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一、研究意义

中国近代史是一部充满屈辱和抗争的历史，也是一部中西文化交流、冲突和融合的历史，在此期间，基督教传教士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不论喜欢还是憎恶，有意还是无意，涉及晚清变局的历史研究都很难忽视他们的存在。基督教（Christianity）是一种信仰一神和天国的宗教，以“上帝”为唯一真神，以《圣经》为唯一经典，其前身是古代犹太教，在近代虽然经历了宗教改革、科学革命和工业革命的冲击，在全球仍然具有广泛的影响。现代基督教主要包括三大宗派：一是历史最悠久、基于罗马教会及各地教区的罗马公教（Catholic Church），意为至一的、至圣的、至公的使徒教会，教会代表为历任教皇，教廷建在梵蒂冈城国，俗称天主教，亦即旧教；二是古罗马帝国分裂时以君士坦丁堡为基地的东部教会，宗教文化保持了早期基督教特色，以君士坦丁堡主教为普世牧首，认可罗马主教为首座主教，但反对首座权，自封为“正宗”，因此称为东正教（Orthodox Church）；三是16世纪宗教改革后形成的基督新教（Protestant Church），现代新教又特指“大觉醒运动”后产生的系列宗派，是加尔文宗归正思想的延续，拒受教皇绝对权威，反对旧教繁琐教规，又称耶稣教，简称新教。⁽¹⁾基督教传入中国的历史，一般遵从陈垣的“四期说”：第一期是唐朝的景教，第二期是元朝的也里可温教，第三期是明清的天主教，第四期是清朝的耶稣教。⁽²⁾景教意即“光明正大之教”，实为早期基督教的聂斯脱利教派（Nestorian），创立于5世纪，公元435年被宣称为异端后开始流亡，6世纪进入中国。据《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记载，贞观九年（635年）阿罗本（Alopen）到长安传教，三年后唐太宗正式恩准建寺，景教随后发展较快，曾一度“法流十道、寺满百城”⁽³⁾，但由于被误认为是佛教的一支而在武宗灭佛后销声匿迹⁽⁴⁾。也里可温教（Erkaum）是天主教在华各教派的统称，“也里可温”意即“信上帝的人”，他们依附统治阶层而主要在蒙古人、色目人中传教，1289年朝廷曾专设崇福司管理信徒，但在占人口最多的汉人中几无信徒，又因元朝国祚甚短，也里可温教对中国传统社会文化影响甚微。明清以降天主教传教士不远万里浮槎东来，其中以利玛窦为代表的耶稣会士奉行“以耶补儒”的文化适应策略，掀起了中国翻译史上的第二次翻译高潮⁽⁵⁾，尤其是西方科技著译成果丰硕，后来却因“礼仪之争”而被禁教⁽⁶⁾，也使中国失去了全面学习西学跟上时代步伐的机会。晚清基督新教来华则几乎伴随着帝国主义的殖民扩张，但尽管有坚船利炮为后盾和不平等条约做保护⁽⁷⁾，传教却屡遭抵制，为此以李提摩太为代表的自由派传教士采取“以学辅教”的文化适应路线，从事开设学校、建立医院、办报办刊、著译西学、鼓吹西政等世俗活动。这些活动客观上激发了中国人“睁眼看世界”的意识，将西学著译的重点从自然科学转移到人文社会科学，为晚清危局建言献策，对近代历史进程和文化转型产生了重要影响。

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1845-1919）是英国基督新教浸礼会士，从1870年2月怀揣救世热情来到中国时起，到1916年5月返回英国，除去中间两次短暂回国休假外，在华生活工作45年⁽⁸⁾。作为晚清来华传教士的领军人物，他一方面虔诚宣教，努力救灾，扶危助困，从事着也许可以理解的本职使命；另一方面又积极参与世俗事务，针砭时弊，顾问政局，宣传变法，办学育人，在晚清社会变局中风生水起。熊月之曾评论说，“李提摩太集传教士、学者、政客于一身，传教，译书，办学，进行广泛的政治活动，样样搞得有声有色……与达官显宦的交往之多，与各种政治力量的接触之广，对中国政局的影响之大，那是晚清任何传教士都不能相比的”。⁽⁹⁾尤其值得称道的是，李提摩太倡导“以学辅教”的文化适应路线，著书立说，西学东渐，积极传播西方科学文化知识，向中国输入了政治维新思想、经济图强理念和教育革新意识。但令他始料未及的是，“以学辅教”的“教”并未如期开花结果，而“学”却插柳成荫。尽管李提摩太西学著译中的“救国良策”有宗教化误释和殖民化误导，但无论基于什么身份或什么样的主观意图，他作为旁观者在晚清中国积贫积弱之际努力通过著译手段，输入了大量西方科学文化知识和社会治理策略，客观上有利于开启民智和厚惠民生，对于推动晚清社会变革做出了无法抹煞的贡献。

李提摩太被众多晚清官吏看作“豪杰之士”，其中洋务派称其为“中华良友”，维新派颂其为“道德伟人，博爱君子”，被清政府赐予头品顶戴和二等双龙宝星并诰封三代的荣典，在晚清社会变局中留下了浓墨重彩的历史印记。然而从1949年后直到20世纪80年代，李提摩太又被描述成“一个典型的为帝国主义服务的传教士”⁽¹⁰⁾，甚至是“一只狡黠的戴着假面具的狐狸，一个凶残的披着美女画皮的魔鬼”⁽¹¹⁾。他向中国努力传播的“救国良策”也被视作是居心叵测的文化病毒。20世纪80年代以后学术界对传教士主题的研究渐趋理性化和客观化，越来越多的研究开始从正面考察李提摩太对晚清社会的积极影响。历史是无情的，对历史人物的评价是复杂的，但历史更是不能被忘却的，恰逢李提摩太离开中国100年之余，世事沧桑，朽骨飞尘，是非功过，理应评说。

本书研究意义总结如下：

（一）学术理论价值：目前学术界对李提摩太的研究，多关注的是他作为传教士和政客的所作所为，对他的学者及文化使者身份未给予足够的重视，成果不多。本选题研究将在搜集梳理李提摩太西学著译相关史料基础上，立足文本本身，有机结合翻译学、历史学、传播学、宗教学和社会学的理论知识和研究方法，尝试弥补以往研究中对著译模式和语言特征方面的欠缺之处，为此综合探讨李提摩太在华进行西学著译的历史背景、阶段历程、模式语言、主题内容和影响评价，努力实现在跨学科、多视角综合研究中拓宽文化交流史研究的范围和路径。

（二）现实参考意义：本选题研究通过探讨李提摩太西学著译的宗教历史转型和晚清社会变局的时代背景，论证李提摩太的文化适应策略和文化使者身份，揭示学术著译具有的文化传播功能，分析西学著译的文本选择和策略模式中突显的中西会通的时代应用性，同时考察中西合作著译模式中译者角色区分的个体能动性，从而可以为中国经典的对外译介提供多选策略借鉴，为“文化走出去”战略提供历史经验和智慧启迪。