受到种种异动。不过，他的所思所想明显囿于传统的精神世界中。1876年，郭嵩焘奉命出使英国，王闿运的反应就颇耐人寻味。郭氏此举在湖南曾引起极大震动，王在日记中也说明，“筠仙晚出，负此谤名，湖南人至耻与为伍”。王还记录了当时流传的一联：“出乎其类，拔乎其萃，不容于尧舜之世；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何必去父母之邦！”或许是因为与郭嵩焘交谊甚厚，王并没有加入讥骂之列，只是表示：“余云众好众恶，圣人不能违。”⁽²⁷⁾不过在写给郭嵩焘的信中，王闿运暴露出他对外部世界缺乏基本了解，相应地他这样定位郭嵩焘出使一事：“奉使称职，一时之利；因而传教，万世之福。”⁽²⁸⁾在日记中，王闿运也多次提及与郭嵩焘沟通的情形。1877年4月21日记：“作书寄筠仙，并诗一章，大意言宜化夷为夏。”6月9日又记：“松生送筠仙日记至，殆已中洋毒，无可采者。”⁽²⁹⁾大体说来，尽管王闿运未必认同郭嵩焘，但涉及“夷务”，往往都会与郭嵩焘沟通。“余意欲作疏奏，通事理，戒中外之哄议，往咨筠仙，以其最悉夷事也。”因为此次谈话时间有限，故不日又有所议，“筠仙言政事好立法度，望人遵守，以夷国能行其法为不可及。且以为英吉利有程、朱之意，能追三代之治，铺陈久之。余以为法可行于物，而不可行于人，人者万物之灵，其巧敝百出，中国以之，一治一乱。彼夷狄人皆物也，通人气则诈伪兴矣。使臣以目见而谀之，殊非事实”。⁽³⁰⁾通过与他人的接触，王闿运多少了解一些与“公法”相关的内容，只是其思考还难以突破旧的樊笼。1900年2月11日，他在日记中写道：“梁新学来，言公法，盖欲探我宗旨，答以不忘名利者必非豪杰，尚不屑教以思不出位也。盖能忘名利，又当思不出位，而初学必自孟子所谓大丈夫者始。”⁽³¹⁾

相比之下，具有特殊身份且对“科第甚淡”的孙宝瑄对公法的思考已突破了旧的樊笼。在1897年6月7日的日记中，孙宝瑄提到自己在读关于“公法”的著作：“夜，览《交涉公法论》。其原序纪公法源流出于罗马，其后有多法师精求其术，如阿勃里哥斯、金庚斯、李意诸人，皆著名者也。公法之学，始渐盛行。”⁽³²⁾一直到该年的8月，孙宝瑄日记中频频出现该书。显示孙宝瑄的阅读是认真的，不单持续了很长时间，还在日记中留下这样的思考：

览《交涉公法论》，中言以人心固有之天理用为天律，而使万国遵行，虽有不遵者，而天律自在也。即如一国所定律，安能必人人皆遵行乎？有一不遵者，遂谓之无国律，不可也。天律亦然。又云：合天下为一国，以天为之主，而皆不得违天，公法所以立。⁽³³⁾

过了两日，孙宝瑄联系到《春秋》一书：“览《交涉公法论》……予尝怪《春秋》所谓治太平时，天下远近大小若一之说甚奇也，所指陈者，不过书法，而微意所括者远矣。吾思数千年后，地球诸国及省府县乡，道里广狭必悉皆同。”⁽³⁴⁾对于《交涉公法论》，孙在日记中所作评价，大体上还是正面居多。其8月18日的日记写道：“西律至精细，要以忠恕为主，能体人情，至于至微，此非私权尽去、公权日出不可。西国虽交战，而仍有公法不可逾越，所以别于寇盗也。”8月20日又记：“立法以防弊，有弊生于法中者，复立法以防之。顾中国防弊而弊愈多，西人防弊而弊日少者，中国为一家防，出于私也；西人为众人防，出于公也。”⁽³⁵⁾

1897年8月28日的日记中，孙宝瑄又明确提到“览《万国公法》”。⁽³⁶⁾这可视作其对“公法”问题的重视，相应地，他也寻找其他书进行对比，不过并没有明确的阅读记录。9月15日的日记还记录了孙读该书的过程及评价：

览《交涉公法论》三集，终卷。是书为英国全备之万国公法，于各国交际之道，所当尽之职，论之极精，惜译笔沓沉，且重复意味多，不知其原文何如。予于五月间即览，中多间断，至是补观毕。中名论实多，如云国之治乱，一以律堂断指。律堂开，则为治；律堂闭，则为乱。⁽³⁷⁾

前已提及孙在阅读《交涉公法论》时联系到《春秋》，这绝非偶然，事实上这也构成其思考的焦点。1897年12月6日的日记提到“《粤东报》载欧榘甲《春秋公法序》，不知其书若何，殆有可观”。这番话颇值得注意，作为了解公法的读书人，孙或许也有这样的联想，紧接着日记中的一段话，就对《春秋》的“张三世”有所评说。⁽³⁸⁾这番话，可看作了解“公法”的读书人对“春秋三世”说的重新审视。

黄炎培的经历也为此提供了特别的例证。1901年，他考入南洋公学“特班”，接受了该校中文总教学蔡元培的特别训练。黄选定了“外交一门”，并且按照蔡所开示的“国际公法”和外交文牍进行阅读。结果在参加1902年江南乡试时，他“得了便宜”：

江南乡试有一个试题：《如何收回治外法权？》治外法权，在《万国公法》上说：“于驻在国所治之地外，得管辖其民之权”，是限于使馆所在地和使馆人员的。自五口通商，各国在我国开辟租界，把领事裁判权，假名着“治外法权”，是完全违反万国公法的。这一些道理，一般人不尽能正确分析，研究过万国公法，当然能信笔直书，我就在这上边得了便宜。⁽³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