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论 理解“现代性”的屏障
本文勾画《万国公法》与“公法”知识在晚清的流通以及“阅读”的历史片段，既期望能对前述围绕《万国公法》的不乏成功的研究加以补充，还试图以此展现晚清书籍流通及阅读的情形。更重要的在于，不仅知识的“复制”存在多种形态，“阅读”同样如此。或许，晚清阅读“万国公法”知识所展示的特质，未必呈现出清晰的图景，但内中却说明：“历史”实际构成理解“现代性”的屏障，对于所生活时代的理解，晚清士人难以摆脱的仍是援据历史的“想象”。在接触《万国公法》之际，士人很自然地将历史拉回到春秋战国时期，很难穿透时空的格局来认知现代世界的构成。关键在于，相关知识被纳入教育架构中的引导背景，影响甚巨，使其难以在知识的架构下进行评述。这意味着，就知识传播来说，上下之互动构成重要影响。
“万国公法”知识的传入，算得上是将中国卷入现代世界的最初体现，晚清士人对相关知识的接纳与评估，也呈现出晚清中国审视“现代性”的特质所在；所谓质疑“现代性”，于此中亦有所展现。正是感受到这样的压力，林乐知（Young John Allen）1904年发表于《万国公报》的一篇文章即言及：“本馆近日数得友人来函，以万国公法为询，寻绎其意，盖所以责望于公法者太过，而公法不足担任之也。”指明“公法”知识确实引起众多的关注，而林乐知对此亦阐明：
今世之言公法者，似以公法为已定之宪典，而欲诉其冤抑于公法，已属误矣。矫之者曰，世界乌有公法，只有强权，此语亦殊未合。盖公法之行，必平等之国，国既平等，则所守之公法，亦必平等。而非然者，彼不平等之国，欲取平等之公法以行之，早失公法之本义，又何以咎公法哉？(40)
晚清所展现的“春秋大义”与“万国公法”的对垒，未必是对“公法”知识准确的理解，然而，此中透露的关键却值得重视，那就是“历史经验”如何主导了对外部世界的认知。不仅“读史”构成读书人读书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历史”在中外沟通中也扮演着特别的角色：在“历史”中寻求富强之道，维系文明的优越感；透过“历史”以“经世致用”，并在科举考试及新式学校教育中安排相关内容，也成为题中应有之意。
历史的“沉重”，至今也难说稍有减轻。不可否认的是，类似的话题并非局限于晚清。五四时期所发生的“西方”作为“美丽的新世界”的“分裂”，自然与围绕“强权”与“正义”的论辩息息相关。(41)近年来，在中国，世界围绕“天下”具有的“现代启示”，也成为议论的焦点。(42)不断泛起的话题，或都意味着“公法”知识作为“现代性”论述的中心，也是不断被“质疑”的焦点。
(1) 作者系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教授。
(2) 有关《万国公法》及“公法”知识在中国的传播，已出版了诸多极有价值的研究成果，难以在此列举。单就专书来说，颇具影响的就包括佐藤慎一：《近代中国的知识分子与文明》，刘岳兵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田涛：《国际法输入与晚清中国》，济南：济南出版社，2001年；Rune Svarverud，International Law as World Order in Late Imperial China：Translation，Reception and Discourse，1847—1911（Leiden：Brill，2007）。最新或许也是最好的一项研究是林学忠：《从万国公法到公法外交——晚清国际法的传入、诠释与应用》，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该书对相关研究信息的梳理堪称完备，可兹参考。
(3) 章清：《晚清中国西学书籍的流通——略论〈万国公法〉及“公法”的“知识复制”》，《中华文史论丛》2013年第3期，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9月，第213-263页。对于“新文化史”所推动的“阅读史”与“书籍史”，上文已略加说明，这里不再赘述。
(4) 周振鹤：《清末科考策问中所反映的士人意识》，收入氏著《知者不言》，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第100-104页。
(5) 研究者根据《壬寅科变法直省闱艺（壬寅直省新政闱墨）》（上海：上海书局，1903年），《评选直省闱艺大全》（上海：上海书局，1905年）等资料，整理出壬寅、癸卯科乡试中与“法律”有关的题目。见宋方青：《科举革废与清末法政教育》，《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5期，第38-44页。这里所制作的表1、表2，是在此基础上根据其他各种“闱墨”资料以及《申报》等资料的完善。包括《壬寅直省闱艺》第1～4卷，署“光绪二十八年仲冬月上海书局西法印行”，《精选直省闱艺》（光绪癸卯恩科），第1～4册，上海：时中书局，1904年；冯一梅：《增批直省闱墨》，上海：上海书局，1904年。
(6) 《中外时务策问类编大成》，求是斋，1903年，卷十一“公法”，第1-2页。
(7) 《江西乡试题名全录》，《申报》1902年10月19日，第1版。
(8) 《中外时务策问类编大成》卷十一，“公法”，第3-4页。
(9) 《中外时务策问类编大成》卷十一，“公法”，第3-4页。
(10) 《中外时务策问类编大成》卷十一，“公法”，第3-4页。
(11) 《中外时务策问类编大成》卷十一，“公法”，第5-6页。
(12) 冯一梅：《增批直省闱墨》，“浙江、江西”，卷五，第18页。
(13) 冯一梅：《增批直省闱墨》，“贵州、河南”，卷五，第10页。
(14) 冯一梅：《增批直省闱墨》，“贵州、河南”，卷六，第16页。
(15) 冯一梅：《增批直省闱墨》，“广东、广西”，卷五，第21页；卷六，第9页。
(16) 严复：《与张元济书》，王栻主编：《严复集》第3册，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第544页。
(17) 《论译书亟宜推广》，《中外日报》1903年8月27日、8月31日。
(18) 《论科举改章之未善》（论说），《中外日报》1902年8月29日。
(19) 如麦仲华的《皇朝经世文新编》收录了葛道殷、彭瑞熙关于中西格致源流和异同的课艺；储桂山的《皇朝经世文新编续集》收录了孙维新、殷之辂、朱正元等人讨论铁路、邮政、边患的课艺多篇；求自强斋主人的《皇朝经济文编》收录了钟天纬、王佐才、葛道殷、彭瑞熙、杨毓辉、许克勤、胡永吉、陶师韩、叶瀚等人讨论物理、化学、天文、医学、中西格致异同等问题的课艺达20篇之多，占所收同类论文一半以上。参见熊月之：《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372-373页。
(20) 蒋同寅答卷，《己丑格致书院课艺》，上海图书集成印书局，1898年，第2-3、6页。
(21) 王佐才答卷，《己丑格致书院课艺》，第3页。
(22) 朱澄叙答卷，《己丑格致书院课艺》，第6-7、10页。
(23) 钟天纬答卷，《己丑格致书院课艺》，第2-3页。
(24) 李经邦答卷，《庚寅格致书院课艺》，第44-46页。
(25) 张玠答卷，《庚寅格致书院课艺》，第47-49页。
(26) 北京市档案馆编：《杨度日记》，光绪二十四年正月二十三日（1898年2月13日），北京：新华出版社，2001年，第78页。
(27) 王闿运：《湘绮楼日记》第1卷，光绪二年三月三日（1876年3月28日），长沙：岳麓书社，1997年，第460页。
(28) 王闿运：《致郭兵左》，马积高主编：《湘绮楼诗文集》，长沙：岳麓书社，1996年，第868-869页。
(29) 王闿运：《湘绮楼日记》第1卷，光绪三年三月八日（1877年4月21日），光绪三年四月二十八日（1877年6月9日），第556、569页。
(30) 王闿运：《湘绮楼日记》第1卷，光绪六年一月三十日（1880年3月10日），光绪六年二月二日（1880年3月12日），第880、881页。
(31) 王闿运：《湘绮楼日记》第4卷，光绪二十六年正月十二日（1900年2月11日），第2267页。
(32) 孙宝瑄：《忘山庐日记》上册，光绪二十三年五月初八（1897年6月7日），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第103页。
(33) 孙宝瑄：《忘山庐日记》上册，光绪二十三年五月十一日（1897年6月10日），第104页。
(34) 孙宝瑄：《忘山庐日记》上册，光绪二十三年五月十三日（1897年6月14日），第104-105页。
(35) 孙宝瑄：《忘山庐日记》上册，光绪二十三年七月二十一日（1897年8月18日）、光绪二十三年七月二十三日（1897年8月20日），第128页。
(36) 孙宝瑄：《忘山庐日记》上册，光绪二十三年八月一日（1897年8月28日），第130页。
(37) 孙宝瑄：《忘山庐日记》上册，光绪二十三年八月十九日（1897年9月15日），第138页。
(38) 孙宝瑄：《忘山庐日记》上册，光绪二十三年十一月十三日（1897年12月6日），第149-150页。
(39) 黄炎培：《八十年来——黄炎培自述》，上海：文汇出版社，2000年，第54-57页。如其所说“得了便宜”，南洋公学特班42人分别在各省参加乡试，中选的有12人之多。
(40) 林乐知著、范祎述：《万国公法释疑》，《万国公报》第190册，1904年11月，第6-9页。
(41) 罗志田：《西方的分裂：国际风云与五四前后中国思想的演变》，《中国社会科学》1999年第3期。
(42) 参见赵汀阳：《天下体系：世界制度哲学导论》，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