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屈原
屈原投汨罗考及其他
《史记·屈原列传》(1)载：屈原“乃作《怀沙》之赋，……于是怀石，遂自投汨罗以死。”两千多年来，人们根据司马迁这一记述，基本上认定屈原投汨罗江殉国不疑。然而，屈原流放以后，“吾将荡志而愉乐兮，遵江夏以娱忧”（《思美人》）、“悲霜雪之俱下兮，听潮水之相击”（《悲回风》）、“乘舲船余上沅兮，齐吴榜以击汰”（《涉江》）、“将运舟而下浮兮，上洞庭而下江”（《哀郢》）……行程数千里，或荡舟江上，或徘徊水滨，过长江，渡洞庭，溯沅湘，步辰溆，随时可纵身一跃，“葬于江鱼之腹中”，可是他却独选择汨罗江自沉，这是为什么？司马迁没有解释。很多游客，特别是一些外宾和港澳地区同胞，也向笔者提出这一疑问。为此，笔者作了一些探索，现不揣浅陋，略陈管见，以就教于方家。
一、屈原投水之念由来已久
《史记·楚世家》载：“十八年，秦使使约复与楚亲，分汉中之半以和楚。”这时的楚怀王还稍有理智，曰：“不愿得地，愿得张仪而甘心焉。”（《史记·屈原列传》）要是诚如斯言，楚国的国事，也许从此将会有起色。然而这个昏庸的国君，禁不住靳尚和郑袖的邪说，竟将仇人张仪放走，铸成终身大错，成为楚国日后每况愈下的祸根。屈原使齐归来，得知此事，虽极力反对，然为时已晚。屈原痛恨之余，拂袖而走，引身自退汉北。一路上，不免回忆起几年来的坎坷经历和国政兴衰：怀王十一年担任左徒，深得怀王信任，王为纵约长，朝政精明，国富强而法立；仅五年后，君王却因奸佞的欺弄，被秦戏耍，贪六百里不得而与秦战，数次大败，失去大片的国土，致使国势一蹶不振，而君王仍不醒悟，竟忠佞不分。这时，屈原可说是基本上认清了怀王，所以，在《抽思》中写道：“数惟荪之多怒兮，伤余心之忧忧。……昔君与我成言兮，曰：‘黄昏以为期’。羌中道而回畔兮，反既有此他志。……兹历情以陈辞兮，荪详聋而不闻。”同时，也彻底看清了朝廷的黑暗，所以，在《惜诵》中又写道：“竭忠诚以事君兮，反离群而赘疣。”想到这里，他忧虑痛恨到了极点，他叹息、徘徊，终于喊出：“望三五以为像兮，指彭咸以为仪。”（《抽思》）由于他出身贵族家庭，与王室同宗，将“忠君”作为自己的处世原则，所以寄希望于国君（这是他的爱国思想之体现）。“三五”者，三王五伯也，具体指何人虽众说不一，但都谓指古之贤明君主。“像”即楷模也。他希望怀王以古代贤明君主为榜样，使楚国中兴。而且，为了达到使君主醒悟的目的，他决心效法彭咸。彭咸者，殷贤大夫，因谏其君不听，自投水而死。可见他这时已萌此念：如果君王始终不悟，国势无法重振，他将投水以死报国。所以，屈原这种想法，绝不是“在去郢之时尚未萌此念，到他涉江而南，至于溆浦，茕茕处幽，遂决心以死报国。”(2)而是此后与日俱增，愈加坚定，及至流放江南以后，已是矢志不移了，并在之后的作品中，一而再，再而三地流露与表白。如在《离骚》中写道：“虽不周于今之人兮，愿依彭咸之遗则。……既莫足与为美政兮，吾将从彭咸之所居。”在《悲回风》中写道：“宁溘死而流亡兮，不忍此心之常愁。……望大河之洲渚兮，悲申徒之抗迹。骤谏君而不听兮，任重石之何益！”申徒者，申徒狄也，殷末人，谏纣不听，负石投河。特别是屈原投汨罗前，一生中最后的两篇作品，表现得更为悲切和坚定。如《怀沙》中写道：“舒忧娱哀兮，限之以大故。……知死不可让，愿勿爱兮，明告君子，吾将以为类兮。”在《惜往日》中写道：“临沅湘之玄渊兮，遂自忍而沉流。……宁溘死而流亡兮，恐祸殃之有再。不毕辞而赴渊兮，惜雍君之不识。”可见他投水自沉以死明志，亦可谓“一篇之中，三致意焉”（《史记·屈原列传》），岂能是一时激愤之言。果如斯，则“指九天以为正”、“虽体解吾犹未变”、“览余初其犹未悔”（《离骚》）等语，岂不都成戏言耶？
自从怀王十六年王贪地绝齐，大动干戈，惨败于秦以后，一连串的挫折，使诗人形容憔悴，心悲神伤。至顷襄王二十一年，秦将白起拔郢，烧楚先王墓夷陵，楚军完全失去了抵抗能力，朝廷只得东保于陈，苟延残喘。血淋淋的现实，国破家亡的前途，终于使屈原的精神支柱（寄希望于君王）崩溃。他感到自己已经走到了人生的尽头，决心最后一次向君王表白自己的心迹，唤起奸佞们的良知。就在这一年的五月五日，屈原一矢初衷——投汨罗江以身殉国了。
二、从屈原的爱国思想谈起
屈原是一位伟大的爱国诗人，他执着地眷恋着自己的故乡，近乎迂腐地忠于自己的国君，念念不忘自己的人民。也正是这种强烈的、矢志不渝的爱国情怀，酿就了他一生的悲剧。
春秋战国时期，中国由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处在一个急剧的社会变革中。也正是这种大变革、大动荡的社会背景，造就了大批的人才，在我国历史上写下了“百家争鸣”的光辉一页。然而，由于历史的原因，这些人材基本上没有“国”的观念。“有奶便是娘”的现象相当普遍，哪一国给予高官厚禄就为哪一国服务，或者为了发泄自己的私愤，报自己的私仇，竟不惜牺牲和背叛自己的祖国。例如伍子胥，他的雄才大略、忠于吴国是应该肯定的，但他在受到冤屈和迫害时，毕竟背叛了自己的祖国——楚国，甚至于吴国起兵攻打自己的祖国。所以，我认为不能说他是爱国的。诸如此类的事例，不胜枚举，无须赘述，“楚材晋用”、“朝秦暮楚”两句成语可以概述无馀。
屈原却截然相反，“他热爱祖国的乡土，热爱祖国的风土人情，热爱祖国的一草一木。”(3)他在担任左徒时，深得怀王信任，所想所为，不是取悦君王，趋炎附势，以保爵禄或求升迁，而是痛陈时弊，力排众议，直谏君王，以求实现自己理想中的“美政”，振兴祖国。更为难能可贵的是，他被谗、被疏、被黜乃至被迁、被逐以后，这种崇高的爱国情怀，仍一矢如初，甚至更加强烈。
他被流放江南以后，在极度的苦闷中，求教于神巫灵氛，灵氛劝他：“思九州之博大兮，岂惟是其有女？”、“勉远逝而无狐疑兮，孰求美而释女？何处独无芳草兮，尔何怀乎故宇？”（《离骚》）他却“欲从灵氛之吉占兮，心犹豫而狐疑”（《离骚》）。他想象着驰骋于天上四荒，探求真理，追求光明。“陟升皇之赫戏兮，忽临睨夫旧乡。仆夫悲余马怀兮，蜷局顾而不行。”（《离骚》）他在上天遨游，看到一个辉煌灿烂、一片光明的境界。这时，他一回首，瞥见了自己的故乡，强烈眷恋故土的情思，又促使他不忍离去，就连给他赶车的仆夫，这时也感到悲痛，给他拉车的楚国的马也驻足不前，蜷缩着不愿离开自己的故土。猛然间，他又回到了现实。他叹息道：“既莫足与为美政兮，吾将从彭咸之所居！”（《离骚》）在自己的祖国不能实现自己美好的理想，那就追随彭咸而去吧！这是何等高尚的情操，真可谓“气往轹古，辞来切今”。一个人的信念，是不会轻易更移的。“有鸟自南兮，来集汉北”（《抽思》），他像一只孤雁，离开了郢都，飞到汉水之北暂时栖息，眷恋之情丝毫未减。“惟郢路之辽远兮，魂一夕而九逝”（《抽思》），其思念郢都之情，是多么的浓烈！他身处汉北，“虽已被黜，除一再出使齐国外，便都居留郢都，与上官大夫靳尚、令尹子兰等佞臣进行顽强的斗争”。(4)可见他此时虽然被黜，却行动自由，思乡浓烈时，还随时可回故都。到了顷襄王时，却是“惟郢路之辽远兮，江与夏之不可涉”（《哀郢》），他被流放到江南，离郢都更远了。他不能回去，只能“去故乡而就远兮，遵江夏以流亡”（《哀郢》），过着漂流无定的生活。即使如此，他的信念仍然没有改变：“曼余目以流观兮，冀壹返之何时？”（《哀郢》）他踮足四望，寻找着郢都的方向，盼望着能有回去的一天，但是他知道，这只是一个无法实现的幻想而已。所以他在《哀郢》中最后哀叹：“鸟飞返故乡兮，狐死必首丘。”他的信念是如此的坚定。那么，他的“故乡”、“首丘”在哪里呢？郢都只能梦中回去，在经过长期的漂流选择以后，他终于认定汨罗江畔是他的“故乡”、“首丘”而定居下来，这是他强烈的思乡感情——爱国思想所必定使然的。
三、汨罗江和屈原的关系
蒋骥《山带阁注楚辞》谓：“今长沙之地，汨罗所在也……，熊绎始封，实在于此。原既放逐，不敢北越大江，而归死先王故居，则亦‘首丘’之意。”其实蒋说并不足据，屈原选择汨罗作为自己的“故乡”、“首丘”，有着更深一层的原因。
汨水发源于湘、鄂、赣三省交界的黄龙山脉，经平江入汨罗，在今汨罗县城北五里的汨罗山下，与源自岳阳关王桥的罗江汇合后，称汨罗江，滔滔西去，古河道蜿蜒曲折约五十华里，在湘江口与其汇合，再泻入洞庭湖。江北是一片绵延起伏的丘陵，江南是一大片肥沃的冲积平原，从近年来这一带的出土文物判断，早在新石器时代就有人类在这一片土地上生殖繁衍。在屈原居住过的玉笥山上，即现在的屈子祠周围，近年来就发现了大量的商周陶片。那么，这些先民们都是些什么人呢？清光绪六年（公元1880年）版《湘阴县图志》卷六载：“（洞庭湖）以南，历古为荆州地，而后渐沦为三苗，其地广大，春秋时尽入楚分。”（宋以后汨罗县属湘阴县，1966年分设汨罗县）可见此地原先为荆州所属，三苗之民居此，春秋时归入楚的版图。怎么归入楚的版图的呢？《湘阴县图志》说：“楚文王灭罗而徙都郢，乃从宜城徙罗丹阳，已而又南徙湘水之阴，遂为罗国。”北魏郦道元《水经注·湘水》也说：“（罗县）本罗子国也，故城在襄阳宜城西，楚文王移之于此。”可知春秋早期，汨罗江一带属罗子国境。大约由于罗的迁徙，三苗之民被迫再一次南迁直至湘西南一带。罗子国当时实际上是楚的一个附庸国，后被楚所灭，完完全全并入了楚的版图。罗人本是商代中叶芈部落的一个分支，和荆楚同祖。所以，《广韵》谓罗：“本自颛顼末胤，受封罗国，子孙以为氏。”周初封于今河南罗山、湖北罗田一带，其民捕鸟贡周天子以为祭品，与楚的先王同事于周天子，其后裔即以罗为氏。后来，姓氏不分，就把氏当姓了。至今，汨罗江南岸还有罗子国故城遗址，为湖南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按：2011年公布为全国重点保护单位）。这一带还有罗家巷、罗家坪等地名，其居民大多姓罗，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还有罗氏宗祠。清《湘阴县图志·氏族表》载湘阴全境百余姓，大多系明洪武年间从外省迁入的移民，唯谓“罗氏二族一韩弯团（即罗子国故城附近）……并旧族也”，说明这些罗氏居民不是外来户，而确实是罗子国遗民的后裔，仍可算“颛顼末胤”。《史记·楚世家》谓“楚之先祖，出自颛顼高阳”，可证楚、罗本同宗。而“屈原者，名平，楚之同姓也”（《史记·屈原列传》），说明屈原和楚王室同宗，因其先祖封于屈地而以屈为氏。屈原在《离骚》中亦自述：“帝高阳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高阳即颛顼，屈原也是颛顼帝的苗裔。所以，屈原与罗子国贵族亦同族，楚、罗、屈可谓是一个家族中的三个分支。
屈原任左徒遭谗后，被贬为三闾大夫，“三闾之职，掌王族三姓，曰昭、屈、景。屈原序其谱属，率其贤良，以厉国士”。(5)这是一个易于接近人民，同时也为人民尊敬的职务。所以，当他遭流放以后，披发行吟泽畔时，人们还亲切地问：“子非三闾大夫与？”（《渔父》）他自己也是很热爱这一职务的，所以他后来整理写作了祭祀用的《九歌》，还根据宗庙的壁画创作了《天问》。当他来到汨罗时，他必定来到罗氏的宗庙，祭祀罗氏的祖先——也是自己的祖先。他看到这里有自己的宗庙，这里的贵族是自己的同宗，这里的人民和自己同出一部落，这里距长沙甚迩，较辰溆那种荒凉之地发达得多，离郢也较近；所以，他把这里作为自己的“故乡”、“首丘”，而在这里“落叶归根”，就是顺理成章的了。
四、屈原在汨罗的时间和遗迹
屈原在汨罗究竟待了多长时间，史料没有记载，屈原自己也没有阐述。很多人认为，屈原踽踽独行，来到汨罗江畔，恰逢白起拔郢的消息传来，他怀着悲痛的心情，写完《怀沙》，便跃入江中，在汨罗只有短暂的停留。持这种观点的人，大多是从屈原作品的字里行间去推算的，认为他在“欸秋冬之绪风”的孟春到汨罗，“滔滔孟夏”的五月五日即投江自沉。我认为这种可能性很小。《涉江》中“欸秋冬之绪风”时，屈原不在汨罗姑且不论，而汨罗江哪一年不出现一次《怀沙》中的“滔滔孟夏”呢？
根据汨罗江一带的民间传说，屈原在这里居住了大约三年左右。《湘阴县图志》卷二十六：“屈原故宅在翁家洲，今为南阳寺。”即今楚塘乡双桥村的南阳街（按：今属屈子祠镇楚塘村），与罗子国故城隔江相望。汨罗江古河道紧擦南侧而过，北侧又有一条无名小溪。翁家洲就在这汨罗江与小溪汇合口三角洲尖端，地势较低。屈原大约春天来到这里，到“滔滔孟夏”时，汨罗江便涨水，三角洲被淹没，于是屈原搬到下游距此约四华里的玉笥山上居住。根据汨罗江涨水规律，他在翁家洲居住大约不到半年。罗含《湘中记》谓：“屈潭之左玉笥山，屈平之放栖于此，今玉笥山有屈原宅。”郑振铎则说：“他在汨罗江边，一住九年……。当地人民是很敬爱他的。”(6)我觉得这些传说和记载是可信的，从以下三点，亦可论证：
（一）屈原写于汨罗的作品
《离骚》写作时地争论很大，但归纳起来，基本上可分为两大类：一曰作于怀王时或顷襄王之初，或说作于郢都，或说作于汉北；如王逸、朱熹、蒋骥、王夫之、邹汉勋、浦江清等均主此说；二曰作于顷襄王朝流放江南以后，如王闿运、游国恩、郭沫若等均主此说。我认为第二种说法较为可靠，因为屈原在顷襄之初以前没有到过江南，而《离骚》中所写山川风物、语言地名，皆为南楚特色，不深入其境，焉能有如此出神入化的描写。正如当代作家周立波本湖南益阳人，因在东北参加了土地改革，才能写出《暴风骤雨》这样有浓厚东北地方特色的长篇巨著。况且，《离骚》中写道：“济沅湘以南征兮，就重华而陈辞。”如在郢都和汉北必先涉汉水、过长江、横洞庭，才能济沅湘，只有在辰溆才只需济沅、湘而达九嶷。这样庞大的作品，又绝不是一朝一夕所能完成的，应是屈原在流放江南途中，逐步构思或打好腹稿，来到汨罗有了较为安定的生活环境后，修改、整理，直至定稿的一篇作品。所以玉笥山屈原宅之北，有传为屈原写作和吟诵《离骚》的骚坛遗址，至今犹存。
唐沈亚之的《屈原外传》载：“原因栖玉笥山作《九歌》。”王逸《楚辞章句》曰：“昔楚国南郢之邑，沅、湘之间，其俗信鬼而好祠，其祠必作歌乐鼓舞以乐诸神。屈原放逐，窜伏其域，怀忧苦毒，愁思沸郁，出见俗人祭祀之礼，歌舞之乐，其词鄙陋，因为作《九歌》之曲。”可见屈原是在汨罗江这一带收集民间祭祀的歌辞，加以整理创作而成《九歌》，这是浩繁、复杂而庞大的收集整理和再创作的过程，绝不是短暂的时间所能完成的。
除《九歌》之外，还有《九章》中的《哀郢》、《惜往日》、《怀沙》等篇，也是在汨罗江一带完成的。《怀沙》有两种说法：一说是绝命辞，一说是怀念长沙。无论何种说法，都可论证系作于汨罗。《惜往日》“从内容上看，可能是屈原最后的作品，创作时间估计离开他自沉汨罗江不会太久”。“因篇末有‘不毕辞而赴渊兮’一语，故当作于《怀沙》之后。”(7)我认为此论极确，《惜往日》才是屈原的绝命辞，作于汨罗无疑。《哀郢》的写作时间也有分歧，但郭沫若认为“此篇王船山认为所纪者乃楚顷襄王二十一年秦将白起攻破郢都，楚东北保于陈时事，极是。”(8)缪天华亦认为“大约作于楚襄王二十一年”，(9)陆侃如等人也认为“这是可信的”，(10)从篇中所述之事，结合本节开头之论，亦应作于汨罗。试想，这么多的作品，怎么能在短暂的时间里完成呢？
（二）屈原在汨罗的遗迹
除上面提到的屈原故宅遗址和写作吟诵《离骚》的骚坛外，还有玉笥山至南阳街这一段江岸是他行吟泽畔的江潭，这一段河道还有他投江的屈潭、被陈尸的晒尸墩、和渔父促膝谈心的独醒亭、濯足洗缨的濯缨桥、玉笥山上避暑纳凉的桃花洞等。特别是还有许多纪念女媭的遗址。女媭者何许人也？史无记载，归纳说法有四。王逸《楚辞章句》曰：“女媭，屈原姊也。”汪瑗《楚辞集解》曰：“媭者贱妾之称”，似乎是屈原的侍妾。郭沫若在《屈原赋今译》中释为“女伴”。汨罗江一带的民间传说为屈原之女。这里有女媭立其上盼父归来的望爷（此地方言称父为爷）墩，为屈原绣像的坐处绣花墩，磨剪自刎殉父的剪刀池，与其兜土葬爷经过的烈女桥等。还有屈原墓十二疑冢，以及为屈原筑墓取土成塘的楚塘、子长吊屈原处江暮潭、宋玉、景差为屈原招魂处等众多的遗迹。除了屈原的家乡秭归，恐怕再没有什么地方有如此之多的纪念屈原的遗迹了。如果只是短暂的停留，其遗迹岂能如许之多？
（三）有关屈原的传说
汨罗江一带，有关屈原的传说达数十个之多，如“一卷《离骚》山鬼哭”、“游罗城”、“南阳庙的灯光”、“独醒亭畔遇渔父”等，反映了屈原和当地人民的亲密关系，还有很多有关女媭的传说，在此不一一赘述。如果只是短暂的停留，四月来，五月初投江，恐怕认识他的人都极少，更不要说如此深切地了解他的诗人，并留下如此众多的传说了。
五、屈原投江地点考证
汨罗江注入湘江处以上约三华里，古时涨水季节为一片水泊，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末，汨罗江尾闾围垦工程后，已围入国营屈原农场，现仅存河汊。汨罗县人民政府在此立碑：“河泊潭（又名屈潭、沉沙港），战国时代的爱国诗人屈原目睹楚国危亡，痛不欲生，遂于公元前二七八年农历五月五日，在此投江殉国。”并被列为县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我认为这里不是屈原投江的地方。
这一误记，源于清光绪《湘阴县图志》，该书《水志》篇沿引《荆州记》的记载：“屈原潭即屈原自沉处。”该书《水利志》记载：“河泊潭距古罗城三十里，正古屈原潭也。”把河泊潭与屈潭误为一处。而该书《水志》中又记载：“长沙汨罗渊也，屈原所沉水。屈原所自沉处，实在罗水。”并指出：“汨水经罗县（指罗子国故城，秦汉为罗县）北谓之罗水。”并对《水经注》“汨水又西为屈潭，屈原怀沙自沉处，即罗渊也”的“汨水”作了这样的解释：“汨水名实自《水经注》始，……道元所云汨水皆合罗水言之。”不难看出，这里互有抵牾。而这误记，实在又来自《水经注》。郦道元只说屈原投江的地方在罗渊，为了纪念屈原更名屈潭，地点在“汨水西”，但这个“汨水西”实在太含糊了。汨水是汨罗江的主流，与罗水汇合处以下五十多华里都可称汨水西。《湘中记》对屈潭的位置作了比较准确的记载：“屈潭之左玉笥山”指出屈潭在玉笥山的脚下。清乾隆甲戌春（公元1754年）湘阴知县陈钟理亦写道：“公余访三闾沉渊处，旧有祠，为湖水侵啮……”由此可见，屈原投江不应在沉沙港或河泊潭，而是在屈子祠前至南阳里这一段河道。据史料记载和有关传说，这一带江岸为屈原与渔父交谈处，司马迁吊屈原亦在此。因后人有“千载史公流涕处，至今无草怆江潭”之句，所以这一段河岸又称江潭或江暮潭。古代多以舟为远行工具，假如屈原是在河泊潭投江，那么司马迁为何船过河泊潭不吊，而要逆水行舟三十多里，到这里来吊屈原呢？
沉沙港和河泊潭也不是一地两名。汨罗江入口处，古时分为几条河道，这里是其中的一条，与湘江汇合。我认为古代狭窄的汨罗江在这里汇入宽阔的湘江，带来大量泥沙沉积而得名。史料上并无屈原在此投江的记载，距玉笥山屈原居住地也非常远，屈原怎么会跑到这里投江呢？
河泊潭在沉沙港与玉笥山之间，古河道弯弯曲曲，距玉笥山约三十华里，陆路不过十来里，应是屈原写作《九歌·河伯》之处。“伯”与“泊”土语谐音，古代涨水季节为一片水泊，鱼虾极多。至今登临北岸的凤凰山，极目远眺，仍能想象当年惊涛拍岸，烟波浩渺，鸥翔鱼跃，莲荷飘摇的壮景，引起人们的遐思，故屈原《河伯》中有“乘水车兮荷盖，驾两龙兮骖螭”和“波滔滔兮来迎，鱼鳞鳞兮媵予”等句。
综上所述，我认为屈原在怀王朝被疏，引退汉北之时，就萌发了效法彭咸、申徒狄，投江殉国的意念，及至襄王朝被流放江南以后，此念愈坚。并由于他热恋乡土的爱国思想的驱使，选择了与他有密切关系的汨罗江畔作为自己的“故乡”、“首丘”，并在这里居住了相当长的时间，完成了《离骚》，写作了《九歌》和《九章》中的部分篇章，最后在他居住过的玉笥山前一段河道中自沉殉国。
（载《岳阳师专学报》1985年第三期，收入中国屈原学会主编，齐鲁书社1988年出版的《楚辞研究》论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