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　认辨诗歌

王维与希尼的诗歌代表了东西方文化的精髓，王维是与李白、杜甫齐名的代表中国唐代文化的三大诗人之一，希尼是当今世界最好的英语诗人之一和“继叶芝之后最好的爱尔兰诗人”，他们的诗歌与养育自己的那片土地息息相连，在体裁运用、题材选择等方面形成了自己的风格特色，但又彼此融通。

在体裁上，王维与希尼的诗歌皆有抒情诗和叙事诗。王维诗歌“达到了诸诗体并臻工妙的境界”⁽⁴³⁾，常有五古、七古、五律、七律、五绝、七绝、杂言诗、六言诗、骚体诗、乐府等诗体，五言律诗或绝句、七言律诗或绝句，讲究对仗平仄，言简意深，回味无穷。但影响最大的、今存数量最多的，还是王维的五言诗，人称其为“五言宗匠”⁽⁴⁴⁾。希尼诗歌以自由诗行的叙事诗风为主，正如1995年诺贝尔文学奖颁奖词所言，“他的诗作既有优美的抒情，又有伦理思考的深度，能从日常生活中提炼出神奇的想象，并使历史复活”。在他的16本诗集中，童年的执着回忆、日常生活的点滴瞬间、话题的“原路返回”都融入了隽永的诗行。

在题材上，二者诗歌取材广泛，自成体系。王维有边塞诗、山水田园诗、送友诗、生平诗、应制诗、游侠诗、妇女与咏史诗、佛理诗等多种素材诗歌；希尼有战争诗、乡村诗、亲友诗、沼泽诗（bog poem）、历史诗等题材诗歌。下面以战争诗、田园诗、政治诗、宗教诗、友情诗归类，简述两位诗人诗歌特色。

战争诗。王维有《陇西行》、《从军行》等许多边塞游侠之作，也有写年少豪迈、大将英武之诗；希尼则有难以回避的北爱政治纷争、街道流血、军事对抗等宗教种族冲突诗歌，比如诗集《在外过冬》（1972）就是诗人对北爱政治纷争、军事对峙，表现民族苦难抗争意象和象征的结果，所以他写诗，是“为了凝视自己，为了让黑暗发出回声”⁽⁴⁵⁾！

田园诗。王维清新明秀、闲逸潇散的山水田园诗最为人推崇，像“清冬见远山，积雪凝苍翠”、“泉声咽危石，日色冷青松”山水胜景、“杏树坛边渔父，桃花源里人家”、“竹喧归浣女，莲动下渔舟”农村生活的诗句俯拾皆是，对自然景物、风格情调、天人合一的典型捕捉，“在泉为珠，着笔为画，一字一句，皆出常境”⁽⁴⁶⁾，令人悠然神往，回味无穷。他的诗歌偏重于表现大自然的恬静之美，融诗情、画意、音乐、禅趣于一体，自己的主观思想悄然深深地渗透于山水田园中，物我两忘，悠然化机。希尼的乡村诗（country poems或landscape poetry），那令诗人魂牵思涌的“思想之乡”（a country of mind）——莫斯浜（Mossbawn），永远是主角，诉不尽诗人成长的故事。在早期诗集《一个自然主义者之死》（1966）所寄托的家族文化（patriarchal culture）里，父辈们铲草、犁地、打水、盖房、扑鱼，母亲和婶姨们育儿教子、喂牛缝纫，家乡的生活成为一生记忆、一种延续、一份虔诚、一辈子爱；在《蜜月飞行》（“Honeymoon Flight”）中，乡村也被演绎成了新婚小两口的“思想之乡”。可以说，希尼乡村田园诗关注的焦点不是风景，而是一种具有文化意义的生活方式，风景无需从完整的生活图景中分离出来作单独的审视⁽⁴⁷⁾。在后期诗集《幻视》（Seeing Things 1991）、《酒精水准仪》（The Spirit Level 1996）、《电灯光》（Electric Light 2001）里，诗人用回忆的方式重新审视乡村生活和田园风光，主题又回到了家乡，但这次并非循着当初懵懂纯真的“自然之子”记忆原路返回，而是增添了暮年智者的豁达熟虑，诗歌基调更深刻沉稳、富于理性。希尼继承了爱尔兰文学的优秀传统，其田园抒情诗极富感情色彩，具有浓郁的民族风味，蕴含丰富的哲理于日常生活，他对古希腊和英国史诗的深入研究和介绍，使他拓宽了现代诗的表现领域。

政治诗。王维的政治见解和态度贯穿于他的诗歌中，前期以唐朝新科官员身份，以朝廷的统治意识和主流话语——儒家思想规范行事，积极进取，虽遇到挫折，也百折不挠，勇往直前。比如早年的《少年行》，少年游侠、豪情报国、意气风发；青壮年时的《献始兴公》，“贱子跪自陈，可为帐下不？”，朝廷自在心中，时刻东山再起；晚年之作《与魏居士书》，秉持“君子以布仁施义、活国济人为适宜”儒学教义，回首自责“偷禄苟活”、“上不能原本理体，裨补国朝”，与朝廷同呼吸。后期目睹朝廷奸臣当道，政治腐败，虽内心不满，不愿同流合污，但不敢公开抗衡、与之决裂，只好选择与自然为伍、与佛友为伴，半官半隐避世道，啸咏终日融自我，这种为官哲学在王维后期的诗歌中比比皆是！希尼的诗歌也与政治息息相关，诗人敢于承担责任、在“夹缝”中求生存：一边是英国的政体统治和文化“洗脑”，诗人是女王陛下的一个法理臣民，另一边是北爱尔兰苦难的民族遭遇和政治斗争，“生于斯长于斯”的希尼原本就是北爱尔兰的“自然之子”，理应该为这“思想之乡”呐喊奔走！就是在这样的两难身份抉择中，希尼从祖辈父辈的传统生活方式中，在《挖掘》中领悟到了用艺术的笔去“挖掘”、去平衡、去超越！所以，诗人在《收获结》中说“艺术的终极是和平”，在《进入文字的情感》中说“我要尽文字之可能，赋予我所感受以实质和生命”，在《自我的赫利孔山》中说“我写诗为了凝视自己，为了让黑暗发出回声”！在《马厩》（“The Loose Box”）⁽⁴⁸⁾中就土地属性的问题讨论时，说主要的问题：

在于一种内部的复原，一种从对词语的
安排中而获得的紧紧把握，让你觉得
你在“脚踏实地”中，在你自己的
理解力的地面上，发现自己的脚。

（杨铁军译）

在《隐士的歌谣——给海伦·文德勒》（“Hermit Songs—For Helen Vendler”）中，诗人以爱尔兰圣徒麦考奇的口吻，回答了品性中最可贵的就是“韧性——把事情坚持到底”，“舌尖上推敲的词语，从指间划出，反复划过，默读在唇间”⁽⁴⁹⁾，时刻保持一个清醒的创作头脑和行事态度，所以希尼在诗坛是一个措辞稳重、出了名的“好好先生”。在《旁注诗十则》（“Ten Glosses”）中的第三首《桥》（“The Bridge”）中，诗人把自己不偏不倚的诗歌立场自然地融入这座“桥”之中了：

Steady under strain and strong through tension，
Its foot on both sides but in neither camp，
It stands its ground，a span of pure attention，
A holding action，the arches and the ramp
Steady under strain and strong through tension．
因紧绷而稳固，因张力而强大。
脚跨两边，但不属于任何阵营，
它牢牢站定，一道纯粹注意力的跨度，
一种留住之行动，匝道和桥拱
因紧绷而稳固，因张力而强大。

（杨铁军译）

有趣的是，这首只有五行的小诗，尾行居然重复了首行，一是为了渲染strain、tension的氛围和产生的结果，愈绷紧愈稳固，愈有张力则愈强大；二是使我们联想起首行尾行很像桥的两边及其所代表的阵营，中间的部分就是诗人及其诗歌作为桥梁所承担的责任和所秉持的连接功能。

宗教诗。王维深受禅宗思想的影响，其山水诗、酬赠诗等诗歌常常透出浓浓的禅味。那空寂幽灵，那黄昏薄暮，那花开花落，那水穷云起，那月光日影，那杯酒交友，无不寄寓诗人“妙悟”、“顿悟”的虚无之念、无我之境，禅趣与禅境化合，禅意盎然。诗人好用“静”、“澹”、“远”、“闲”、“禅”、“寂”、“空”、“无”等字样，闲适中观自然，从容中落笔端，每每作成千古佳句、通神之诗，辋川诸诗便是王维禅味最浓的组诗。诚如金人元好问所言：“诗为禅客添花锦，禅为诗家切玉刀”，王维把禅与诗完美契合，形成了独特的宗教诗风——佛教禅宗诗。希尼深受爱尔兰天主教和英国正统基督教的双重影响，其诗歌常常引证宗教传说、奇人轶事，诉说宗教纷争与政治割裂的现实与无奈。在《圣人开文和乌鸫》中，诗人引用开文在修道院孵化乌鸫的天主教故事，“吃苦而不寻求报偿”，忘掉了自己、乌鸫和那河的名字；在《格兰摩尔的黑鸟》中，黑鸟盘旋屋脊的厄运传说暗示着早逝的弟弟魂归故里；在《托兰人》中，沼泽里挖出的托兰人尸体，被赋予祭祀北欧土地女神内尔瑟丝（Nerthus）的历史神话色彩，诗人联想到1920—1924年间爱尔兰内战中被杀戮的士兵，也象征着北爱民族抗争中的死难者们。

友情诗。王维是一个重情重义之人，其诗歌常涉及官友、亲友、佛友之间的友情。官友之情多以饯送官吏赴任的别离诗来体现，比如“万壑树参天，千山响杜鹃”（《送梓州李使君》）、“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送元二使安西》）；亲友之情既有相聚送别的“春草年年绿，王孙归不归”（《送别》），又有思念家人的“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佛友之情就在诗歌所描写的乘舟赏景、赋诗饮酒、论佛谈经中日渐日深，可谓诗中有佛，诗中有佛友，比如裴迪就是诗人一生的铁杆佛友。希尼诗歌常以自己的家人、亲戚、朋友、邻居等为主人公，讲述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和社会问题，亲情友情自然而生，醇香味久，情真意切！他的诗中有讲述年长朋友路易斯·奥尼尔的悼亡诗《伤亡人员》，有铁汉柔情的悼母挽诗《出空——为了纪念M．K．H．1911—1984》，有回忆祖辈、立志笔耕的成名作《挖掘》，有怀念贪杯夜酒、死于非命的邻居朋友的诗歌等等。

因此，读王维的诗歌，乃寻常百姓之语，无矫揉造作之势，往往朗朗上口，妇孺皆可为知，千古传诵；诗境层层叠叠，诗、画、乐交相辉映，言尽而意幽，酒醇而味香，物我两忘；视角切入精妙，人物环境相互衬托，细工神笔，游刃有余；物变鲜活，人能通达，情到自然处，人间交情酣畅淋漓。读希尼的诗歌，诗人“常常把一幅幅生活小画呈现在读者面前。这些生活瞬间既现实又超现实，既具体又抽象，既隐私又公开。他的描写精确，叙述超然，却能有力地唤起多种不同情感和看法，他把这些日常性、地方性的生活瞬间转喻成诗人或任何人常常面对的问题，因此使他的诗具有世界性。”⁽⁵⁰⁾诗人德艺双馨，是世界诗坛路标式的人物，读他的诗歌总能得到心灵的洗礼、精神的一振和神奇的力量，因为他的诗歌给人以启发和教育。正如希尼诗集《区线与环线》（District and Circle）的译者雷武铃⁽⁵¹⁾（2016）发自内心的感悟：希尼诗歌的教育首先是一种校正、纠偏，能帮助我们重建对西方现代诗歌的认识，在肯定性的历史性话语、历史性断言或宏大叙述，和客观真实原则下的描写性、叙述性诗歌之间进行重新定位或选择。其次是关于诗歌的政治性和伦理性的认同，尽管受到来自难以调和的宗派之间的多种压力，希尼保持了一个诗人的独立性，清晰地表达了自己的政治态度；希尼诗歌中厚实的家乡、泥土和乡亲们这些“乡愁”，是当前连乡土故乡情都被“连根拔起”的现代诗人学习的典范。最后是希尼诗歌看似简单、“技艺难度系数”不高的简洁性语言，一旦读进去，更觉得语言味道无穷，意义丰富。“精神生活的语言词汇总是简单的、贫乏的，物质生活的语言词汇却是无限的丰富”。可见希尼诗歌对读者的教育和启发是深刻的、全方位的。还有一点值得注意的是，希尼善于把抽象的东西具体化，把爱尔兰有些特有的农具和农活方式用比喻和隐喻的方式表达出来，十分形象自如、鲜活易懂，比如在《格兰摩尔牧歌》（“Glanmore Eclogue”）中，“人们叫嚣着和平，鞋子却穿到了另一只脚上（And peace being talked up，the boot's on the other foot）”；在《旁注诗十则》之九《煤灰》中，诗人这样描述了烟囱冒出的煤屑：空中飞扬，晾在绳子上的白衣落满黑点，那是一次低空飞掠、一场煤灰的癫狂。

读两位诗人的诗歌，读者也会有很多相互交织的感受，但其中两点是毋庸置疑、刻骨铭心的：一是两位诗人观察生活点滴的角度是与众不同的，不管是事件性的还是乡村田园风光的细节，他们都拥有一双天才般、上帝式的慧眼在观察，往往入木三分，语惊四座；二是生活往事的点点滴滴，哪怕再普通再琐碎，诗人总会赋予它们生机和神奇，释放它们更大的能量、更亮的光芒、更强的魅力，正所谓“平地生秋兰”，诗意笃生，读者读起来峰回路转，平中添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